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世是口碑甚好的准则，圆世是利害相关的准则。能圆自然不方，只是舆论压力来了，只好跟随着众人取方求圆。这种无甚定见的常人生活，是我们时至今日庸碌无为的唯一原因。
胡雪岩的不同正是在这里。他一生下来就没有那么优越的生存条件，与上流想法甚远，对一个钱庄的学徒来讲，高论的遵从与否，无甚压力，既然如此，认准了一条走下去，倒不是很难的事。
圆活既表现在“使活”上，又表现在“灵活”上。治损不致残的处世原则，典型地表现了胡雪岩的这一态度。胡雪岩有一条原则总是恪守不渝的，那就是：总是给对方留个台阶，留条后路。最后的印象总是大体相同的：治我损我，拆我的烂污，那是行不通的，甚至应该让你没有好下场，但是只要你尚有可用的地方，饭总是大家一起吃的。
再比如胡雪岩的朋友郁四因听信家人叨扰，把水晶阿七赶出后，阿七旧情萌发，居然又去纠缠青梅竹马的旧好陈世龙。陈世龙已经有了阿珠，并且心思贞定，立意要干一番事业，以不负师父、妻子和岳丈岳母的期望，岂有对阿七松口之理？
这种局面让陈世龙烦心，让阿七酸心，让郁四灰心。
胡雪岩却想出现代战争简单得不能简单的办法来：“船并老码头。”
阿七和郁四的感情毕竟有了几年，不是那么容易断的。只有阿七重新回去了，才能平抚郁四颓丧懊恼的心。这件事做完了，阿七给陈世龙带来的麻烦自然也就没有了。
不过这事能否成功，关键还要看能否把郁四和阿七分头说拢。这就显出胡雪岩对人心人情的透彻体悟。
到了聚成钱庄，胡雪岩的第一句话就是责问阿七到底咋回事？
郁四面对胡雪岩，只是一个劲摇头叹息。通过察言观色，迂回试探，胡雪岩看出郁四心里还眷恋着阿七，盼着她能够回来，可是他又怕阿七心里有气，故意拿乔。胡雪岩把郁四的心理摸透以后，主意也就有了。他向郁四打下保票，一定帮他把阿七弄回来！
胡雪岩说到做到，他回头找到阿七，摆出为她打抱不平的神态，恨恨责备郁四无情无义，得福不知，一下赢得阿七的信任。阿七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胡雪岩倾诉自己的委屈。胡雪岩一言不发地听完她的一腔怨言，也就把她真正的心意探清楚了。她嘴上虽然怨恨郁四，其实心里一直摆脱不掉郁四的影子，这么一来，胡雪岩便有十足的信心促使两人重归于好了。
结果自然是一阵雷雨，化作了春风。
这是胡雪岩圆融的“融”。总要使各方都感到满意，感到没有羁绊，感到活起来还算有汁有汤，有滋有味儿，这个“圆”字才算没有白做。
胡雪岩的圆世态度，既在通，又有活，还在融，归结在一起，无非是要达到圆满无憾。通是权和变，活是趋向、目标，融是状态，满是结局。
通时权变，这在儒家也是有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儒家看来是经，是本则；嫂溺而叔援，那便是“权”了；人命关天，生命原则突出了出来，在平时为经所制的各种戒律可以暂时失效。这在儒家也是允许的。
这样看来，“失节事大”是经，饿死事小却是有悖于通权原则的。宁明理学之残忍，也正是表现在重经不重权的这种宣扬上。这是一种守原则而弃权变的理论，故而为偏不为圆，为腐不为通。
自然，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它养成的只能是偏执型人格。这种人格，由于有了先导的原则在那里，多半是清高型和不经济、不实惠的一类，作为一个时代的脊梁和社会良心是可以的，依靠他们来维持生计则万万不能。
胡雪岩是事业型的，本来就不受这种主流的影响，因而能毫无羁绊地发展出这种圆世态度来。这种态度，裨之无甚高论，开宗明义就是先要生存，后要过好，然后再培养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温暖来。因为没有什么固定原则，故而表现为通、活、融、满。
方民是个智慧境界的处世态度，比之浑然无觉的生活状态来有着不小的差别；圆世则是近乎宗教境界的处世态度。因圆而近乎神，只要仔细体味一下“神、通、广、大”四个字，就着实不难理解了。圆世的态度带来的是无所不通、法力无边的效果，这就是“神”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胡雪岩的江湖纵横，呼风唤雨，表现出的东西正是“神”的定义所包含的。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圆世态度。
2.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这也是一句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俗话，是说一个人做事，不能只想到自己事情成功的圆满，还要能为别人考虑，要能体谅别人的难处，要能为别人分忧。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不想自己，但想自己的时候也不能不想想别人。
胡雪岩常常把这句俗语挂在口头上，而且每天晚上他都要仔细地梳理一下自己白天所做的事，以及第二天应该做的事。该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立刻就去办，从不耽误。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运漕米的难题，需要松江漕帮帮忙，因为松江漕帮在上海有一家很大的通裕米行，现存十几万担大米，胡雪岩需要说动漕帮首领将这十几万担大米借垫给浙江海运局，以完成他的就地买米之计。胡雪岩以他的见识和懂“门槛”，深得松江漕帮尤五的赏识，被尊为“门外少爷”。关于请漕帮借垫大米的要求也得到满口答应。
