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响乐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莫扎特已经注意交响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完整与统一了。莫扎特还创作了各种类型的协奏曲五十多部，其中以钢琴协奏曲最重要，共有二十七部。虽然莫扎特早期的一些作品没有创新，但都悦耳动听，并且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想象。这些作品听熟了之后，会日益激发起你对作曲者的崇拜之情。钢琴协奏曲成了莫扎特的专长，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后世任何一个作曲家都难以达到的。后来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曾经创作过规模更大的钢琴协奏曲，但即使是他们最忠实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认，莫扎特的协奏曲在他们的水平之上。
从1784年到1786年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莫扎特接二连三创作出大约十二首钢琴协奏曲，每一首都有新的表现方式，因而各具特色。他的这些作品能给独奏者充分的机会表现技巧，又不像李斯特和后来的一些作曲家那些讲究技巧的作品那么肤浅，在他很容易被接受的作品下面蕴藏着莫扎特深邃的音乐思想。莫扎特还创作过不少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所谓奏鸣曲是指一组套曲，由几个乐章组成。奏鸣曲多由钢琴独奏，也有与小提琴、大提琴合作的。莫扎特的奏鸣曲内容深刻、形象多样、主题形象生动丰富，并且富于歌唱性，比他的前辈海顿等人要成熟得多。宗教音乐体裁方面，莫扎特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安魂曲》，但与巴赫、亨德尔等人相比较，他的音乐有更加鲜明的世俗化和人道主义倾向。这部作品的基本风格是悲剧性、抒情性的，但仍然流露出对理想的向往与憧憬之情。
在短短的一生中，莫扎特创作出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并且在各种体裁里他都写出了非常优秀的、超过前辈和同时代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其作品在此后的音乐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三、超越于音乐之上的精神导师——傅雷精神继承的一个脉络
对于傅雷来说，贝多芬的意义是超越于音乐的，而在人生的意义上富于启示，使他的精神经历了磨砺而得到鼓舞。可以说，在音乐上，傅雷更欣赏的是莫扎特与舒伯特这两位天才，他们的作品如鬼斧神工，毫无痕迹，流畅自然而优美动听，而在精神的意义上，傅雷则更欣赏贝多芬。
贝多芬是一个音乐家，但他首先被傅雷先生看做是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他说：“医治我青年时期疾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仆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在贝多芬那里，他首先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启示，而音乐则是“次要”的了。
这精神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的，而且扩展到了民族和人类的范围，它启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人该怎么去做。在《贝多芬传》的译者序里，傅雷写道：“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蒂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正是由于这个启示，使傅雷在年轻的时候就翻译了这本书，而且十年后又以成熟的译笔再次译出了这本书。
也正是由于对贝多芬超乎寻常的喜爱，才促使傅雷在译完《贝多芬传》之后，自称是“越俎”地在正文后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这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几乎与傅雷所译的罗曼·罗兰的文字大体相等，而且更加细致、更加专业化，不仅详细地阐述了贝多芬的精神和他在音乐上的建树，而且具体地分析了贝多芬的作品。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傅雷在精神上与贝多芬的契合，而且显示出了他惊人的艺术鉴赏力。
在苏立群所作的《傅雷别传》中，有一章名为“他那么真切地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悲痛”，文章认为“在傅雷心目中有一个真正的伟人，那就是德国的作曲家贝多芬”，但作者认为“傅雷不是从贝多芬的作品或不完全是从贝多芬的作品中得到这般结论的，而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小说人物约翰·克里斯朵夫了解了这位作曲家的灵魂的”。
在傅雷后来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音乐家的灵魂所经历的磨难与痛苦。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以贝多芬为原型塑造的，小说形象化地展示了这位音乐家的一生。“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使得傅雷懂得了，第一，什么是命运；第二，命运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傅雷是乘着这位作家的心灵之船走进了贝多芬的世界，而且那么真切地体会到了贝多芬内心的悲痛——大多数人不可能承受得住的那种悲痛。”
可以说，翻译这部小说，对傅雷来说，既是与作者罗曼·罗兰对话的过程，也是与贝多芬精神交流的过程。贝多芬的一生是不幸的，人类却由于他而幸运。据称，自贝多芬的音乐问世以来，我们这个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回荡着他的旋律。雄性、美丽的莱茵河——哺育了英雄的莱茵河还在流淌，英雄长眠在土地的深处，他的音乐及音乐中的精神却像河流一样在哺育、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1903年1月，罗曼·罗兰在写下《贝多芬传》之后写道：“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傅雷的这个译本收录在《名人传》（又译《巨人三传》）之后，杨绛先生在“代序”中写道：“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中，他们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之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在于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贝多芬的音乐，是他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从贝多芬到罗曼·罗兰再到傅雷，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在贝多芬音乐中的传承与延续。
