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的这一篇文章是在冰岛写的，因为她是北欧最古老的自由发源地。在森弗利尔（Thingvellir）的天然广场中，冰岛人<整个冰岛的挪威人社会）每年都在那儿会面，以便制订法律和接受法律。这种行为早在基督教到达之前的公元9世纪就开始了，那时，中国已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欧洲则仍是青年王子和强盗男爵的掠夺物。这就是自由的非凡开端。
但这个薄雾缭绕、严酷的地方仍有一些比较出色的东西。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在此地，那些承认杀丁不管是农场主还是奴隶的农场主都被宣布是非法的。这种公正在蓄奴文明中是很少见的。各种文明都追求公正。对于人来说，公正是根准绳，它规范和调节着人们实现愿望的要求与他对社会责任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动物决不会面临这种困难的选择，因为它们要么是群居的，要么是独处的。惟独人类热切希望将二者合为一个，即社会独立性。这点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独特的生物学特征。那就是使我研究人的特性这项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想要讨论的问题。
那种认为公正是人类的生物学才能的想法，是有点让人震惊的。确切地说，是那种把我们从物理学带到生物学的思想，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者在一个人的家中，才能更好地研究他的生物学特性。
很自然，传统的生物学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一点的：人和动物之间的类似就是支配它们的那些因素々让我们回到公元200年前，伟大的古代传统医学的缔造者克劳迪亚斯·伽林（ClaudiusGalen）研究了人的前臂。他是如何研究前臂的？方法就是解剖一只巴伯利（Barbary）猿的前臂。那就是很久之前为什么在用进化理论类推时，必要也必须使用动物证据的原因。到现在，康纳德·洛伦兹（Konradlorenz）关于动物行为的杰出工作，或者是B．F．席勒（B．F．Shinner）关于鸽子和老鼠心理的研究，都使我们很自然地去寻找鸭子、老虎和人之间的类似性。他们确实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人的知识，但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一切。人肯定还有某些独特的东西，否则的话，鸭子们就能够作关于康纳德·洛伦兹的演讲，而老鼠们将会写出关于B．F．席勒的论文。
我们不必兜圈子，有话就直说吧！马和骑马者有许多解剖学特征是相同的。但是是人骑马，而不是马骑人。骑马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不必为了骑马去进行创造。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什么使我们能够骑马的构造。骑马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发明，其历史还不到5000年。但它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的行为的可塑性，使得我们能刻画出我们的特征，如我们的社会结构。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很自然就是书籍，因为它们是人的大脑中所有兴趣的永恒产品。我的这些特征就像是我父母的记忆：艾萨克·牛顿是19世纪初领导皇家学会的伟大人物；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末写出了《天真之歌》。他们是一个大脑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行为生物学家们所说的“特殊种类”。
我怎样才能最简单明了地叙述这一观点呢？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人的特性》。在这本书开印之前，我一直都投有看到过这本英文版书籍的封面。那位艺术家在封面上画了蒙娜面莎，并在她的上方画了一个大脑，这说明画家准确地理解了我头脑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他用他的方式表达了书中所要表达的东西。人之所以独特，并不是因为他能从事科学研究，也不是因为他能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都同样地表达了人的思想无与伦比的可塑性。蒙娜丽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毕竟列奥纳多所画的大都是与他的生活有关的东西。他画了许多解剖画，如温莎士公爵的皇家收藏品中有一幅就是画的子宫中的孩子。大脑和婴儿就正是人类行为弹性的起点。我有一件非常珍爱的物品：一个200万年前的山童（Taungbaby）的骷髅模型。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是人类的婴儿。如果她，我总把它当女孩，如果她能活得足够长的话，她有可能成为我的祖先。是什么将她小小的大脑与我的大脑区分开来？简单点说，就是大脑的尺寸。如果她能发育成熟的话，她的大脑将会重达一磅多一点，而我的大脑，按现代大脑平均重量计将重达三磅。
