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知道辽兵被打败，就派兵攻打太原城。北汉皇帝刘继元得到辽兵惨败的消息，万般无奈，只好投降宋朝。于是，刘继元率文武百官到北城外恭恭敬敬地迎候宋朝皇帝一行，听候发落。不料，正当受降仪式接近尾声之时，在太原城楼上传出一声大喝：“主子投降，我不投降！誓与宋朝战个你死我活！”众人闻声皆向城楼望去，赵光义也不禁抬头相望。只见太原城楼上有一员金盔银甲的大将，威风凛凛，煞是雄武。旁边知情人立即告诉赵光义，此人便是刘继业。刘继业本姓杨，只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屡立战功，被北汉主刘崇赐姓为刘。他现任北汉建雄节度使，名震南北。赵光义对他早有耳闻，爱才心起，便派朝中德高望重之人进城对其好言相劝，特别指出为保全城中百姓不要再战了。刘继业是忠义之士，这才大哭一场，开门放宋军进城。赵光义见招降了刘继业这员大将，万分高兴，当即封其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同时厚厚赏赐。从此，刘继业恢复原姓为杨，他就是世人传颂、颇具传奇色彩的杨令公。至此，北汉灭亡了。
中国史上最著名清官——
包拯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清官和贪官总是相对存在的。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给了每一个人走出不同人生道路的可能。有的人选择了做为了一己私利而祸国殃民的贪官，而有的人则选择了做贴近人民的廉洁守法的清官。包拯就是后一种人，他那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的形象几乎是家喻户晓。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999年，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包拯自小严守父教，刻苦读书，28岁时考中了进士，由此登上了仕途。包拯做过多任地方官，还担任过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多种重要职务。因为他曾被授予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衔，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包待制”“包龙图”。在包拯的为官生涯中，有许多品行是当时的官吏所难以具有的，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刚直不阿、执法如山、铁面无私。
包拯的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不仅仅是出于对宋朝统治安危的忧虑，还出于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他反对“诛求于民无纪极”，要求宋仁宗“恤生灵之重困”。为此，他多次为民请命，要求朝廷免去各种无名科敛，赈济受灾百姓，不要派苛虐刻薄的人任转运使等职务，以免骚扰百姓。他对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宋仁宗庆历初年（1041年），包拯调到端州任知州。端州地处岭南，是有名的端砚产地。原来的知州每年都要百姓用极好的端砚为皇帝上贡，此外，还多要数十倍的端砚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到任以后了解到制砚工匠制作端砚从勘察、采石到加工成砚台要花费许多血汗，知州向百姓大量征收端砚，便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造成了人们没完没了的负担。好多老百姓都被搜刮得揭不开锅，吃不上盐。包拯亲自清点了仓库里的端砚，又命令书吏把历年使用端砚和支付砚工的工钱，以及官绅贪污的事实都讲了一遍。然后明确规定：凡是州中官吏士绅贪污的端砚，一律交归府衙；砚工的工资由州府付给，不得向百姓摊派制砚赋税；库存端砚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几年后，包拯离开端州时，没有带走一个端州名砚。
包拯不仅自己为官清廉，还要求自己的亲属和子孙后代都不许做贪官污吏。包拯在庐州做知府时，接到许多合肥县人状告他的舅舅抢占民田、横行不法的状纸。包拯问合肥县令：“这些案件为何不审理？”县令说：“那些人都是无理取闹，我已经命人把他们赶跑了。”包拯听了很生气，他厉声说道：“你怎知是无理取闹？身为县令，你当为民做主！你不查案情，反把告状的人都赶跑了，理应将你查办。姑念你是初犯，暂且放过，你现在要加紧审理。”县令心情矛盾，按法就该逮捕包拯的舅舅，这岂不伤了包拯的面子？他吞吞吐吐地说：“包大人，这案子就算……”“你无法审理，可将此案报到州里。”说罢，包拯转身离去了。数天之后，包拯派捕快将舅舅缉拿归案，亲自审理。他把平民百姓送来的状纸一份份都摆在面前，又令衙役找来原告和证人，然后让衙役将舅舅带上大堂。舅舅抬头一看，坐在堂上审他的竟是自己的外甥，气得扑上前去要打包拯，立刻让衙役拉开了。但舅舅嘴里还在骂包拯不仁不义，包拯怒喝道：“大胆罪犯，你为非作歹，扰乱乡里，不但不老实认罪，反辱骂本官，是何道理！拉下去，打！”衙役们立刻将包拯的舅舅拉下，重打四十大板。从此，他那些亲戚们再也不敢仗势胡为了。
包拯不仅自己不徇私枉法，在朝中做官也以立朝刚严、不畏权贵而著称。他一再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说他扰乱法纪，说他是“清朝之污秽，白昼之鬼魅”，并说宋仁宗重用张尧佐有“私昵后宫之过”。宋仁宗只得说：“关于张尧佐的事，待朕召见文宰相再作商议。”包拯早知文宰相与张尧佐素有旧交，但他仍然不顾压力直言进谏，仁宗最后只得再下诏书，免去张尧佐的职务。与包拯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司马光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记录了当时京师人民关于包拯的歌谣：“关节（贿赂之意）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要求改革弊政，反对因循守旧，尤其是他不畏强权，除暴安良，敢于为民请命，是符合当时的人民愿望的。后来，皇帝正式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他因为积劳成疾，一直没有接受这个职务。1061年，包拯因病重辞官为民，回到了合肥老家。第二年冬，包拯就病逝了。
