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第三交响曲（英雄）》的分析中，傅雷指出：“第一章通篇是他双重灵魂的决斗，经过三大回合（第一章的三大段）方始获得一个综合的结论：钟鼓齐鸣，号角长啸，狂热的群众曳着英雄欢呼。然而其间的经过是何等曲折，多少次的颠仆与多少次的奋起。第二章，英雄死了！然而英雄的气息仍留在送葬者的行列间……终局是以富有舞曲风味的主题做成的变体曲，仿佛是献给欢乐与自由的。但第一章的主句，英雄，重又露面，而死亡也重现了一次：可是胜利之局已定，剩下的只有光荣的结束了。”
这部作品形成了贝多芬的新的音乐风格，这就是英雄的、群众性的风格。即使是在抒情的乐章也表现出庄严、崇高的英雄主义的风格。《英雄交响曲》以构思的大胆、幅度的宽广和结构的缜密，而将永远成为西方音乐史上的史诗性杰作。
在对《第五交响曲》的分析中，傅雷说：“开首的乐旨是贝多芬特别爱好的，他曾说‘命运便是这样来敲门的’，这首交响乐俗称为命运交响乐就是来源于此。它统率着全部乐曲。渺小的人得凭着意志之力和它肉搏——在运命连续呼召之下，回答的永远是幽咽的问号。人挣扎着，抱着一腔的希望与毅力。但运命的口吻愈来愈威严，可怜的造物似乎战败了，只有悲叹之声。胜利的主题出现了三次。接着是行军的节奏，清楚而又坚定，扫荡了一切矛盾。希望抬头了，屈服的人恢复了自信。运命再现，可是被粗野的舞曲挡住。突然，一片黑暗，然后迅速地唱起凯旋的曲子。运命虽再呼喊，不过如噩梦的回忆，片刻即逝。胜利之歌再接再厉地响亮。意志之歌切实宣告了终篇。在全部的交响乐中，这是结构最谨严，部分最均衡，内容最凝练的一阕。批评家说：‘从未有人以这么少的材料表达过这么多的意思。’”
当第五交响曲《命运》那三短一长的节奏破空而来时，总是敲碎了夜晚的宁静，震撼着整个宇宙空间，总会将生活中的繁琐苦恼与无奈一扫而空，剩下的只有伟大的音乐家和他伟大的作品。一个个黑色的音符在跳跃、在咆哮、在奔跑，灵魂随之一起狂舞，甚至没有了自身的存在。体会命运的多变与残酷，感受灾难来临前的恐怖与不安，聆听暴风雨的激荡与怒吼，体验拼搏时的严峻与紧张，享受凯旋时的广阔与明朗，沉思时的安静与安详。听《命运》，不是欣赏，而是感染，鼓励人除去一切懦弱与惰性，在命运之神的面前飒爽地挺立起身躯来，高昂起头颅来，教会人与掌握命运的神对视，汲取拼搏的欢乐，做自己的主人。
《第九交响曲（合唱）》是贝多芬在完成《第八交响曲》十一年之后的作品，贝多芬把他过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做了一个综合，同时走上了一条新路。在对《第九交响曲》的分析中，傅雷指出，“乐曲开始时的和音，好似从远方传来的呻吟，也好似从深渊中浮起来的神秘的形象。而后是许多次要的乐旨，《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交响曲里的原子，迅速地显露了一下，回溯着他一生的经历。接着现实的命运重新出现在他脑海里。巨大而阴郁的画面上，只有若干简短的插曲映入些微光明。
第二章句读分明的节奏表示欢畅的喜悦，在中段引进一支细腻的牧歌，慢慢地传递给整个乐队，使全章都蒙上了明亮的色彩。第三章开首短短的引子只是一个梦。接着便是庄严的旋律，虔诚的祷告逐渐感染了热诚与平和的情调。另一支旋律出现了，凄凉的，惆怅的。然后远处吹起号角，令你想起人生的战斗。可是热诚与平和未曾被消灭，最后的几节把我们留在甘美的凝想中。但幻梦终于像水泡似地隐灭了，终局又卷起激情与冲突的旋涡。随后大提琴领着乐队铺陈了很久，接着乐队与合唱同时唱起《欢乐颂》，欢乐的声音由远而近，当乐曲终了之时，乐器的演奏者与歌唱演员赛似两条巨大的河流，汇合成一片音响的海。”
傅雷也对“欢乐”与《欢乐颂》做了解释：“在贝多芬的意念中，欢乐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它的使命是把习俗和刀剑分隔的人群重行结合。它的口号是友谊与博爱。它的象征是酒，是予人精力的酒，由于欢乐，我们方始成为不朽。所以要对天上的神明致敬，对使我们入于更苦之域的痛苦致敬。在分裂的世界之上，一个以爱为本的神。在分裂的人群中，欢乐是惟一的现实。爱与欢乐合为一体。这是柏拉图式的又是基督教式的爱。”除此以外，席勒的《欢乐颂》在十九世纪初期对青年有着特殊的影响。第一是诗中的民主与共和色彩，在德国自由思想者的心目中，恰如《马赛曲》之于法国人一般，这无疑也是贝多芬的感应之一。其次，席勒诗中颂扬着的欢乐、友爱、夫妇之爱，都是贝多芬一生渴望而未能实现的，所以尤有共鸣作用。
