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钱脉:胡雪岩的那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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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胡雪岩的成功可以复制(4)

胡雪岩碍于吴以同在场,只得择其精要,含含糊糊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夏同善却早已了然于胸。“雪岩兄好眼力,不愧能识人心,通人情了。杨昌浚今日,也只有自上而下,给他找个台阶了。这台阶他下,那就好;不下,可就莫怪别人了。”

夏同善又转脸对吴以同道:“吴先生,回京之后,我自会与同乡同僚共商,相机进言。两条人命也不是小事,不能轻易定谳,为皇上圣德之累。”

吴以同赶忙起身施礼,夏同善也站起还了礼。离席之后,吴以同就匆匆去多子巷找到另一个同年旧好,向他打听杨菊贞状告情况。

杨菊贞这时已经下定了二次进京上控的决心。她又两次入监探视杨乃武,问杨乃武在京杭有哪些朋友可以帮忙的。杨乃武告诉她:“在杭州可先去看汪树屏,他是癸酉同榜的举人,在白尼山汪家是有名气之人,对朋友讲义气肯说话,能急人之急。他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京里也有不少世交。他哥哥汪树棠,是个小京官,去看他时,把京控的诉状给他看看,让他知道案情的曲折,他一定肯尽力帮忙。第二个要看的就是好朋友吴以同,是胡庆余堂胡雪岩的西席,他也一定会帮忙。”杨乃武还对她说:“把京控的诉状多抄写几份,到京分别投呈各有关衙门在京的浙江同乡”。

杨菊贞探监后,先去看了汪树屏。其时汪树屏也先与夏同善碰过面,听夏同善隐约讲及杨乃武一案的冤情。所以杨菊贞一来,他满口答应,除写了封给汪树棠的信交她带去外,还联系了在京、在籍的士绅及同榜的举人十八人,联名打公禀,向都察院控告,说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浙江承审大小官员,一味刑求,严刑逼供,草菅人命,罗织冤狱,请将全案提京复审。

杨菊贞又去胡庆余堂看了吴以同。吴以同把胡雪岩自上海回来后,仔细了解杨乃武案件,如何安排他与夏同善谋面,以及夏同善如何被说动等情况都告诉了杨菊贞。并且告诉杨菊贞,胡老板早已留下话,要吴以同操心,等杨菊贞一来,马上通知他。

吴以同带着杨菊贞去见胡雪岩。胡雪岩又听杨菊贞把整个案子细述了一遍。最后胡雪岩道:“乃武这案子,我也是回来后才知道。照理,是在三府这一级就可以弄清的。现在时机已过,也只好委屈你打京控了。不过请你放心,除了夏同善外,我再介绍几个人与你,进京后你把我的信交给他们看。”

胡雪岩又详细问了杨菊贞进京上诉状的人数。最后,他拿出二百两银子,要杨菊贞收下,作为来去的盘缠及在京的用度。另外还有三百两银票,告诉杨菊贞收藏好,一路上尽带现银未必方便,有了银票,进京后可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兑成现银。并另修一书,让杨菊贞捎带给胡雪岩在北京钱庄的档手,告诉他若杨菊贞有何需要,务请准时给予方便。

杨菊贞跪下深深叩谢。自从案子发生后,为了诉讼费用,杨家的十多亩桑田,连同所住的房子,都已经当卖掉。二次进京的盘缠,杨菊贞正苦于没有着落;只是爱弟情切,她从没有因为盘缠无着打消京控的念头。现在胡雪岩出手资助,无异于是救人于水火之中。

当时胡雪岩就让人磨砚备纸,由胡雪岩口授大意,由吴以同执笔。写完后吴以同再念一遍,待措辞、文意都满意后,誊改清楚,分别封好,交与杨菊贞,要她上京后一一面呈。

有了这么一些准备,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菊贞偕詹彩凤,连同荣绪及“抱告”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北京。他们先去看了夏同善,递交了胡雪岩的信。夏同善夫妇即接见了杨菊贞姑嫂二人,看了杨乃武京控的诉状,介绍她二人去叩遍在京的浙江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并叫她们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及都察院投送诉状。

由于有了胡雪岩别宴上的那次深谈,夏同善对杨乃武的案情及解决的可能办法也都有了深一层的看法。他情知官官相护,既有利益上的考虑,也有面子上的考虑。胡雪岩暗示他,杨昌浚及三府已经定案,这时候如果利用旧好平级关系让他强改,那于面子上是过不去的。办法只能如胡雪岩的提示,由上而下,公事公办,既是上面压过来的,于地方官的威严也就不至于有太大伤害。不过夏同善也明白,像杨昌浚这样的人,在打败太平军时立了战功,名重一时,那面子就与安定时期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地方官有所不同。杨昌浚未必那么简单,杨乃武的案子未必那么好办。

