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么一些准备，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菊贞偕詹彩凤，连同荣绪及舅父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北京。他们先去看了夏同善，递交了胡雪岩的信。夏同善夫妇即接见了杨菊贞姑嫂二人，看了杨乃武京控的诉状，介绍她二人去叩遍在京的浙江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并叫她们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及都察院投送诉状。
由于有了胡雪岩别宴上的那次深谈，夏同善对杨乃武的案情及解决的办法也都有了深一层的看法。他情知官官相护，既有利益上的考虑，也有面子上的考虑。胡雪岩暗示他，杨昌浚及三府已经定案，这时候如果利用平级关系让他强改，于面子上是过不去的。办法只能如胡雪岩的提示，由上而下，公事公办，既是上面压下来的，于地方官的威严也就不至于有太大损害。不过，夏同善也明白，像杨昌浚这样的人，在打太平军时立了战功，名重一时，那面子就与安定时期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地方官有所不同。杨昌浚未必那么简单，杨乃武的案子未必那么好办。
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他多次访问了大学士翁同龢。夏同善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的原委，向翁同龢作了详细的陈述，并请翁同龢看了杨乃武的京控诉状。翁同龢说：“严刑取供，素干禁例，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果有冤情，必使平反。”他答应夏同善，待去刑部查阅全部卷宗后，再商榷。
翁同龢查阅卷宗也并不那么顺利。翁同龢是状元出身，职位又崇高，朝中官员对他都很尊重。但由于刑部尚书桑春荣先已接到杨乃武一案的“书帕”（书信贿赂），恐翁同龢来阅卷，徒生枝节，迁延拖累，就与翁同龢发生争执。这时，刑部分管浙江司狱的一个官是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他细看过全部资料，也认为案情可疑，不宜轻率入奏，即将全案卷宗送给翁同龢。翁同龢当晚翻阅全卷，发现可疑之处甚多，便逐条签出，送回刑部，请刑部送回更审。
由于夏同善等浙江在京官员帮助说话，杨菊贞的二次京控总算没有被驳斥，得到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的重视。加上翁同龢的当面干预、有关部院的奏疏，并两宫太后、皇上的谕旨：“务得实情，勿枉勿纵。”刑部不得不派人重新审理此案。
但这次派去的钦差大臣却是一个庸吏，名叫胡瑞澜。他是科班出身，从未审理过刑狱案件。其时，刘锡彤、杨昌浚等人都已开始重金贿其左右，并联络一些乡绅联名向胡瑞澜寄公禀，说杨乃武谋夫夺妻，是士林奇耻，请速付典刑，以正大法，毋为浮议所动。胡瑞澜张皇无主意，结果又听信陪审官之言，用了大刑，日夜熬审。杨乃武这时也已志坚，虽熬刑仍不诬服。毕秀姑熬刑不过，只得再次诬服。胡瑞澜不顾审讯矛盾，照原拟罪名奏结。
夏同善得知此审仍系偏袒，便携浙籍在京官员张家骧（也是翰林院编修）等人拜访翁同龢，说胡瑞澜徇情枉法，非提京复审，无以息众议而肃官箴。时浙籍汪树屏、吴以同等人的联名控状已到都察院部，详陈此案的曲折冤情及严刑逼供的惨状，都察院据情转奏。翁同龢又亲见两宫太后，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务得实情。慈禧听政以来，对地方权臣疆吏的擅权自恣、目无朝廷深为不满，亦时思乘便稍挫其气焰，就派了御史王昕等人密查。王昕查访得很细心，回到北京后，如实向慈禧太后面奏，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万难理清案情。如确有冤抑，人命关天，皇上皇太后英明仁孝，岂容草菅，权臣弄法，更不能置诸不论。”这话引起了慈禧的重视。这时，翁同龢、夏同善、张家骧等一些在京文臣面请太后，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平反冤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矣。在此情势下，慈禧才于光绪元年（1875年）12月15日下了一道谕旨：“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处戾。”
案情致此，杨菊贞的京控才算有了明白交代。此后，刑部大审，因为气氛已经与在省内诸堂会审大为不同，杨乃武得以从容将始末道来，尤其讲到了他为民写状告粮官，结果与知县刘锡彤结怨之事，毕秀姑也尽诉前番大刑之下，胡乱诬服，都属迫不得已，并将刘锡彤的儿子刘海升强奸了她，以及刘海升如何哄她，说杨乃武为新科举人，假供称他下毒他也不会被砍头等情况供了出来。
案情大白。最后一步，就是把葛品连尸体运京化验，看一看是否属于中毒致死。如果是，再查明毒从何来。如果不是，属于病亡，自然就不再有偏抑了。
光绪二年（1876年）12月初，葛品连尸棺到京。初九日，刑部提集人犯，到海会寺验尸。刑部仵作报称无毒。两旁观众欢声雷动，喊叫“青天有眼”。
刑部结束此案的奏疏，到光绪三年（1877年）2月2日才上去。2月16日，慈禧下旨，批准了刑部奏疏，杨昌浚等三府有关官员及胡瑞澜着即革职，刘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2月底，杨乃武、毕秀姑出狱。
杨乃武出狱后，对夏同善、张家骧一些在京的浙江同乡，一一踵门叩谢，一个月以后才回到杭州，即去叩谢了胡雪岩。杨乃武一案，若不是在胡雪岩这里有一个转折，不知要拖到何时。杨菊贞等人在京的用度及联络，多亏了胡雪岩写信给他的钱庄档手，时相关照。后来，胡雪岩又与吴以同商定，派吴以同早日赴京周旋安排，才有了这么一个好结果。
