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听傅雷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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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傅雷的为人 (3)

二是对孩子要求的严格。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幼年时作为惟一的指望被管教得极为严厉,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极为严格,“旧常都有作息表与工作日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决不轻易放松自己”,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同样地,楼适夷在文章中讲到了生活中的细节,如,“每天在家里规定练琴的时间,孩子在楼下弹琴,父亲在三楼的书房工作,一听到楼下的琴声停下了,三楼的楼板就咚咚地响起来,他在手边是放好一条手杖的。孩子一听,吓得小脸发白,连忙又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不到规定的时间是不准停止的”。

虽然楼适夷是傅雷的好朋友,并且作为客人寓居在他家里,但他也说:“有时,他对孩子严厉得实在令人看不过去。”他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不敢上前营救,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出来。”

三是傅雷的易怒。傅雷还有一个名字叫怒安,这个名字出自“圣人一怒而安天下”的古语,楼适夷说这个名字与“雷”配合起来就使人有“怒发雷霆”的感觉。他说傅雷“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嫉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不管对什么,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绝据而去”。他举了傅雷去昆明的例子,“昆明的一家美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起兵买马,捆载而去,那时交通不便,从上海到昆明要跋涉海陆长途,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上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跑回上海来了”。虽然如此,傅雷却有很多朋友,各式各样的都有,他们家特别好客,他与他的夫人对人特别热情,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可见傅雷的易怒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性格急躁,主要的还在于他有自己的原则性,从不肯与人妥协。

四是傅雷的孤傲。在《傅雷的性格》这篇文章中,楼适夷介绍了傅雷性格中孤傲的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汉奸卖国贼,他表示了凛然不屈的极端孤傲,甚至不让已到学龄的孩子进当时的小学,宁肯由自己和夫人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当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者从峨嵋山下来,傅雷对他们依然表示了不屈的孤傲。他宁肯变卖家产过活,也拒绝作任何合作”。在《痛悼傅雷》一文中,楼适夷还介绍了傅雷关心他安危的动人例子。楼适夷在一家中学教书,被一名叛徒认了出来,他仓皇逃回了老家,后来听说那学校的校长被抓了进去,他感到不安,又赶到上海准备营救……

“一个冲动,我提起一个包裹冲进了傅雷的家里。这把傅雷吓了一大跳,他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你来干嘛?’我把自己的来意向他做了说明,他把我骂了一顿,二话不说,一手把我抓住:‘好,你就住在这里,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你要见朋友我给你去联系,有什么事都归我跑腿,你连弄堂里也不许出去!’果然,我来得太莽撞了,只好让他把我关了禁闭,而由他去当交通。”在傅雷的帮助下,楼适夷与上海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住了一个多月,营救出了那位校长,才又回到家乡。

解放以后,楼适夷仍然与傅雷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每次有机会去上海,我一定去看看他”,楼适夷发现傅雷的精神“一次比一次昂扬起来。他依然埋头在自己的书斋里,但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已受到旧时代从未受到过的重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使他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他的大门已为许多新朋友打开”。然而就在傅雷满腔热情地投人政治生活时,却在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又受到了冲击、批斗,与夫人双双自尽。“文化大革命”中楼适夷也受到了冲击,但他活了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重新提起了笔。他很怀念老友傅雷,“每次想起他们,我的心发痛。我一次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我又一次次地把笔放下来。对于傅雷这样一位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朋友,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

在怀念与哀思中,楼适夷陆续提笔写下了纪念傅雷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的傅雷是什么样子。

三、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柯灵眼中的傅雷

柯灵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从1938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如《秋瑾传》、《不夜城》等,与电影界的许多人物都有过交往,如著名导演孙瑜、郑正秋、蔡楚生、著名演员赵丹等,可以说柯灵是活跃在电影界、文学界的一位艺术家。傅雷与柯灵的交往开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雷那篇论张爱玲的文章便发表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因为那篇文章,两人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不过幸好后来又和好如初,此后他们交往近三十年。作为一个文学家,柯灵写过不少散文、杂文。他的散文集有《望春草》、《掠影集》、《横眉集》、《市楼独唱》、《香海》等等,其散文以叙事记人和随感说理的居多,有很多写得情理并茂。《回看血泪相和流》是他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与妻子的经历,艺术表现和深情抒发和谐统一,达到了动人的深邃境界。

1931年后,柯灵先后进入电影界和新闻出版界,编辑了《万象》杂志及一些报纸的副刊,创作了大量电影评论、电影剧本和小说,因为投身爱国进步的文化活动,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可他始终坚贞不屈。解放以后,他因电影《不夜城》遭到迫害,但他与傅雷一样,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