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他多次访问了大学士翁同和。夏同善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的原委,向翁同和做了详细的陈述,并请翁同和看了杨乃武的京控诉状。翁同和说:“严刑取供,素干禁例,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果有冤情,必使平反。”他答应夏同善,待去刑部查阅了全部卷宗后,再商榷。

翁同和查阅卷宗也并不那么顺利。翁同和是状元出身,职位又崇高,朝中官员对他都很尊重,但由于刑部尚书桑春荣先已接到杨乃武一案的“书帕”(书信贿赂),恐翁同和来阅卷,徒生枝节,迁延拖累,就与翁同和发生争执。这时刑部分管浙江司狱的一个官,是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他细看过全部资料,也认为案情可疑,不宜轻率入奏,即将全案卷宗送给翁同和。翁同和当晚翻阅全卷,发现可疑之处甚多,便逐条签出,送回刑部,请刑部送回更审。

由于夏同善等浙江在京官员帮助说话,杨菊贞的二次京控,总算没有被驳斥,得到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的重视。加上翁同和的当面干预,有关部院的奏疏,并奉两宫太后、皇上的谕旨:“务得实情,勿枉勿纵。”刑部不得不派人重新审理此案。

但这次派去的钦差大臣却是个庸吏,名叫胡瑞澜。他是科班出身,从未理过刑狱案件。其时刘锡彤、杨昌浚等人都已开始重金贿其左右,并联络一些乡绅联名向胡瑞澜寄公禀,说杨乃武谋夫夺妻,是士林奇耻,请速付典刑,以正大法,毋为浮议所动。胡瑞澜张皇无主意,结果又听信陪审官之言,用了大刑,日夜熬审。杨乃武这时也已志坚,虽熬刑仍不诬服。毕秀姑熬刑不过,只得再次诬服。胡瑞澜不顾审讯矛盾,照原拟罪名奏结。

夏同善得知此审仍屑偏袒,便携浙籍在京官员张家骧(也是翰林院编修)等人拜访了翁同和,说胡瑞澜徇情枉法,非提京复审,无以息众议而肃官箴。时浙籍汪树屏、吴以同等人的联名控状已到都察院部,详陈了此案的曲折冤情及严刑逼供的惨状,都察院据情转奏。翁同和又亲见两宫太后,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务得实情。慈禧听政以来,对地方权臣疆吏的擅权自恣,目无朝廷,亦时思乘便稍挫其气焰,就派了御史王昕等人密查。王昕查访得很细心,回到北京后,如实地向慈禧太后面奏,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万难理清案情。如确有冤抑,人命关天,皇上皇太后英明仁孝,岂容草菅,权臣弄法,更不能置诸不论。这话引起了慈禧的重视。这时,翁同和、夏同善、张家骧等一些在京文臣,面请太后,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平反冤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矣。在此情势下,慈禧才于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十五日下了一道谕旨:“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处戾”。

案情致此,杨菊贞的京控才算有了明白交代。此后,刑部大审,因为气氛已经与在省内诸堂会审大为不同,杨乃武才得以从容将始末道来,尤其讲到了他为民写状告粮官,结果与知县刘锡彤结怨之事,毕秀姑也尽诉前番大刑之下,胡乱诬服,都属迫不得已,并将刘锡彤的儿子刘海升强奸了她,以及刘海升如何哄她,说杨乃武为新科举人,假供是他下毒,他也不会斩头等等情况供了出来。

案情大白。最后一步,就是把葛品连尸体运京化验,看一看是否属于中毒致死,如果是,再查明毒从何来,如果不是,属于病亡,自然就不再有偏抑了。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葛品连尸棺到京,初九日,刑部提集人犯,到海会寺验尸。刑部仵作报称无毒。两旁观众欢声雷动,喊叫“青天有眼”。

刑部结束此案的奏疏,到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二日才上去。二月十六日,慈禧下旨,批准了刑部奏疏,杨昌浚等三府有关官员及胡瑞澜着即革职,刘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到二月底,杨乃武、毕秀姑出狱。

杨乃武出狱后,对夏同善、张家骧一些在京的浙江同乡,一一踵门叩谢,一个月以后才回到杭州,即去叩谢了胡雪岩。杨乃武一案,若不是在胡雪岩这里有一个转折,不知要拖到何时,也不知杨菊贞的京控能否有个回音儿。杨菊贞等人在京的用度及联络,多亏了胡雪岩写信给他的钱庄档手,时相关照。后来又与吴以同商定,派吴以同早日赴京周旋安排,才迎来了这么一个好结果。

