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孩子要求的严格。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幼年时作为惟一的指望被管教得极为严厉，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极为严格，“旧常都有作息表与工作日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决不轻易放松自己”，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同样地，楼适夷在文章中讲到了生活中的细节，如，“每天在家里规定练琴的时间，孩子在楼下弹琴，父亲在三楼的书房工作，一听到楼下的琴声停下了，三楼的楼板就咚咚地响起来，他在手边是放好一条手杖的。孩子一听，吓得小脸发白，连忙又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不到规定的时间是不准停止的”。
虽然楼适夷是傅雷的好朋友，并且作为客人寓居在他家里，但他也说：“有时，他对孩子严厉得实在令人看不过去。”他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不敢上前营救，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出来。”
三是傅雷的易怒。傅雷还有一个名字叫怒安，这个名字出自“圣人一怒而安天下”的古语，楼适夷说这个名字与“雷”配合起来就使人有“怒发雷霆”的感觉。他说傅雷“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嫉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不管对什么，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绝据而去”。他举了傅雷去昆明的例子，“昆明的一家美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起兵买马，捆载而去，那时交通不便，从上海到昆明要跋涉海陆长途，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上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跑回上海来了”。虽然如此，傅雷却有很多朋友，各式各样的都有，他们家特别好客，他与他的夫人对人特别热情，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可见傅雷的易怒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性格急躁，主要的还在于他有自己的原则性，从不肯与人妥协。
四是傅雷的孤傲。在《傅雷的性格》这篇文章中，楼适夷介绍了傅雷性格中孤傲的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汉奸卖国贼，他表示了凛然不屈的极端孤傲，甚至不让已到学龄的孩子进当时的小学，宁肯由自己和夫人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当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者从峨嵋山下来，傅雷对他们依然表示了不屈的孤傲。他宁肯变卖家产过活，也拒绝作任何合作”。在《痛悼傅雷》一文中，楼适夷还介绍了傅雷关心他安危的动人例子。楼适夷在一家中学教书，被一名叛徒认了出来，他仓皇逃回了老家，后来听说那学校的校长被抓了进去，他感到不安，又赶到上海准备营救……
“一个冲动，我提起一个包裹冲进了傅雷的家里。这把傅雷吓了一大跳，他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你来干嘛？’我把自己的来意向他做了说明，他把我骂了一顿，二话不说，一手把我抓住：‘好，你就住在这里，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你要见朋友我给你去联系，有什么事都归我跑腿，你连弄堂里也不许出去！’果然，我来得太莽撞了，只好让他把我关了禁闭，而由他去当交通。”在傅雷的帮助下，楼适夷与上海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住了一个多月，营救出了那位校长，才又回到家乡。
解放以后，楼适夷仍然与傅雷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每次有机会去上海，我一定去看看他”，楼适夷发现傅雷的精神“一次比一次昂扬起来。他依然埋头在自己的书斋里，但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已受到旧时代从未受到过的重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使他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他的大门已为许多新朋友打开”。然而就在傅雷满腔热情地投人政治生活时，却在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又受到了冲击、批斗，与夫人双双自尽。“文化大革命”中楼适夷也受到了冲击，但他活了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重新提起了笔。他很怀念老友傅雷，“每次想起他们，我的心发痛。我一次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我又一次次地把笔放下来。对于傅雷这样一位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朋友，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
在怀念与哀思中，楼适夷陆续提笔写下了纪念傅雷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的傅雷是什么样子。
三、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柯灵眼中的傅雷
柯灵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从1938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如《秋瑾传》、《不夜城》等，与电影界的许多人物都有过交往，如著名导演孙瑜、郑正秋、蔡楚生、著名演员赵丹等，可以说柯灵是活跃在电影界、文学界的一位艺术家。傅雷与柯灵的交往开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雷那篇论张爱玲的文章便发表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因为那篇文章，两人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不过幸好后来又和好如初，此后他们交往近三十年。作为一个文学家，柯灵写过不少散文、杂文。他的散文集有《望春草》、《掠影集》、《横眉集》、《市楼独唱》、《香海》等等，其散文以叙事记人和随感说理的居多，有很多写得情理并茂。《回看血泪相和流》是他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与妻子的经历，艺术表现和深情抒发和谐统一，达到了动人的深邃境界。
1931年后，柯灵先后进入电影界和新闻出版界，编辑了《万象》杂志及一些报纸的副刊，创作了大量电影评论、电影剧本和小说，因为投身爱国进步的文化活动，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可他始终坚贞不屈。解放以后，他因电影《不夜城》遭到迫害，但他与傅雷一样，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
