书城成功励志钱脉:胡雪岩的那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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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财富生命远胜于伦理纲常(1)

一 官老爷尽入我彀

封建社会实行官本位,什么事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要想一展身手,唯有得到官家的支持,胡雪岩深谙此道。于是在他的筹谋之下,一个又一个手握行政权的朝廷大员纷纷钻入他的彀中。

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因此,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阻挠一个小商贩做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生意经营进行下去,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一些聪明的商人会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发展空间就越大。

胡雪岩是何等的精明,他很清楚官路就是财路,官越大,财路越广。利用官府为自己办事,这是成大事的基础。

1. 资助王有龄,第一棵树靠得很“有才”

有些人做梦都想捡到金元宝,而醒来后才发现自己手中仍旧是两手空空。有些人不等不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把一坨牛粪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胡雪岩就有这样的本事。

这坨蕴藏着无尽财富的“牛粪”叫王有龄,本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候补道台,分发到浙江,王有龄也随父亲到了浙江。老王到杭州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实惠的实缺职位,反而因为心情抑郁、老病侵扰,不及一年就客死他乡。王有龄无力送父亲归里安葬,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也就只好客居杭州了。王有龄的父亲在世时,也曾为他捐了一个盐运使的官衔,但也从未放过实缺,自己想进一步再捐个县令、道台之类的正经官衔,又苦于没有一文钱的资本。到胡雪岩与王有龄相识的时候,王有龄实际上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副不肯放下的穷酸读书人的架子,每日里到茶馆穷泡的绝望境地,丝毫不亚于牛粪仗着自己的金黄色硬装金元宝一样。

机缘巧合,一次在茶馆,胡雪岩与王有龄偶遇。交谈之中,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的心事。空有一腔抱负,却无钱捐得前程。

胡雪岩顿时警觉起来,这个穷酸书生不可小觑,在他身上隐藏着一股非一般的力量,日后必成大器。只要我帮助了他,那么我的人生就有可能发生剧变。

胡雪岩说到做到,自己没钱,就从公款里“借”出了500两银子,交与王有龄使用。

有了资本,“牛粪”开始发烧了!王有龄不负胡雪岩所望,通过打点,得到户部右侍郎何桂清的举荐,被委任浙台总办之职。上任后,王有龄加息还清了胡雪岩的银子。随着王有龄官位的提升,胡雪岩借助王有龄的势力,一手办粮饷军械,一手办钱庄业务,拉开了他一生亦官亦商的序幕。

2. 笼络何桂清,经营得便利

何桂清(1816—1862年),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编修,历迁至内阁学士、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在太平军打击下,库帑空虚。当时何桂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赏事务,推行钞法,竭力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同年秋,何桂清督江苏学政,疏陈兵事,谧督抚之畏葸怯懦者,无所顾忌,为朝廷激赏。

王有龄与何桂清家本为世交。王有龄在接受胡雪岩资助北上之时,重遇何桂清。在何桂清的支持下,王有龄得以青云直上。

王有龄吃水不忘挖井人,把因挪用“公款”而被革职的胡雪岩招至帐下,一切事务俱交与胡雪岩处理,并把胡雪岩介绍给何桂清认识。

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商业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妆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就同意早日动作,胡雪岩则趁机进献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何桂清各处打点活动的费用。

为了自己一派势力的人再掌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何桂清。

何桂清得偿心愿后,对胡雪岩是言听计从,把江南大营事务全部交给胡雪岩打理。胡雪岩利用何桂清的关系,参与出谋划策,在苏淞等地区赚得盆满钵满。

胡雪岩早期经营上能迅速扩展,与何桂清对这一带的控制不无关系。

3. 结识蒋益澧,迎来人生转折点

蒋益澧(1833—1875年),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随克黄梅、广信、义宁州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部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蒋益澧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旋即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猛,连败太平军,得以陆续官复原职。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率所部入浙参加对太平军作战。两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蒋益澧率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杭州的时候,曾经被胡雪岩收服的张秀才父子因开城迎接清军有功,获得了一个七品官的奖赏,被委派为善后局委员。张秀才趁机进言,杭州的善后工作,必须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蒋益澧竟信以为然。

胡雪岩当时正在上海筹措粮食,闻讯随后便押着一万石粮食沿运河南下直达杭州城。蒋益澧闻知大出意外,这些大米真如从天而降,令人惊喜交集,当即允诺胡雪岩抚慰官军、整饬军纪、严禁骚扰杭州百姓。作为胡雪岩筹粮有功的奖赏,藩库的所有收支,蒋益澧均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代理。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

在胡雪岩的协助下,蒋益澧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的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都办得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结识蒋益澧,让胡雪岩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4. 依附左宗棠,攀登人生最高峰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家境清寒。21岁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留心农事。

太平军起事后,左宗棠曾两次入湖南巡抚幕府,先后服务于张亮基、骆秉章门下,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他招募人马,组成一支约5000人的“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李秀成部攻袭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接任浙抚。

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甚密。终其后半生,胡雪岩都在忙于为左宗棠筹饷购械、运粮、买机器、办洋务。左宗棠依赖胡雪岩的采办而能安心做大事,镇压太平军,围剿捻军,平复新疆叛乱等。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的庇护而能成为“红顶商人”,获得巨大的商业发展机会。左宗棠性高傲而自然成威严,胡雪岩善恭维而又善经营。从胡雪岩“虽破产而未曾稍有贬抑,气概光明磊落,不愧为杭铁头”来看,二人骨子里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5. 是官就有用,入彀者多多益善