柯灵及其与傅雷的交往

柯灵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1909年生于广州,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父亲丢了官,便举家迁回故乡,他们的家境从此败落。不久以后,柯灵又被过继给婚后一个月就守了寡的婶母,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受尽了族人和世人的冷眼和排挤。小学毕业后,柯灵被迫辍学,但他勤奋好学,又天资聪颖,十五岁的时候经人推荐到一家小学任教,而他尝试投向文学艺术事业也是在这个时候。1925年至1926年,柯灵投稿给绍兴《越铎日报》副刊,后来这份报纸改为《民国日报》,他继续投稿。他曾说那是他学习写作的“描红”阶段,却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1930年左右,柯灵小学时代的一个老师带他去上海办《时事周刊》,柯灵包办了采写、编辑、校对等事,但杂志因为没有市场,出了五、六期便停刊了。之后,柯灵又回到家乡,跟绍兴教育局的督学田锡安办《中国儿童时报》,这次柯灵仍是一手包办了编辑、写作、改译、校对,报纸办得颇有起色。在办报纸之外,柯灵仍继续写诗、写散文、写短篇小说,他早期的散文《龙山杂记》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柯灵后来说:“回想起来,我那时也并没有一心想当作家的意思,只觉得内心有什么要倾吐,只是想写,像着了迷一样。”

柯灵频繁地向外投稿获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引起了田锡安的一些不满,嫌他心有旁鹜,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柯灵还是感觉到了。后来他辞去了报纸的工作,于1931年又到了上海,经一个朋友介绍,他踏进了电影圈。当时文化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不久,柯灵又碰上了中共的“电影小组”成立,于是柯灵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之中。在这里,柯灵创作了大量有分量的电影剧本、电影评论、小说、散文和杂文,思想敏锐,文笔犀利,为影界与文坛称道。从1938年起,柯灵陆续写过十几个剧本,如《乱世风光》、《海誓》、《腐蚀》、《不夜城》等等,后来收在《柯灵电影剧本选集》与《柯灵电影剧本续编》之中。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剧作家的风采。

在上海,除了电影活动,柯灵还积极从事文学和新闻出版工作,他编辑过《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以及《万象》杂志。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傅雷,并在《万象》上刊登了了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而且还因为擅自删掉了文章中的一部分而与傅雷发生了争吵,这在他的散文《遥寄张爱玲》与《怀傅雷》中都有记载。由于柯灵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文化活动,受到汪伪政权和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其间曾数次被他们列入黑名单,在三、四十年代遭到了通缉,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在《狱中杂记》一文中,柯灵记载了自己第二次入狱的情况:“当晚上了三次老虎凳,三收而三放。我受不起痛苦,要求敌宪拿我枪毙,他们偏又不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惟有频繁惨呼阿母而已。”

他又写道:“连日受刑,老虎凳以外,还要灌水,鞭打,已无复人状,双腿受伤尤重,以为必成残废。敌宪又不断以种种苛细的刑法相折磨,肉体痛苦,渐至不克自持之境。当时惟有一念,设获释放,决作远行。没有坐过牢的人,决不会明白‘自由’是怎么一回事。我自誓:无论如何,不再留在沦陷区里受这个罪了。”虽然经历了非人的磨难,但柯灵却正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1949年春,柯灵由香港到回国,开始了新的文字生涯。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以空前的热情和出众的才华创作了许多独具一格的优美散文,并撰写了理论专著。此外他还埋首于反映上海近一个世纪变迁的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的创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历经了数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对电影《不夜城》的批判,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不夜城》本是中央统战部和文化部交给柯灵的一个创作任务,当时全国工商业合营进入高潮,正在大事庆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影片讲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时的情况。

不料影片拍成后,正赶上“反右”时期,于是这部影片也就成了“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的罪证,于1958、1965年两次遭到批判,柯灵还被押到街上游斗。这一过程甚至还被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因为这部影片,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柯灵也因此被关押了三年,最后被轻描淡写地“无罪释放”了。在散文《回看血泪相和流》中,柯灵写到了他被释放后的情景:“我又被带到作家协会大门口,从牢房里带出来的衣物破烂,垃圾似地扔在马路边,一圈人把我围在核心,好像看马戏。我急于摆脱,提出要给爱人打电话,押着我的工宣队员用手一指,说:‘这不就是!’他指的是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妇女,憔悴瘦损,风也吹得倒。我怔怔地望着她发呆,半晌才认出是国容。我可怜的老伴,竟变得对面不相识了!”

这一段文字写得真切动人,催人泪下,让我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的专制氛围,也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悲苦心境。

被释放后,柯灵的厄运并未结束,他被下放到松江辰山劳动改造,老伴一次自杀,一次重病,他不但不能在病床旁陪伴,甚至还要替老伴承担“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老作家柯灵重新焕发了活力与青春,写出了许多文情并茂的散文,他的散文融清丽古朴和生动典雅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柯灵眼中的傅雷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余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例子,他举出了他因删改傅雷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