柯灵及其与傅雷的交往
柯灵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1909年生于广州，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父亲丢了官，便举家迁回故乡，他们的家境从此败落。不久以后，柯灵又被过继给婚后一个月就守了寡的婶母，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受尽了族人和世人的冷眼和排挤。小学毕业后，柯灵被迫辍学，但他勤奋好学，又天资聪颖，十五岁的时候经人推荐到一家小学任教，而他尝试投向文学艺术事业也是在这个时候。1925年至1926年，柯灵投稿给绍兴《越铎日报》副刊，后来这份报纸改为《民国日报》，他继续投稿。他曾说那是他学习写作的“描红”阶段，却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1930年左右，柯灵小学时代的一个老师带他去上海办《时事周刊》，柯灵包办了采写、编辑、校对等事，但杂志因为没有市场，出了五、六期便停刊了。之后，柯灵又回到家乡，跟绍兴教育局的督学田锡安办《中国儿童时报》，这次柯灵仍是一手包办了编辑、写作、改译、校对，报纸办得颇有起色。在办报纸之外，柯灵仍继续写诗、写散文、写短篇小说，他早期的散文《龙山杂记》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柯灵后来说：“回想起来，我那时也并没有一心想当作家的意思，只觉得内心有什么要倾吐，只是想写，像着了迷一样。”
柯灵频繁地向外投稿获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引起了田锡安的一些不满，嫌他心有旁鹜，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柯灵还是感觉到了。后来他辞去了报纸的工作，于1931年又到了上海，经一个朋友介绍，他踏进了电影圈。当时文化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不久，柯灵又碰上了中共的“电影小组”成立，于是柯灵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之中。在这里，柯灵创作了大量有分量的电影剧本、电影评论、小说、散文和杂文，思想敏锐，文笔犀利，为影界与文坛称道。从1938年起，柯灵陆续写过十几个剧本，如《乱世风光》、《海誓》、《腐蚀》、《不夜城》等等，后来收在《柯灵电影剧本选集》与《柯灵电影剧本续编》之中。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剧作家的风采。
在上海，除了电影活动，柯灵还积极从事文学和新闻出版工作，他编辑过《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以及《万象》杂志。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傅雷，并在《万象》上刊登了了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而且还因为擅自删掉了文章中的一部分而与傅雷发生了争吵，这在他的散文《遥寄张爱玲》与《怀傅雷》中都有记载。由于柯灵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文化活动，受到汪伪政权和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其间曾数次被他们列入黑名单，在三、四十年代遭到了通缉，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在《狱中杂记》一文中，柯灵记载了自己第二次入狱的情况：“当晚上了三次老虎凳，三收而三放。我受不起痛苦，要求敌宪拿我枪毙，他们偏又不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惟有频繁惨呼阿母而已。”
他又写道：“连日受刑，老虎凳以外，还要灌水，鞭打，已无复人状，双腿受伤尤重，以为必成残废。敌宪又不断以种种苛细的刑法相折磨，肉体痛苦，渐至不克自持之境。当时惟有一念，设获释放，决作远行。没有坐过牢的人，决不会明白‘自由’是怎么一回事。我自誓：无论如何，不再留在沦陷区里受这个罪了。”虽然经历了非人的磨难，但柯灵却正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1949年春，柯灵由香港到回国，开始了新的文字生涯。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以空前的热情和出众的才华创作了许多独具一格的优美散文，并撰写了理论专著。此外他还埋首于反映上海近一个世纪变迁的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的创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历经了数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对电影《不夜城》的批判，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不夜城》本是中央统战部和文化部交给柯灵的一个创作任务，当时全国工商业合营进入高潮，正在大事庆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影片讲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时的情况。
不料影片拍成后，正赶上“反右”时期，于是这部影片也就成了“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的罪证，于1958、1965年两次遭到批判，柯灵还被押到街上游斗。这一过程甚至还被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因为这部影片，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柯灵也因此被关押了三年，最后被轻描淡写地“无罪释放”了。在散文《回看血泪相和流》中，柯灵写到了他被释放后的情景：“我又被带到作家协会大门口，从牢房里带出来的衣物破烂，垃圾似地扔在马路边，一圈人把我围在核心，好像看马戏。我急于摆脱，提出要给爱人打电话，押着我的工宣队员用手一指，说：‘这不就是！’他指的是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妇女，憔悴瘦损，风也吹得倒。我怔怔地望着她发呆，半晌才认出是国容。我可怜的老伴，竟变得对面不相识了！”
这一段文字写得真切动人，催人泪下，让我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的专制氛围，也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悲苦心境。
被释放后，柯灵的厄运并未结束，他被下放到松江辰山劳动改造，老伴一次自杀，一次重病，他不但不能在病床旁陪伴，甚至还要替老伴承担“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老作家柯灵重新焕发了活力与青春，写出了许多文情并茂的散文，他的散文融清丽古朴和生动典雅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柯灵眼中的傅雷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余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例子，他举出了他因删改傅雷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