贝多芬的精神
有人说：贝多芬是音乐的最高缔造者。
有人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分钟没有人在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又超越了所有的时代。他的作品以英雄的品格、戏剧性的结构和动力性的旋律，在为一个伟大的人文理想而奋斗着。贝多芬属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强烈影响的一代人，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憧憬哺育了他，产生了一个对新时代脉搏最为敏感的艺术家。他创造了一个英雄时代的音乐，用人们难以忘怀的音调全力颂扬“人有权决定自身命运”这一时代信念。
贝多芬生于德国的波恩，他的父亲和祖父是当地大公的宫廷歌手。这是个不幸的家庭，父亲嗜酒成性，使贝多芬很早就被迫接过了抚养母亲和两个弟弟的担子。贝多芬少年时代的艰苦环境使他很早就具备了一种独立的精神，拿破仑传奇般的经历，鼓舞了贝多芬的民主思想。十一岁半的时候，他在宫廷教堂里担任了助理风琴手，一年后，成为宫廷乐队的古钢琴手。
十七岁那年，贝多芬访问了维也纳。在那里他有机会为莫扎特演奏，他用莫扎特给的一个主题做了辉煌的即兴演奏，使得莫扎特对朋友说：“注意他，有一天他将会名扬全世界。”几年后，大公出钱安排他到维也纳去跟海顿学习。他在二十二岁时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城市，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幸的是，上了年纪的海顿看不惯贝多芬那种暴烈的气质和独立的精神。当贝多芬后来和其他名家研究音乐时，其中一位最有学究气的甚至宣称：“他什么也没学到，他不会用正统风格写出任何东西来。”
这时候，他在维也纳的贵族家庭中受到有势力的赞助者的欢迎，这些赞助者的名字出现在他的作品的献辞中，其中有李希洛夫斯基亲王、洛布科维兹亲王、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等等。这些音乐内行和一般人一样，被贝多芬那种有强烈个性的即兴演奏、他的丰富乐思、他对这些乐思的新颖处理手法以及其中蕴藏的激情所深深激动。
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这个年轻的天才成为热情的反叛者，他把王公们称作“高贵的乌合之众”，并迫使他们把他当做平等人和朋友来对待。他天生的叛逆性格使他和所处的社会相抵触，他独立的思想使他不尊敬贵族的任何特权。对他来说，出身高贵远不如智慧高超。
“当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贝多芬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远远地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群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从这偶然的一件小事上既反映了他与歌德对待权贵的不同态度，也显示出了他藐视权贵、独立不羁的个性。
他敢公开发表各种见解，说话坦率，毫不顾忌。他曾收到一位公爵的请帖，被安排的餐桌座位仅次于主人，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相形之下、海顿只是贵族的音乐侍从，他只能谦恭地坐在伯爵官邸的普通用人席。莫扎特直到晚年才挺直了脊梁，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伺是“忠于他的皇帝”的，他总要写一些贵族们认为好听的东西，哪怕是不得已。而贝多芬的人格则决定了他的作品。他要冲破贵族的圈子，想要面向群众，面向自己。他敢于专横地对待那些贵族赞助者，只是在他愿意、他有空的时候才给他们写东西。
在他青年时期曾帮过他不少忙的李区诺斯基亲王的母亲，曾有一次因为求他弹琴而下跪，他不但拒绝了她，甚至还坐在沙发上不起来。后来他和李区诺斯基亲王反目，临走时留下的条子是这样写的：“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然而正当这年轻的雄鹰要展翅飞翔时，命运在最脆弱的地方打击了他：他开始失去听觉。他面对这苦恼感到无能为力，这对他的骄傲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接受了医生的错误劝告，于1802年隐居到维也纳郊外一个名叫海利根施塔特的避暑胜地。
精神上的痛苦和对生活与创作的愿望在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冲突，他在三十多岁就写下了《遗书》，他痛苦地写道：“是艺术，是她留住了我。呵！我认为，在我还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就这样，我在熬过这痛苦的生活，真痛苦呵！”
正如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中所说的：“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的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这样一种超生和创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
生活拒绝给他欢乐，但艺术却将欢乐给予了他，他振作了起来，表现了斗争的愿望。“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该有多美！”贝多芬战胜了自身的混乱，结果使他相信人是能够战胜混乱的。这成为他音乐中的英雄主题：从绝望到斗争、从斗争到平静、从平静到凯旋和欢乐的发展过程。
贝多芬一生屡受挫折。他屡次恋爱，屡次遭到无情的拒绝。奥地利的贵族们可以同他这个天才交朋友，但绝不肯接受他做女婿。对上流社会来说，他的粗鲁、“不讲礼貌”，他那容易冲动的性格，他的中产阶级的出身，不体面的家庭，他对这个社会的高傲、鄙视、甚至是憎恨，使他成为一个可敬而不可亲近的人。他几乎绝望地要结束生命，但坚强的道德情操让他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