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420～589年）， 一段分裂的政局和历史。
420年， 刘裕废晋建宋， 这标志着南北朝的开始。刘裕所建立的宋朝是南朝的第一个王朝， 其后是齐、梁、陈； 北朝自北魏开始， 后来有西魏、东魏， 以及北齐、北周。这一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 下接隋朝， 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 却又保持着长期对峙。同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 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 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
南朝四个更迭的政权中， 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城3年外， 其余的时间，南朝的京城始终在建康（南京）。宋、齐、梁、陈四个政权， 以宋的疆域最大、最强， 统治年代也最长， 历4代8帝， 共59年。齐是最短暂的， 只有23年， 由于争杀频繁， 竟历3代7帝， 平均3年一帝， 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代历3代4帝。陈首尾凡33年， 历3代5帝， 亡于隋朝之手。北朝自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华北开始， 至589年隋灭陈为止。经历北魏、东魏与西魏对峙、北齐与北周对峙三个时期， 并包括隋立国至灭陈时期。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鲜卑族建立， 北齐则由胡化汉人所建。
刘裕废晋建宋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据说是刘邦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东晋初，为避难，刘家从彭城迁居京口。因家贫，刘裕从小不能求学读书，终日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
京口是北方各地流亡士族和民众的聚居地，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勇于从军。当时，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荷坚军崩溃，晋军前锋5000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399年，刘裕在刘牢之部下任事，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此后，刘裕逐渐成为北府兵中的著名将领。
404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人推为盟主。桓玄之乱后，刘裕官至侍中、车骑将军，东晋王朝的军权也逐渐由刘裕掌管。刘裕所积累的战功，为之后的帝业打下了基础。
410年，刘裕统率大军将南燕平定后，升任为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权。此后，刘裕便培植亲信，铲除政敌。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与刘裕政见不同的大臣纷纷被罢黜。然后，他第二次北伐，克复关中，于418年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个时候，刘裕取代东晋的条件已经成熟。
420年，刘裕筑坛于南部，登上皇位，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宋武帝改元永初，定都建康（江苏南京），改《秦始历》为《永初历》，废晋恭帝为零陵王。421年6月，晋恭帝中毒而死。至此，历时104年，共经11帝的东晋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开始。
刘裕开创宋朝后，提拔寒士，并对他们委以重任，高门大族只做名大权小的官员。刘裕还削弱士族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力量大大增强了。
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取代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回过间来说，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是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魏国兴起
386年，鲜卑族的拓跋珪受各部拥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务农息民，取得后燕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大人的不稳定性。
387年，拓跋珪颁布指令，每次战胜后，按战功封赏臣下。从此后，拓跋部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自388年开始，到397年，魏国分别攻破了高车袁纥（回纥）部、高车（敕勒）部、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虏获牛马羊数千万头。黄河以南（河套）的各部落也来归附，魏国已经国富兵强，准备进取中原。397年，魏国攻破后燕国都城中山（河北定县），黄河以北的各个州郡全为魏国占有。399年，拓跋珪改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建都平城（山西大同）。自此，形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