我不想继续谈论大脑的神经结构、神经组织中的单向传导、以及古代大脑和现代大脑等内容，因为人和动物都有大脑这一器官。我想谈谈大脑对于人的创造性的特殊意义。
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的大脑是一台更好、更复杂的计算机吗？当然，艺术家们特别倾向于把大脑当作一台计算机。特里。杜拉姆（TerryDurham）的《布龙诺斯基博士的肖像》中之所以出现了光谱和计算机的符号，是因为在艺术家的想像中，一位科学家的大脑就是这样的。但当然那是不对的。如果大脑是一台计算机的话，那么它就会执行一套预先按固定顺序设置的动作。
作为例子，让我们想像一下，在我的朋友丹·利尔曼（Danlehrman）研究斑尾林鸽交配的著作中所描述的，一个非常优美的动物行为片段。如果雄鸽咕咕叫的方式得当，鞠躬的方式也得当，那么雌性的激情就迸发出来，她所有的荷尔蒙就喷出来，然后她就开始建筑一个完美的巢。她的行动是一丝不苟和有次序的，而且没有谁教它们，因此它们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斑尾林鸽也从来没有去改变这些行为。从来也没有谁给她任何积木去学会如何筑巢。除非小孩能将一套积木拼起来，否则，你也无法让人去建造任何东西。因此，筑巢就是建筑帕台农神庙、苏尔坦尼叶（Sultaniyeh）的泰姬陵圆顶、马丘比丘的瓦茨城堡（WattsTowers）和五边形建筑的开端。
我们不是一台执行出生时就已设置好的程序的计算机。如果我们是某种机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台能学习的机器，并且我们在大脑某个特定的区域执行我们重要的学习活动。因此，你就会看到：人的大脑在其演化过程中增大了二倍或三倍。大脑的增长仅限于一些相当特定的区域：如控制手的区域、控制语言、控制预见和计划的区域等。随后，我将给你们逐一论述。
让我们首先看看手。人类的现代进化，肯定是源于手的高度完善以及对善于使用手的大脑的选择。我们在行动中感觉到大脑支配手的那种愉悦，所以，对于艺术家而言，手仍然保留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佛的手，它以一种沉静的手势给予人们以仁慈的祝福，使人不再感到害怕。但对于科学家来说，手还有一种特定的手势，即我们能把拇指与其他手指对起来。但猿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能把拇指与食指精确地对起来，这是一种人类才有的特殊手势。人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一区域非常大，我可以用下列方式来最精确地描述这一点：我们在大脑操纵拇指区域所用的灰色物质，比操纵胸部和腹部区域的灰色物质的总和还要多。
我记得刚做父亲时，我一边用脚尖摇着我那刚出生四五天的第一个女儿，一边就想：
“这些手指真是太奇特了，从上往下一直到指甲，每一处都衔接得如此完美，我无法在100万年里设计得这样仔细。”但我确实，或者说是人类确实花了100万年的时间去完善手的进化：手的使用刺激大脑，大脑然后发出反馈，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使得手达到了今天这样高度完善的阶段。上述过程发生在大脑中一处相当特殊的地方。手的整个活动都在大脑的监视之下，那一区域可以标示出来，它就靠近大脑顶部的地方。
接下来是大脑中更具人的特色的部分，即说话，动物的大脑中是根本没有这一部分的。这一区域位于人的大脑中两个互相联结的地方；其中一个区域在靠近听力中心的地方，另一处则位于前脑叶的前部并更靠上的地方。这一部分是天生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势。人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一区域非常大，我可以用下列方式来最精确地描述这一点：我们在大脑操纵拇指区域所用的灰色物质，比操纵胸部和腹部区域的灰色物质的总和还要多。
我记得刚做父亲时，我一边用脚尖摇着我那刚出生四五天的第一个女儿，一边就想：
“这些手指真是太奇特了，从上往下一直到指甲，每一处都衔接得如此完美，我无法在100万年里设计得这样仔细。”但我确实，或者说是人类确实花了100万年的时间去完善手的进化：手的使用刺激大脑，大脑然后发出反馈，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使得手达到了今天这样高度完善的阶段。上述过程发生在大脑中一处相当特殊的地方。手的整个活动都在大脑的监视之下，那一区域可以标示出来，它就靠近大脑顶部的地方。
接下来是大脑中更具人的特色的部分，即说话，动物的大脑中是根本没有这一部分的。这一区域位于人的大脑中两个互相联结的地方；其中一个区域在靠近听力中心的地方，另一处则位于前脑叶的前部并更靠上的地方。这一部分是天生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天生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完整无缺的说话中心的话，我们根本上就无法说话。说话需要经过学习吗？当然需要。我能说英语，只是因为我13岁时就学过英语。如果我以前没有学过英语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说英语。你知道，如果你让一个孩子一直到13岁都不说话，那么，这个孩子就根本不可能学会说话。我会说英语，是因为我两岁时学过波兰语。虽然我现在已忘记了所有的波兰单词，但我毕竟学过语言。这就是人类的另一项才能，即大脑有天生的学习才能。
