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的措施侵犯到一些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宰相章得象联合台谏官员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朋党”，说他们“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夏竦诬陷富弼密谋废仁宗。范仲淹、富弼被迫出朝，反对派乘机排挤拥护新政的官员。1045年，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遭贬出朝，“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它未能改变大宋王朝的内外交困，但却为王安石变法吹响了前奏。
王安石主持变法
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规模更大、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了变法运动。王安石有感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力主改革政治，以扭转国势的衰落，先上《万言书》，希望改革，受到冷遇。宋神宗继位后，宋王朝社会矛盾尖锐，民众起义不断。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国库空虚，财政困难。西夏、辽也不断侵扰大宋王朝，蚕食宋朝疆域，破坏了大宋北方的经济，也威胁到宋朝的政权存在。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改变大宋的积贫积弱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变法“强兵”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富国”的目标却部分达到了。
王安石变法中，先后颁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将兵等法，可以说，王安石制定新法时希望国富民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良好的动机未必有特别好的收效。
青苗法是变法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规定取息二分或三分。在青苗法实行的初期，曾强迫放高利贷者借贷青苗钱，按期向政府交纳利息。高利贷者的活动在青苗法实施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却增加了大量的利息收入。
募役法中的以雇役代替差役，也顺应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和雇佣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另外，政府由此获得了巨额收入，大宋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在宋神宗时府库的积蓄可供朝廷20年的财政费用。
农田水利法实施后，仅在1070年至1076年的7年间，兴修水利就有1万多处，受益的土地有民田36万多顷、官田2000顷。大量的薄地成了良田。
但是，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情况。但总的来看，变法的进步意义是应当肯定的。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变法失败。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1019年，他出生在陕州夏县（在今山西）一个做官人的家庭里。他自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分聪明伶俐。7岁的时候，他便开始专心读书，而且十分刻苦，不论是在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还是三伏盛夏酷热难当的时候，他都照样读书写字。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司马光做官后研读了很多历史著作，在学习钻研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古以来的历史著作虽然卷帙浩繁，但却没有一部上下贯串的通史。另外，在司马光看来，各种各样的史书实在太多，皇帝看不了，如果编一部通史，也可给皇帝读史书提供点方便。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动手来编一部通史，打破这个尚无通史的局限。他参考了众多的历史著作，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按照自己的设想，给书取名为《通志》。《通志》编成，正是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就把这部书献给了英宗。英宗读过之后，觉得大开眼界，对自己治国理政很有帮助，就下令为司马光专门设立了一个书局，让司马光全权组织编写人员，准许他们借阅官府的藏书。英宗的支持使司马光得到极大的鼓舞，他立即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和、范祖禹等做助手，组成了一个编写机构，把《通志》写下去。
到了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新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神宗。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读了司马光的稿子后，更是高兴。他认为司马光的书，不仅可以帮助做皇帝的人了解历代的盛衰起落，而且这种起落盛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人可以常常对照借鉴。所以，神宗就把《通志》这个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治理，“鉴”的原意是镜子，用来表示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王安石受神宗器重，回到朝廷主持改革的时候，司马光是翰林学士。由于司马光思想保守，就开始与王安石谈不到一起了。后来，王安石被升为宰相，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司马光不仅一条也不同意，而且还拼命地反对。由于司马光的学识和影响以及他反对变法的强硬态度，他竟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同老朋友完全闹翻了。于是，司马光就向神宗辞职，离开京城到了洛阳，一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司马光前后一共花了19年，才把这部著作全部写完。
《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逐年写出历史上每年发生的大事。记载了自前403年到959年，即从战国始到五代十国止的1360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材料丰富，剪裁有致，考证严格，而且文字精练，富于文采。历史上，《通鉴》与《史记》齐名。
北宋第一大文豪——苏东坡
在大宋朝这个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中，苏东坡（即苏轼，因其号东坡居士，故又称其为苏东坡）可算是当时最浪漫和富有个性的人物，他的诗、词、文写得纵横开阔，意脉流畅。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苏东坡贡献更大，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使词的面貌焕然一新。
词是自中唐从民间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苏东坡所处的时代，前后已有了300余年的历史。虽然出现了不少名家名作，但词一直被认为是“诗余”，是“小道”。因此，词的题材非常狭窄，特别是唐五代，词一直流连于花与樽酒之间，大都写离别的伤感、男女的爱情，形式上处处受到音乐的束缚。而苏东坡的词，在内容上却完全打破了题材上的束缚，各种生活内容尤其是反映农村景象和生活的题材，在苏东坡的词中都有反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苏东坡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叫豪放派。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写出了苏东坡面对自然、感怀今昔的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了他飘逸旷达的精神。词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但是也反映了苏东坡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个唱歌的人说：“我的词与柳永（宋朝著名词人）的词相比，怎么样？”
那人也是个风趣的人，回道：“柳永的词，只适宜十七八岁的女孩，手拿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名句）；你的词，需要关西大汉，手拿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这个回答十分形象地说出了苏东坡的词与另一词派（婉约派）的区别。
除了诗、词、文之外，苏东坡还是个大书法家，他擅长行书和楷书，吸取了前代许多名家的特长，且能自创新意。他用笔丰腴跌宕，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情趣。苏东坡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学习他的书法。
苏东坡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为人刚正不阿、黑白分明。在宋朝王安石变法前后，不论是变法派当权，还是顽固派当权，他都坚持不随波逐流。因此，他一生中有大半生仕途不顺，屡遭贬谪。
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东坡蒙大赦回到常州后，便一病不起。次年，这位百年难求的文坛大才子就与世长辞了。他给后人留下了《东坡集》《东坡后集》以及《东坡乐府》等珍贵的文化遗产。
“靖康之变”北宋亡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李纲率宋军成功地保卫了京城。四月，太上皇赵佶以为东京（今河南开封）已经平安无事，便回到东京，继续过他荒淫糜烂的日子。这时，投降派们又活跃了，北宋在军事上也不再加强备战，各地赶来保卫东京的援兵，也被宋钦宗赵桓打发回去了。不久，李纲又被夺去兵权，贬到扬州去了。八月，金太宗又出兵大规模南侵，以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向北宋进攻。完颜宗翰的军队猛攻太原，直至九月初，太原城被攻破。十一月，完颜宗翰从太原领军南下，一路上所遇的宋军，不是弃城逃走，就是乖乖投降，所以金兵南下很顺利，很快就打过了黄河。东路的完颜宗望大军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攻到了东京城下。完颜宗翰领兵赶到，两军会合一处，驻扎于东京城南薰门外，再次把东京城包围。
东京城内，李纲被贬到外地，各地援兵也让投降派遣散了，守军既少又缺装备，满朝上下慌作一团。金军很快地就攻入了东京城。爱国将士在城中和敌人展开了巷战，赵桓却使人去金营求和。
被派去金营求和的使者回来报告赵桓，金军提出必须皇帝亲自去谈判。于是，赵桓带领几个大臣到金营，献上降表，跪地向金国称臣。
金兵在东京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查封了宋朝各个衙门的金银财物。1127年初，金兵又先后扣留了钦宗、徽宗，金太宗下诏废去他们的帝位，将他们俩连同宋宫里的太后、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和各种手工业工匠一共3000多人，一起押到金国，当做奴隶使用。不仅如此，北宋都城里收藏的各种图书、乐器、天文仪器、金银财宝也叫金兵抢劫一空。
这样，北宋王朝被金国消灭了。这一年，是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靖康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