魏道武帝建立起主要由鲜卑人和汉人组成的大国以后，迫切地寻求稳定皇帝统治权的方案，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国制定各种制度，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都是这种方案的表现。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汉族与鲜卑族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鲜卑族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虽然逐渐在削弱，但对皇帝集权仍是强烈阻碍。魏道武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势力，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这样的急剧变化中，皇帝与贵族间表现出特殊的紧张状态。406年，他下了一道诏书，告诉众人“自汉高帝起于布衣而有天下，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要知道汉高帝受天命做皇帝，绝不是凭争夺得来。他劝臣下安分守己，克忠职守，才能‘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事实上，一些鲜卑大臣如穆崇、拓跋仪等的确想杀死他。而魏道武帝对臣下的言语行动，都非常猜疑，有一点可疑之处，便会下令处死。只有汉族大臣崔宏、崔洁父子深受他的信任，整个魏朝臣下人人自危，不敢与他单独见面。409年，魏道武帝死，他的儿子魏明元帝继位。
拓跋宏迁都
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有宏图远志，一心想成就霸业。魏都在平城，为天兴元年（398年）自盛乐迁都至此，都城偏居北地，很难有更大的发展。
高祖一向仰慕中原文化，祀尧舜、祭周公、尊孔子、兴礼乐、正风俗，仿效中原推行文治。为雄踞中原，一统天下，他决定迁都至中原地区。不过，迁都是牵动全国、震动朝野的特大举措，况且由北方入中原，会有诸多不适。高祖最担心群臣不从，联合起来百般阻拦，便十分巧妙地采取了迂回之计，召集众臣议论，声称要大举南下攻打齐朝。
高祖择一吉日，诏令太常卿王谌龟卜，预测南伐的吉凶。说来也巧，卜得一个“革”卦，正合心意，高祖道：“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此话一出，群臣肃然，心中并不赞同，但无人敢出来争辩。此时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趋前进言：“《易经》中所称‘革’者，指的是更体改制，应天顺人，商汤、周武之卜，确为吉兆，但陛下正该发扬光大，何谈更改体制呢？今日计议南伐，反得‘革’的爻象，恐难称全吉。”高祖龙颜大变，声色俱厉道：“卜辞有‘大人虎变’一语，为什么说不吉呢？”高祖心意已决，势在必行，拓跋澄不解其意，一直追问不停，结果使得高祖很不高兴。
但高祖仔细思量，也感觉拓跋澄所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回到宫中，将拓跋澄召来，单独与他秘密商量。高祖说：“朕的国家，地域广大，但文轨不同，此地只宜施展武功，不利于推行文治，如果要移风易俗，成就天下大业，只有迁都中原。洛阳乃帝王之都，最有王者气象，最合朕意。今日又卜得一‘革’卦，正是改革征兆，迁都之举，其势可行，不知你意下如何？”拓跋澄明白了高祖的意思，非常赞同，欣然道：“陛下迁都，入主中原，制御华夏，成就天下大业，这是天下苍生的幸运啊！”高祖仍心存忧虑，坦言道：“北人恋土，故土难离，猛地一听南迁，必然相互惊扰，人心动荡，朕难免顾虑重重。”拓跋澄会心一笑：“这是非常之举，只有非常人才能知晓，只要陛下作出决断，我想他人也无能为力。”高祖笑道：“汉高祖得张良这个谋臣成就大业，你真不愧是我的张良啊！”
此后不久，高祖一边大造河桥，准备大军渡河，一边传令各地，调集兵马准备南征。经过两个多月的部署，筹备停当，高祖起兵平城，渡河南进，直达洛阳。此时正是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天气秋凉，淫雨霏霏，高祖一身戎装，督领诸军南进。群臣纷纷跪在马前劝阻，尚书李冲叩首说：“南伐之举，臣民不愿，陛下毅然独往，如何成事，故臣冒死劝谏。”
高祖大怒：“朕方经营天下，志在统一。你们这些书生，不知道我的大计，国家定有明刑，谨慎小心不要再多言了！”
又有安定王拓跋休等马前叩首，一齐哭泣着苦苦劝止，高祖便说：“此次大举南进，远近震动，若就此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如何示范后人？今日如果不南伐，也应当移都此地。机不可失，朕意已决，不可更改。赞同迁都者立于左侧，不同意者则立于右侧。”
安定王拓跋休等相继立于右侧，只有南安王拓跋桢进言说：“有圣德者不苟同俗议，成大功者不迁就俗众，非常之人方能成就非常之事。天下事最重要的莫过选择皇居，陛下若能就此罢停南伐，迁都中原，扩展王业，实在是臣之所愿，天下百姓之福。”说完，又回头示意群臣：与其南伐，宁可迁都。众臣见此阵势，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迁都，齐声高呼“万岁”。
就这样，一场举国关注、震惊上下的迁都风波慢慢平息，高祖命人在洛阳大兴土木，最后终于顺利地实现了迁都的计划。
齐国乱世而起
450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宋国、魏国爆发了一场大战。