《第九交响曲（合唱）》是一部宏伟辉煌的巨著，使人仿佛置身于庄严肃穆的圣殿里，倾听人类心灵深处的共同的声音——“亿万人们团结起来”、“我们团结成兄弟”，表达了音乐家和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这部作品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精力的凝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是贝多芬生命的完美句号。
协奏曲与四重奏
贝多芬在协奏曲形式中将精湛的技巧与交响性结构结合起来，五部钢琴协奏曲都是这一领域的杰作。他的协奏曲形象生动丰富，规模宏伟，构思严谨，完全可以与他的交响作品相媲美。傅雷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与第五（又称《皇帝协奏曲》）。在他的分析中，肯定了协奏曲交响乐似的格局，他认为第四协奏曲最精彩的是钢琴与乐队对垒的场面：“乐队奏出威严的主题，肯定着强暴的意志；胆怯的琴声，柔弱地，孤独地，用着哀求的口吻对答。对话久久继续，钢琴的呼吁越来越迫切，终于获得了胜利。”对第五协奏曲的第一章，他认为“滚滚长流的乐句，像瀑布一般，几乎与全乐队的和弦同时揭露了这件庄严的大作。浩荡的气势，雷霆万钧的力量，富丽的抒情成分，灿烂的荣光，把作者当时的勇敢、胸襟、怀抱、骚动，全部宣泄了出来”，并且认为它酷似《第三交响曲》。傅雷的分析形象而生动，以文学化的语言将流动的音乐转化为一幅幅优美的画面，不但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了贝多芬的音乐，其自身也是一件优美的艺术品。
贝多芬写了大量的弦乐四重奏。作品18号的六首四重奏是他一生中所写的一系列四重奏作品中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是作品59号的三首，献给拉祖莫夫斯基伯爵，这几首由于思想的深刻和技术的精湛而成为卓越的作品。他的最后五首四重奏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他最后几年的作品。贝多芬在这些作品中像在他的最后几首钢琴奏鸣曲中一样，使用了言简意赅的音乐语言，其中严格地剔除了非本质的东西，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着眼于以前的音乐从未达到过的深度。
傅雷在他的分析中肯定了贝多芬四重奏的重要性，他说：“一般人往往只知鉴赏贝多芬的交响曲与奏鸣曲；四重奏的价值，至近数十年方被人赏识。因为这类纯粹表现内心的乐曲，必须内心生活丰富而深刻的人才能体验；而一般的音乐修养也须到相当的程度方不致在森林中迷路。”他对贝多芬最后五支四重奏尤为重视。他指出：“最后五阕形成了贝多芬作品中一个特殊面目，显示了他最后的艺术成就。他最后几年的生命是倍受孤独、疾病、穷困、烦恼煎熬的。但是他慢慢地隐忍了下去，一切悲苦深深地沉潜到心灵深处。他在乐艺上表现的是更为肯定的个性。他更求深人，更爱分析，尽量汲取悲欢的灵泉，打破形式的桎桔。音乐几乎变成歌词与语言一般，透明地传达着作者内在的情绪，以及起伏微妙的心理状态。”傅雷在文中细致地分析了这五首四重奏。
宗教音乐
虽然虔诚的海顿认为贝多芬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贝多芬仍然用宗教音乐的传统形式赞美了“上帝——大自然”。他的《庄严弥撒》与《第九交响曲》及最后的一些四重奏一样重要，这超出了任何特殊信条或教义的局限。这部作品最早是为奥地利皇太子洛道夫兼任大主教的典礼写的，可它超越了时间，也越出了应酬的性质，而成为一件重要的作品。贝多芬自己曾经说过这是他一生最完满的作品。在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傅雷着重分析了贝多芬的宗教观念，他说：“以他的宗教观而论，虽然生长在基督旧教的家庭里，他的信念可不完全合于基督教义。他心目之中的上帝是富有人间气息的。他相信精神不死须要凭着战斗、受苦与创造，和纯以皈依、服从、忏悔为主的基督教哲学相去甚远。”随后傅雷又依次分析了乐曲的各部分。在写作这部弥撒曲的时候，贝多芬写了一段话，可以适用于他的全部音乐：“发自内心，才能进人内心。”