从另一方面说，大脑中的说话区域是非常特殊的。你知道，人的大脑两半是不对称的。证据也是你很熟悉的，你观察一下，人和动物不一样，明显有右手和左撇子。说话也是受大脑的一边控制的，但这一边却不会改变。无论你是右手还是左撇子，说话几乎肯定是受左脑控制。但有例外，如有些人的心就长在右边，但这种例外是很罕见的。一般来说，说话区位于大脑的左半部分。那么大脑右边相应的区域起什么作用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了解得不确切。我们不完全清楚大脑的右半部分中与左脑说话区域对应的区域是干什么的。但看起来，它们似乎接受来自眼睛的输入——一种在视网膜上形成的二维世界的地图——并把它转换或组织成一种三维图形。如果这种假设是对的，那么在我看来，说话显然也是一种这样的方式：大脑把世界分成许多单元，然后再把这些单元结合成可移动的图象。
经验的组织对于人来说是非常有远见的，这一区域位于人类大脑特有的第三区。大脑的主要组织位于前脑叶和前额脑叶。我自认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大脑就是这样组织经验的。
那么，那些大大的前脑叶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它们也许有几种功能，并且一定并仍在做着一件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事情。它们使你能思考未来的行动，并等待奖励。沃尔特·亨特（WalterHunter）在1910年左右首先做了几次漂亮的、关于这种延迟响应的实验，然后于20世纪30年代由雅可布森（Jacobsen）进行了完善。亨特是这样做的：他拿出一些奖品，并把奖品给一个动物看，然后再把奖品藏起来。在可爱的实验室里发现的结果是，老鼠是非常典型的。如果你取出一只老鼠并给它显示一下奖品，然后立即让老鼠跑，它当然立即就跑到藏奖品的地方去。但如果你让老鼠等几分钟后再放手，那么老鼠就再也不能判断出应到哪儿去找藏着的奖品。
当然，儿童是完全不同的。亨特用弦子做了同样的实验，你可以让那些5岁或6岁的孩子等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亨特为了让一个小女孩在等待时感到高兴，就和她说话。最后，那个小女孩对他说：“我明白，我想你正在试图让我忘记。”
为遥远的奖励制定行动计划的能力，就是这种延迟响应长期作用的结果。社会学家们把延迟响应称作“满意延期”。这是人脑拥有的一种主要的天赋，而动物的大脑中是根本没有的。除非它们变得相当成熟，并进化到相当高的阶段，就像我们的近亲猴子和猿一样。人的发达意味着，我们在早期教育中实际上是与决定的延迟有关。我这儿所说的与社会学家们所说的有些不同。我们必须推迟作决定的过程，是为了积累足够的知识，以便为未来作准备。那似乎是一件需要加以说明的特殊事情。但那就是孩子们所做的事，是青春期的少年做的事，也是青年们做的事。
我想把重点放在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延迟方面，我的意思是完全按字面意义来阐述。用英语演出的最著名的戏剧是什么？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讲什么？它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的故事——他当时面临着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一个超出他的能力的决策，就是杀死杀害他父亲的凶手。那个幽灵不停地推他，并对他说：“报仇，报仇。”事实上，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年轻人完全还不成熟。从智力和情绪上来说，他要完成这一决策还不够成熟。整个演出就是一个投完没了的决第延迟，即哈姆雷特在内心的自我斗争中迟迟难以作出决策。
该剧的高潮在第三幕的中间。哈姆雷特看见国王在祈祷。哈姆雷特甚至有可能听见了国王的祈祷和所忏悔的罪行。哈姆雷特是怎么说的？但他什么也没做，他少年时期就没有做好干大事的准备。所以在演出结束时，哈姆雷特被杀害了。悲剧并不在于哈姆雷特的死，而在于他死于刚准备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之时。
对于人来说，在大脑成为行动的工具之前，它必须先成为预备的工具。在大脑作预备时，仅涉及相当特殊的一些区域，譬如说，前额脑叶必须未受损害。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说，它取决于人类童年的长期准备。
用科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是幼态持续品种，即我们仍是刚从子宫出来的胎儿。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科学文明，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现在，就最喜欢儿童的象征：拉斐尔画的基督之子，由布勒斯·帕斯卡（BlaisePescal）重新饰演；年轻的莫扎特和高斯·琼·雅克·卢梭和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的儿童等。在我离开加利福尼亚往南航行4000英里到达复活节岛之前，我从未感受到文明差异的震撼。但在复活节岛，我对历史的差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