三 做人圆融通达，办事滴水不漏
“圆能打通关节，使你走出困境。”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很懂“圆”的人，这个“圆”不是“圆滑”，而是“圆融”、“圆满”。“融”是状态，“满”是结局。他做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力求完满，确保各方面的利益和感受。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成就大事。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大部分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是这样的，凡事喜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个人如果太过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分厘必争，往往会被撞得头破血流。相反，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过于圆滑，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众叛亲离。
所以，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圆”，既不锋芒毕露，又不过于圆滑，该伸的时候就伸，该屈的时候就屈。
所谓的圆融之道，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与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能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立稳脚跟，在商场上红极一时。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于为人处世上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圆而通+诚信=财源广进”。
1. 为人要“圆融”一点
时势造英雄，英雄识时势。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怎样才能摆脱眼前的困惑，从容不迫地安身立业，使自己的事业达到巅峰，使自己的人生踏上一个更高的高度呢？
一个人如果过分讲究原则，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但是，人仅仅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交友、情爱，都需要掌握“圆世”哲学，才能无往而不利。
真正的“圆世”哲学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刚强，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圆世”哲学能承受大喜悦与大悲哀的突然发难；真正的“圆世”哲学，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并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一个真正懂得“圆世”哲学之人！
胡雪岩本来就不是饱读诗书出身。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的。作为一个学徒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有八九是要大吃苦头了。他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人们的爱憎欲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敬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比如那嵇鹤龄，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却落得个“恃才傲物”的名声。好在他遇到了胡雪岩，经不住胡雪岩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他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出面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事后论功行赏，却遇到麻烦。
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改为海运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出力人员请奖，称为“保案”。保有“明保”、“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黄抚台给了嵇鹤龄一个明保，给了胡雪岩一个密保。
胡雪岩闻听此事后，心里也觉得不够公平。他感觉其中一定有鬼，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弄清了其中原委。原来，黄抚台手下有个文案员，向嵇鹤龄索取两千两银子，嵇鹤龄不从，并言说自己没钱，就是有也不去塞这个狗洞。
这种耿介之人，在官场上的确不多了。按照嵇鹤龄的说法，官场中的世态炎凉，他也看厌了，反正世界上绝少有饿死人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在你浙江混不下去了，我就回湖北办我的团练去。
事情到了胡雪岩眼里，却有了另一番观感。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生了疮要医，化了脓得挤。胡雪岩决定帮嵇鹤龄摆平此事。
