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话文初起的年月，即使是现代诗的鼻祖，也显出简单与粗粝。
胡适那首拉开了中国现代诗大幕的《蝴蝶》，今天读来颇为稚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用当下的标准回望民国的经典，大多史料价值超过文学价值。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鲁迅、徐志摩、张爱玲，闪耀着光辉的天才文字穿透了百年的尘埃，如陈年普洱般醇酽。
当然，也少不了萧红。
第一次读萧红的《生死场》便被奇妙的比喻惊艳到，她写“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象是一棵大型的菌类”；她眼中的林荫道“象是动荡遮天的大伞”；她看“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
别致、形象、灵动，好似透过孩子明澈的眼打量世界。
只是，电影与传记最津津乐道的，除了她的文字，便是她两次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1911年出生、双子座的萧红深得祖父张维祯宠爱，祖父荫庇下短暂的童年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回忆，甚至，《生死场》中的场景大多来自记忆中祖父的东北梦幻花园。
父亲张廷举坚持将她许配给小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绝，便以抽烟、喝酒对抗，与有家室的表哥陆哲舜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学、同居，被家族不容，断绝经济支持。
表哥退却后，她便去找汪恩甲，与他同居，同抽鸦片。
汪恩甲工资入不敷出，她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被家人扣住，她去理论，被汪家怒斥。于是，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竟临阵倒戈，表示自愿离婚，法庭当场判决两人离婚。
她怒不可遏地冲上街头，汪恩甲追来道歉，两人匪夷所思地和好。
这对离异夫妻在旅馆赊欠食宿费六百多块钱之后，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从此杳无音讯。
此时，她已怀孕五个月。
萧红遇到萧军之前的情事，这已经是最精简的版本。
从前看《萧红全传》，我不厚道地想，这些行为怎么看都像一个任性女子的瞎折腾，和反封建没得半毛钱关系。可见生逢其时很重要，生对了时代，私奔便是一场反封建的抗争，不然，便是一桩颜面扫地的绯闻。
如今，被萧红的文字打动后再看这段经历，也生出几分体谅，或许，她是真有苦衷吧。
母亲早逝，父亲疏淡，继母薄情，萧红如大多数亲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症，她们把爱情当做救命稻草般紧紧抓住不放，双子座天生的率性，以及天马行空的行为方式，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在与家庭闹翻后，追爱和抗婚并不是她二十岁时离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这次逃离，更多是为了读书。
而失却了家族的支持，便只好倚靠陆哲舜、汪恩甲，这些男人看重的，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身无长技出走的“娜拉”，除了辗转在不同怀抱讨生存，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1938年，她在重庆塔斯社分社接受B.H.罗果夫的访谈时遗憾地说：“我很想上大学，但是无法实现。”
这算是道出了心头的无奈与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