魏太武帝自率步骑10万攻宋国的悬瓠城，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百万渡黄河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
451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儿子）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胎，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30日，堆积起来的魏兵尸体与城楼一般高，但最终还是没有攻下，魏太武帝只好忍辱败退。
鲜卑族生性野蛮，每次作战，魏兵总是将汉民驱赶到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凡是魏兵所到之处，宋民都被屠杀，少数宋民被捕捉到北方去为奴为婢。只要魏国军队经过的地方，房屋一律被烧毁，变成一片荒地。
这场战役之后，宋国大伤国力，魏国的兵马也死伤惨重。自此，南北两朝国力进入修复期，不敢再轻易发兵打仗了。
宋文帝之后，宋孝武帝即位。宋孝武帝是个疑心重的人，他派人监视各方王侯和重臣，并采用强硬手段，派遣亲信到各方做典签官，代地方官员掌实权或分掌实权。诸王因遭疑忌，先后被迫起兵作乱，宋朝廷从此陷入骨肉相残、君臣互疑的一片混乱中。到宋明帝时，宋国内的混乱愈演愈烈，除了宋明帝自己的儿子，其余残存的兄弟和诸侄几乎全被杀光。凡是被疑忌的文武大臣，一些被处死了，一些则逃奔到魏国避难。
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472年，宋明帝死，他的儿子苍梧王继位，宋国内乱更加白热化。之后，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逐渐集结力量，于479年推翻宋朝的统治，萧道成称帝为齐高帝，建立了齐朝。
梁朝的残暴统治
萧道成所建的齐朝后为梁朝所取代。
梁武帝萧衍建梁的时候，正是齐国内乱，担任雍州刺史的他可谓一蹴而就，便成帝业。他在位的40多年，梁朝内无战事，与之敌对的北朝已经衰乱，无力大举南侵，南北两朝间不曾发生定决存亡的大战争。
按常理来说，这一时期正是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绝佳时候。可惜梁武帝却是个伪善而残暴的、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又为社会大破坏造成各种条件，到末年爆发了侯景的大乱，接着爆发了诸王争夺帝位的大乱，整个长江流域遭受空前未有的普遍破坏，统治阶级的所有丑恶也都在大乱中暴露出来。
梁武帝看到东晋朝凭借士族的维持，国运延长到百余年，但皇帝无权，朝廷为大族所挟制；宋、齐两朝用诸王作镇将，用典签监视诸王，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但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梁武帝依据这些经验，定出两条基本方针，企图取三朝的长处，改三朝的短处，建立起久安的梁朝。
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老百姓犯了罪，用法极严：一人逃亡，那么全家人都要被囚禁罚做苦力。对百姓统治残暴，表面上梁武帝却表现出乐善好施，吃斋谦恭。
冬天，他五更就起床处理玫务，手冻得裂了口子，也不停笔。刚登上帝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规矩吃素，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绵制的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不饮酒，平时不听音乐。对待宫内阉宦，也是礼貌相侍好似对贵宾，更不用说接待士大夫了。他专精佛教戒律，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兴；士族犯罪一概宽免，亲属甚至是犯谋反罪，哭着教诲一番也就算无罪。王侯横行不法，或者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出去抢掠，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梁武帝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因为讲慈爱，所以让他们无恶不作。这都算是他的慈爱。546年，一个直臣贺琛上书指出梁武帝的恶政：第一，搜括极其残酷，民不堪命；第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第三，权臣玩弄威福，专找别人的罪过；第四，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休息。贺深说的都是实话，句句揭穿梁武帝的伪装。梁武帝看了大怒，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作证，辨明没有那些劣迹。贺琛不敢再说话，梁武帝依然用他老儒兼老僧式的勤劳、节俭、谦恭、慈爱掩饰着他的残暴。此外，梁武帝还制礼、作乐、兴儒学。505年，梁武帝下诏提倡经术，由国库出资在建康设立五经馆，每馆设博士一人，有学生数百人，凡是考试合格的学生不论出身都能出仕做官。
如此种种，梁武帝自然轻易的得到了士族、僧徒及寒士的拥戴护，这种表面上的平静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而梁国的内部矛盾也在这段时间当中日益突显。最终，由于梁国对东魏叛将侯景的接纳，造成了梁国境内的大破坏。北朝的战乱也因此顺势烧到了长江流域，南朝的政局变得更加动荡。
北朝魏、齐、周的更迭
北魏分裂形成了东魏、西魏，之后才有了北齐，之后北周灭齐，一统中国北部。而北魏的分裂源于后宫干政，宦官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