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钱脉:胡雪岩的那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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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胡雪岩做到了最好的自己(1)

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需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

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个时候,胡雪岩适时出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此占了先机,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一 大清出了个胡雪岩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万丈光芒。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1. 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据史籍记载,在胡雪岩之前,我国曾出现过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巨贾,他们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万三。

在民间的商界,范蠡被公认为是“商祖”,受到经商者的参拜。在历史上,经商成名的人颇多,比范蠡早的经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陶朱公,即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即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衣天子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人。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后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的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钱和关键。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这些人或有名,或有利,或“名利双收”,他们如恒星一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然而,天上的恒星即使再明亮,当它离我们太过遥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不如月亮看起来更真切。胡雪岩就是这个月亮,他的出现,让那些如恒星般的先辈们的光芒霎时暗淡了下来。

2. 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古人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意思是“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还认为商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出奇制胜,甚至坐地分肥,不劳而获,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于规定经商的人永世不得为官。到了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状态也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之下,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胡做“侠商(左宗棠谓之侠义)”!胡雪岩的横空出世,不仅延续了古代巨贾们的仁义经商理念,而且把它们发扬光大,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并一举打破了“经商不得为官”的桎梏,阶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从“布衣白手”到“红顶巨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就让我们抱着探奇的心理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迹历程。

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推荐,进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夜香”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这一时期,胡雪岩认识了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

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王有龄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王有龄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失掉城池而自缢身亡,之后胡雪岩又结识了左宗棠。

1862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胡雪岩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识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1876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制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短短四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就发展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得到了“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称。而胡雪岩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他的声名不致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这样,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一个帮办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终于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紧紧把握住“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收复新疆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二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所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一种混乱法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 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这种斗争有了一个较好的反应,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的铁蹄飞奔入关,整个社会的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