胡雪岩深知官路就是财路,除了巴结王有龄、何桂清、蒋益澧、左宗棠外,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先生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

甚至,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权臣奕、文煜等人拉上了关系。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等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集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二 天生的交际家,朋友遍天下

一个人也许可以忽视别人,又或许选择与人对立,但若想在事业上获取伟大的成就,就必须与人和睦相处,互为资源。

朋友,实在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漂亮词。人是群居的生物,只要有交往,就会产生朋友;只要称朋友,就意味着人格的平等、情感的亲近、关系的密切,因此“朋友”一词不仅兼收并蓄、包罗甚广,而且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词儿。

朋友,就意味着友谊、合作、帮助、平等、信任,等等。它容易使双方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从而为交往与合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可以这么说,大凡能成大事者,必然是朋友四面环绕,处处都见友情赞助。在这个意义上说,“朋友是个宝”,“多个朋友多条道”。

朋友多,事情当然好办,真正应了“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话。然而人心诲诲,人性难测,凭什么别人孤寡单独,就只有某某人到处受欢迎?理由无他,盖因其人平常爱交朋友,所做之事但凭交情罢了!

胡雪岩天生就是个交际人才,喜欢处处交朋友,时时帮人忙。并且,胡雪岩交起朋友来,生冷不忌,水陆并陈,没有三六九等的界线,真正是什么人和他都有缘分。

1. 把同行冤家都变成生意上的朋友

我国有句老话,“同行是冤家”。盖因同行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圈子里的资源是一定的,你多得一点,他就少得一点;他多得一点,你就少得一点,大家都想多得一点,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竞争。虽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才能有发展,但竞争更多的时候是恶性的,于是,同行成为冤家。

再则,同行容易相轻。都干一件事,就存在一个干好干坏的问题。谁干得好,谁干得坏,除外人的评价外,同行自己往往存在一个谁也看不起谁的问题,容易相互拆台,团结不起来。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同行业者之间除了相互的竞争,还有相互合作的一面。胡雪岩是非常注意同行间的相互合作的,他说:“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办得成。”

湖州南浔丝业“四象”之一的庞云缯就是胡雪岩过从甚密的合作朋友。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各国把中国当做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浔辑里湖丝大量外销,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蚕丝生意。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经此鼓励,胡雪岩决心把丝业做得更大。

但是,钱庄出身的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小打小闹尚能应付,要想把丝业做大做强,非要有一个内行做帮手才行。于是,他寻求居湖丝产地、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合作。

庞云缯,字芸皋,祖籍绍兴,“童年十五习丝业,精究利病……镇中张氏(张源泰)、蒋氏(三松堂蒋家)初与公合资设丝肄,大售,众忌其能,斥资以困之。公遂独操旧业……数年舍去,挟资归里,买田宅,辟宗祠,置祀产,建义庄,蔚然为望族。”可见,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没费吹灰之力,两个人就达成了共识。如此一来,强强联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形成了气候。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里说:“光墉所营丝茶叶……丰财捷足,操纵江浙商业。”《光绪实录》上也说:“光墉(胡雪岩)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其实,当时蚕丝的国际转运和行情操于洋商之手,这里所谓的“垄断”当指胡雪岩在华商中把持蚕丝的国际业务。当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丝生意得到庞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实际上,胡雪岩生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胡雪岩的每行生意都有极好的合作伙伴,而几乎他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胡雪岩发迹之后,他也时刻不忘记对同行特别是对下等商人的提携。浙江慈溪人严信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严信厚(1828—1906年,一说出生年份为1837年),字筱舫,浙江慈溪人。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在宁波鼓楼前恒业钱肆当学徒。17岁时,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

同治初年,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军需、款项,因此结识了严信厚,那时,他只在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胡雪岩对他颇为赏识。因严信厚爱好书画,“鉴藏书画,类多精品”,常临摹名家书法,尤善画芦雁,遂以自绘芦雁团扇赠予胡雪岩,胡称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

1872年,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于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督军镇压捻军,于是委派严信厚在上海囊办转运饷械。由于严信厚办事干练,深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保荐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当时因晋豫饥荒,遂又令严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抚,并负责督销长芦盐务。光绪十一年(1885),又令其担任天津盐务帮办。

在经办盐务的同时,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他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经营汇兑和商业拆放业务,同时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分店,由此建立起当时比较新式的钱庄网。由于当时币制复杂,各地通用银两成色互异,汇兑行市凭票号操纵;再加上交通迟滞,票号所出汇票往往时隔数月,持票人方来兑现,源丰润票号因此获得厚利,在旧式金融业中号称信用最高、资力最雄厚,堪与外商银行匹敌。

严信厚发迹之后,时刻不忘胡雪岩的提携,两人在生意上合作比较紧密。

胡雪岩渐渐将生意做大的过程中,总是不忘记照顾同行朋友的利益这一准则。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尤其是江浙一带直接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更是大办团练扩充军队。有了兵就要有兵器。胡雪岩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他决定先买枪。在买不买炮的问题上,他却考虑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