北宋内外矛盾的发展
宋朝的建立，虽然消除了自唐、五代十国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也相对强化了封建专制君主集权，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过却产生了宋朝机构重叠、效率降低以及抵抗外敌能力减弱等消极影响。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先后两次对辽用兵，但都以失败告终。从这以后，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北宋对党项势力的战争也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边防不断出现危机。
1004年，辽军大举向北宋进攻。宋朝虽取得了反击的胜利，但却倾向以议和的手段结束交战，遂与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支付契丹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与之确立为侄叔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到了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争。1044年，深受长期交战耗损的两国订立庆历和议。和议规定：西夏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朝每年给西夏白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10万。宋、西夏之间不断的战争，给双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外有北方辽、金、西夏等国的虎视眈眈，北宋的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也同样不得安宁。官僚机构臃肿，军队的数量庞大。据统计，宋仁宗时，每年国库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都被用于军费支出。为了维持各项开支，朝廷不断增加赋税。北宋在征收农业税（两税法）时，除了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苛法外，还有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和买绢帛以及籴粮米等等名目的苛剥之法。农民的负担极重。
范仲淹改革失败
大宋王朝到中期时内忧外患尤为严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发展的危机局面促使部分较清醒的士大夫呼吁宋廷革除积弊，稳固统治，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员。
1025年，范仲淹曾上书反对恩荫泛滥的不良风气。1027年，他又上疏批评宋朝腐败的吏治和松弛的武备。两次上书，均未引起当权者的重视。1029年，范仲淹“讥切时政”，得到尹洙、欧阳修的支持，三人皆被贬。
1043年，宋仁宗赵祯面对内外困局，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欲更天下弊事”，实行改革。范仲淹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综合自己多年来的改革思想，于当年九月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呈给赵祯，作为他改革的基本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随后，宋朝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时称“庆历新政”。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清除贪污犯法分子，限制特权势力。为了整顿吏治，范仲淹审阅了全国各路的地方官政绩，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官吏。当富弼看见范仲淹在职官簿上勾去了一批“监司”（就是各路的转运使等官吏）的名字时，心里有些不忍，他对范仲淹说：“勾去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但这些人丢了官，岂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吗？”范仲淹当即回答说：“与其让这些坏官危害一路之内的老百姓，叫一路人都哭，不如让他们一家人去哭。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范仲淹主张“劝课农桑”，认为这是“富国之本”。他还主张减轻徭役“以宽民力”，不应当服差役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范仲淹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兵农合一制度。一年内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训练，这样才能节省军费开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事将领应当从士兵中提拔，要做到“择将于伍”，提拔智勇之人充当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