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小她一岁的端木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很多人疑惑，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恋爱，她得有多让人爱呢？这究竟是冲动还是真爱？抑或是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
他们幸福吗？细节透不出深爱的迹象。
他的家人对他娶一个情感经历复杂的孕妇既惊讶又惋惜。
似乎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
他当着她朋友的面，读她写的怀念鲁迅的文章，鄙夷地笑个不停，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打了人，让她去跑镇公所。
而她，挺着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码头绊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来。
她对聂绀弩说，端木就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
这并不是婚后的抱怨，而是婚前的指责。
她得有多么寂寞空虚冷，才能死死抓住一个让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
依赖型人格的女子，总是习惯性地倚靠别人，却不可思议地充满自我怀疑，怀疑自己不够美好、坚忍、独立、强大，不足以支撑摇摇欲坠的人生。
可是，自己不足信，他人岂足信？那些被她视作情感支柱的男子深知吃定了她，他们不屑、慢待、轻贱她，因为知道她舍不得走，她下不了狠手对自己，就轮到别人下狠手对待她。
这对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战的炮火中一同逃到香港。
萧红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端木每次出门，她便担心自己被遗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会平静。
她总是情绪反复，一会儿觉得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觉得早该与他分开。
惶恐焦虑中她又开始乱抓救命稻草。
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岁的东北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受了端木的帮助，答应留下照顾病中的萧红。
据说，萧红在端木离开时，曾经答应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
病床前的爱情和承诺，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炮火纷飞的战乱时期，人人把活下去当成首要任务，一个病入膏肓、惊惶而神经质的女作家，就算她愿意以身相许，对于一个只见过两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岁男青年来说，只怕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吧。
于是，骆宾基忿忿写道：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这哪里有什么爱情，分明是遭遇违规卸货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