贝多芬的音乐是痛苦与欢乐相互交织的，怅惘与希望相互交织的，诗情与戏剧相互交织的。他的音乐旋律，往往是在激扬的火焰之后，才会沐浴在宁静的气氛之中；往往是在痛苦的悲吟之后，心灵才能从阵痛中走向清明高远。
他这样一个怒容满面、脾气暴躁的人，一个生活上毫无规律、不修边幅的人，心灵却像孩子那般纯真，胸怀却像大海一样博大、深邃。
贝多芬开创了音乐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也翻开了哲学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在塑造自己的艺术风格的同时，他也塑造了自己的无上人格，在用艺术充实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财富。
傅雷以他的聪颖与智慧将贝多芬的音乐与精神介绍到中国来，不但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丰富我国的文化与精神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音乐中的民族情感——傅雷对肖邦音乐的欣赏
波兰音乐家肖邦是一个爱国音乐家。他的祖国波兰命运十分悲惨，在十八世纪曾经两次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1807年，拿破仑又把波兰改作一个“华沙公国”，拿破仑战败以后，波兰又被分作四个部分，最大的一部分受俄国沙皇的统治。
肖邦是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并以他的大量作品表现出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沙皇俄国的强烈反抗。他不但支持民族起义，而且，还以自己的作品进行抗争。
德国音乐家舒曼曾说：“如果北方的专制君王（指沙皇）知道在肖邦的作品中，在他的马祖卡的朴素旋律中有一个多么危险的敌人在威胁着沙皇，他会禁止肖邦的音乐的。肖邦的作品是埋藏在花丛中的大炮。”肖邦临死的时候，留下遗嘱，把自己的心脏送回祖国。他的这个遗嘱得到了实现，心脏被送到了波兰首都华沙，保存在圣十字教堂。
傅雷先生对肖邦及其音乐十分关注，曾经撰文《肖邦的少年时代》和《肖邦的壮年时代》加以介绍。我们可以说傅雷先生对肖邦的关注，不仅仅在于他的音乐的优美，肖邦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深深的民族感情大概也引起了他的共鸣。傅雷先生的这种关注，或许不仅仅是对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更多的应该是对自己民族的现在与未来的忧虑。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傅雷先生的民族感情是深厚的，在肖邦的音乐中，他听到的不止是波兰民族的心声，也唤起了他自己的民族感情。或许这可以解释他对肖邦怀有特殊感情的原因。
1956年，上海电台播送傅聪演奏的肖邦的玛祖卡作品，傅雷先生特意为之撰写了《乐曲说明》。在这篇文章中，傅雷先生详细分析了肖邦的玛祖卡的民族特色，他说：“肖邦的玛祖卡的特色，可以说是民族的诗歌，它显示作曲家不但具备诗人的灵魂，而且还具备了纯粹波兰民族的灵魂。同时，要没有肖邦那样细微到极点的感觉，那样精纯的艺术修养和那种高度的艺术手腕，也不可能使那些单纯的民间音乐的素材，一变而为登峰造极的艺术品。总而言之，波兰人复杂的性格，和几百年来受着外来民族的统治，受封建地主、贵族阶级压迫的悲愤的心情，都被肖邦借了这些短短的诗篇表白出来了。所以肖邦是个伟大的、爱国的音乐家，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