三 为人圆通,办事滴水不漏

“圆能打通关节,使你走出困境。”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很懂“圆”的人,这个“圆”不是“圆滑”,而是“圆融”、“圆满”。“融”是状态,“满”是结局。他做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力求完满,保证各方面的利益和感受。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成就大事。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大部分中国人的骨子里也都是这样的,凡事喜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个人如果太过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分厘必争,往往会被撞得头破血流;相反,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过于圆滑,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往往会让他众叛亲离。

所以,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圆”,既不锋芒毕露,又不过于圆滑,该伸的时候就伸,该屈的时候就屈。

所谓的圆融之道就是使他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与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能让他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立足脚跟,在商业上红极一时。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在为人处世上,他能在乱世之中,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圆而通+诚信=财源广进。

1. 为人要“圆融”一点

时势造英雄、英雄识时势。面对缤纷相呈的世界,怎样才能摆脱眼前的困惑,从容不迫地安身立业,使自己的事业达到巅峰,使自己的人生跨入一个更高的高度呢?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但是人仅仅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豪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交友、情爱,都需要掌握“圆世”哲学,才能无往而不利。

真正的“圆世”哲学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武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圆世”哲学能承受大喜悦与大悲哀的突然发难;真正的“圆世”哲学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一个真正懂得“圆世”哲学之人!

胡雪岩本来就不是饱读诗书出身的。因而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不能有,也不敢有的。作为一个学徒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有八九是要先大吃几年苦头了。

他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了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了人们的爱憎欲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敬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比如那嵇鹤龄,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却落得了“恃才傲物”,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

好在他遇到了胡雪岩。经不住胡雪岩的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他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出面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事后论功行赏,却遇到了麻烦。

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出力人员请奖,称为“保案”。保有“明保”、“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黄抚台给了嵇鹤龄一个明保,胡雪岩一个密保。

胡雪岩闻听此事后,心里也觉得不够公平。他感觉其中一定有鬼,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弄清了其中原委。原来,黄抚台手下有个文案员,向嵇鹤龄索取两千两银子,嵇鹤龄不从,并言说自己没钱,就是有也不去塞这个狗洞。

这种耿介之人,在官场上的确不多了。按照嵇鹤龄的说法,官场中的世态炎凉,他也看厌了,反正世界上绝没有饿死人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在你浙江混不下去了,我回湖北办我的团练去。

事情到了胡雪岩手里,却有了另一番观感。水往低处流,人却是往高处走的。人的性格本来和自然万物的性格有所不同。总不能水取下泻之势,人也不求向上和前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生了疮要医,化了脓得挤。胡雪岩决定帮嵇鹤龄摆平此事。

胡雪岩用的是什么手段?不外是“圆了你的意,开通我生路。”

他用本号的银票,开了两张,一张两千,一张两百,用个封套封好,上写“菲仪”二字,下面具名是“教愚弟嵇鹤龄。”托人递到文案上的陈老爷。不过一个时辰,便有人送来抚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字:“拜领谢谢!”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通知王有龄去见抚台谈这件事。

结局的顺利和圆满甚至连胡雪岩也感到喜出望外。第二天便有了准信儿,让嵇鹤龄接管海运局。

这就是胡雪岩的圆通之“通”。

回头来想一想嵇鹤龄的名士脾气,正是孟郊“一生犹学方”之方。中国古代文化有对立的两极。一曰“圆而神”,二曰“方以智”。具体到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态度上,圆而神和方以智的差别,基本上可以溯源于儒家之入世和道家之出世的分别。但两者又有不同,出世与入世之别仅仅是一个开端,而且最大而化之为一个理论学说。真正具体到个体人生品格形象的,当是魏晋以来名士之竹林七贤为最。当方以智成为知识分子对待世俗生活的理想准则后,圆世便成了他们耻以为选的生活态度。圆与滑,与品格不坚、不洁,人格卑下成了同义。以圆为耻成了这个阶层共同的不言而喻的标准。

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他们的崇尚和拓斥,无异是给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了基调。

圆世的态度,实在是一个不在现世吃亏的态度。不过整个文化气氛褒奖方世,贬抑圆世,故而平常人们的言谈中无不以处世行方为荣,以圆滑透熟为耻,一句“我又不像人家会巴结”,绝对能使稍遵守一点方世原则的人大为震怒。

不过,这句话如果用来指胡雪岩,那么这种震怒的效果是不会出现的。相反,他可能会很高兴,起码他也要向你投以知遇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