不过，从言谈当中，胡雪岩也发现尤五有没有说出口的难处。漕帮的难处，根子在此时朝廷已经提出漕米由河运改海运的动议。江南苏、松、太一带向朝廷输送粮食，一直是由南起杭州、北抵京师的运河水运的，所以称为漕运。负责漕运的船都是官船，分驻各地，称为漕帮。漕帮自然是靠漕运吃饭。不幸的是，黄河淤积逐年加重，有些河段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河，“春水船如天上行”，已经无法治理，而运河受到黄河影响，航运状况也越来越糟，天旱时节经常断流，由此，道光初年朝廷就有了漕米改海运之议，到此时海运已经在浙江试行了。
如今漕米改海运，自然是断了靠运河运送漕米的漕帮的生路。对于松江漕帮来说，目前正处于极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无漕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已经落下很大的亏空需要填补，同时帮里的弟兄的生计也要维持，另一方面，还要设法活动取消海运，恢复运河，到处打点托情，也需要大笔资金。本来那十几万担大米早已定下脱货求现的原则，以敷帮内急用，如今垫付给浙江海运局，虽有差额可赚，但将来收回的仍是大米，实际上完全违背了脱货求现的宗旨，只是尤五觉得自己是一个“江湖上走走”的汉子，故而不愿意将难处说出口罢了。
至于胡雪岩，则决不愿意已经知道别人有难处还要装假卖糊涂。他的原则是：第一，不能只要别人帮自己的忙而不顾别人的难处，“不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如果别人有难处，则宁可另想办法，也不能勉强别人。第二，要能够把别人的难处当自己的难处，知道别人的难处，就要尽力帮忙解决。也正是有这两个原则，胡雪岩坚持弄清漕帮面临的难处，并请信和向漕帮贷款，以帮助漕帮渡过难关。实际上，由于漕米改海运，许多钱庄怕担风险，已经不愿意向漕帮放款了。
这就是常说的将心比心，为别人着想。
其实，从商务经营的眼光看，能够为别人着想，许多时候常常也是为自己的生意铺平道路的一种方式，至少客观上可以收到这种效果。比如胡雪岩能够主动为漕帮着想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就既有他个人品性在起作用，也有他作为一个生意人从生意的眼光看问题的作用。胡雪岩知道，漕帮当家人尤五固然宁愿克己，不谈自己的难处而爽快帮助自己，但如果自己知道别人有难处而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就成了“半吊子”，自己与漕帮合作，也就是只此一回，再不会有第二回了。事实上也正因为胡雪岩没有做“半吊子”，他也由此与漕帮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胡雪岩其后的丝茶生意、军火生意，如果没有漕帮的合作与支持，几乎都很难成功的。某种意义上说，想想别人或为别人着想，其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自己着想。
3. 精通人情，帮人帮到实处
胡雪岩熟透人情世故，遇见有才干、可以结交的朋友并能够收为己用的人就相机而变，在帮助对方的过程中自然就放出一个人情。这是胡雪岩在结交朋友时，以情服人的原则，他在帮助对方时，始终能够做到帮人帮在实处，总能够做到别人缺什么，就及时地送什么。做这种事的关键之处在于只要看出征兆就立即行动。
例如，当初胡雪岩随王有龄到上海办事过程中，有事情急切需要当地富商豪绅出面相助。如果贸然拜访，事情肯定无法顺利办好。胡雪岩想必须找机会先送他一样紧缺的东西，但身为富商豪绅，他缺什么呢？在那年代，商人见官低一级，他缺的正是官场给他威风，给他的面子。于是，胡雪岩决定找机会送一个大大的面子给上海富商。恰好当时抚台大人送给王有龄一桌海菜全席。于是胡雪岩与王有龄商量后决定，迅速将这桌酒菜摆到了这位豪绅府中。豪绅一听是抚台大人所送的海菜全席，平时那目中无人，十足的傲岸顿时抛于九霄云外，变得对王有龄、胡雪岩二人毕恭毕敬。
胡雪岩抓住机会，送当时尽管富甲一方但社会地位却低的商绅一个大大的官场面子。这样的做法，也许只有胡雪岩想得出来，不爱珠宝，只爱虚荣，一桌席面胜过许多重礼。这在平常人是想都想不出来的。这足以显示胡雪岩做事之高明，他做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
又如胡雪岩结交古应春的过程，古应春是上海洋行里的翻译。他在当时的十里洋行里是个人尽皆知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说，那也算一大腕儿。
由于古应春自小就读于基督教会学校，后来到上海学生意，既擅长外语又懂生意经，便做上了翻译这一行。胡、古二人的相交缘自于二人共同的感触和认识——做洋务。
经过一番交谈，两个人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认为国人须拿出点自己的骨气，如果中国人内部自相揭底，吃亏的是自己，占便宜的是洋人。因此，当时中国的丝业如果要与洋人进行竞争，就必须要求至少东南沿海一带的丝业商人联合起来，作为整体来同洋行抬价。否则，零散的丝业同行之间互相拆台，不仅谁也挣不到钱，反而便宜了洋人。
有了想法，胡雪岩和古应春二人决定联合上海丝业，一致对抗洋人商行，为中国商人争一口气。此时二人对洋人、洋行都摸得十分透彻，以后与洋人做生意，必须相互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