胡雪岩用的是什么手段？不外是“圆了你的意，开通我生路”。
他开了两张本号的银票，一张两千，一张两百，用个封套封好，上写“菲仪”二字，下面具名是“教愚弟嵇鹤龄”，托人递交文案上的陈老爷。不过一个时辰，便有人送来抚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字：“拜领谢谢！”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通知嵇鹤龄去见抚台谈这件事。
结局的顺利和圆满甚至连胡雪岩也感到喜出望外。第二天便有了准信儿，让嵇鹤龄接管海运局。
这就是胡雪岩的圆通之“通”。
回头来想一想嵇鹤龄的名士脾气，正是孟郊“一生犹学方”之“方”。中国古代文化有对立的两极。一曰“圆而神”，二曰“方以智”。具体到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态度上，“圆而神”和“方以智”的差别，基本上可以溯源于儒家之入世和道家之出世的分别。但两者又有不同，出世与入世之别仅仅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生态度。真正具体到个体人生品格的，当是魏晋以来名士之竹林七贤。当“方以智”成为知识分子对待世俗生活的理想准则后，圆世便成为他们耻以为之的生活态度。圆滑与品格不坚、不洁、人格卑下成了同义。以圆为耻成为这个阶层不言而喻的共同标准。
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他们的崇尚和摒斥给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下了基调。
胡雪岩的不同正是在这里。他一生下来就没有那么优越的生存条件，与士大夫的想法相差甚远。对一个钱庄的学徒来讲，圆活是首要的生存法则。
圆活既表现在“使活”上，又表现在“灵活”上。治损不致残的处世原则，典型地表现了胡雪岩的这一态度。胡雪岩对一条原则总是恪守不渝的，那就是：总要给对方留个台阶、留条后路。
再比如胡雪岩的朋友郁四因听信家人唠叨，把水晶阿七赶出家门后，阿七旧情复燃，居然又去纠缠青梅竹马的旧好陈世龙。陈世龙已经有了阿珠，并且心思贞定，立意要干一番事业，以不负师父、妻子和岳丈岳母的期望，岂有对阿七松口之理？
这种局面让陈世龙烦心，让阿七伤心，让郁四灰心。
胡雪岩却想出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办法来：“船并老码头。”
阿七和郁四毕竟有几年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断的。只有阿七重新回去了，才能平抚郁四颓丧懊恼的心。这件事做完了，阿七给陈世龙带来的麻烦自然也就没有了。
不过，这事能否成功，关键还要看能否把郁四和阿七分头说拢。这就显出胡雪岩对人心人情的透彻体悟。
到了聚成钱庄，胡雪岩的第一句话就是责问郁四到底怎么回事。
郁四面对胡雪岩，只是一个劲儿摇头叹息。通过察言观色、迂回试探，胡雪岩看出郁四心里还眷恋着阿七，盼着她能回来。可是，他又怕阿七心里有气，故意拿乔。胡雪岩把郁四的心思摸透以后，主意也就有了。他向郁四打下保票，一定帮他把阿七弄回来！
胡雪岩说到做到，他回头找到阿七，摆出为她打抱不平的姿态，恨恨责备郁四无情无义、不知惜福，一下赢得了阿七的信任。阿七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胡雪岩倾诉自己的委屈。胡雪岩一言不发地听完她的一腔怨言，也就探清楚了她真正的心意。她嘴上虽然怨恨郁四，心里却一直忘不掉郁四。这么一来，胡雪岩便有十足的信心促使两人重归于好了。
结果自然是一阵雷雨化做春风。
这是胡雪岩圆融的“融”。总要使各方都感到满意，感到没有羁绊，感到活起来还算有汁有汤、有滋有味，这个“圆”字才算没有白做。
胡雪岩纵横江湖、呼风唤雨，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圆世态度。
2.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这也是一句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俗语，是说一个人做事，不能只想到自己的成功圆满，还要能为别人考虑，要能体谅别人的难处，要能为别人分忧。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不想着自己，但想自己的时候也不能不想想别人。
胡雪岩常常把这句俗语挂在口头，而且每天晚上都要仔细地梳理一下白天所做的事，以及第二天应该做的事。该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立刻就去办，从不耽误。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运漕米的难题，需要松江漕帮帮忙，因为松江漕帮在上海有一家很大的通裕米行，现存十几万担大米，胡雪岩需要说动漕帮首领将这十几万担大米借垫给浙江海运局，以完成他的就地买米之计。胡雪岩以他的见识和懂“门槛”，深得松江漕帮尤五的赏识，被尊为“门外少爷”，请漕帮借垫大米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不过，从言谈当中，胡雪岩也发现尤五有难以启口之处。漕帮的难处，根源在于此时朝廷已经提出漕米由河运改海运的动议。江南苏、松、太一带向朝廷输送粮食，一直是由南起杭州、北抵京师的运河输运的，称为漕运。负责漕运的船都是官船，分驻各地，称为漕帮。漕帮自然是靠漕运吃饭。不幸的是，黄河淤积逐年加重，有些河段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河，“春水船如天上行”，已经无法治理。而运河受到黄河影响，航运状况也越来越糟，天旱时节经常断流。由此，道光初年朝廷就有了漕米改海运之议。到此时，海运已经在浙江试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