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如果在未来哲学家的画像中，某一特征使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不就是前述意义上的怀疑论者，则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只能如此定名。他们也同样有权把自己称为批判家，而且他们无疑将成为实验家。通过我冒昧地给他们取的这个名字，我已明白地强调了他们从事的尝试活动和他们对尝试活动的热爱。这是否因为他们作为名副其实的批判家，将喜欢在一种新的、或许更为广泛和更为危险的意义上利用实验？由于酷爱知识，他们是否会在大胆而痛苦的尝试中比民主时代受到骄纵的敏感趣味所能赞同的更向前迈进一步？毫无疑问，这些未来的哲学家绝对不能没有那些把批判家与怀疑论者区别开来并按良心办事的重要品质。我指的是他们对价值标准充满自信，有意识地运用首尾一致的方法，谨慎而勇敢，卓而不群，有能力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且，他们将公开宣称自己喜爱否定和剖析，宣称应该具有某种谨慎的残酷，即便是在心滴血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稳妥而灵巧地运用匕首。他们要比讲人道的人所希望的更为严厉（而且并非仅仅总是对自己严厉），他们讨论“真理”不会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振奋”和“鼓舞”自己。相反，他们几乎不相信“真理”可以使人沉醉于这些感情。若有人当着这些严厉人的面说：“那种想法使我振奋，那它为何不是真的？”或者“那件作品使我着迷，那它为何不是出类拔萃的？”或者“那个艺术家使我感到充实，那他为何不是伟大的？”这些人便会微微一笑，或许不仅是微微一笑，而且还从内心厌恶所有这些如痴如狂的、理想主义的、女人气的、不男不女的表现。若有人能窥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多半不会发现他们打算把“基督教感情”与“古代审美力”，甚至与“现代议会制政体”相调和（在我们这个很不确定的因而很调和的时代，则必然会在哲学家身上发现这种调和）。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不仅会要求自己具有批判素养和每一种有助于智力纯洁和严谨的习惯，他们甚至还会把它们展现出来，作为自己的特殊装饰，不过他们不会因此而希望别人把自己称为批判家。在他们看来，若像当今人们喜欢做的那样判定“哲学本身就是批判和批判科学——仅此而已！”那可是对哲学不小的侮辱。虽然对哲学的这种评价会得到法国和德国的所有实证主义者的赞同（甚至可能会赢得康德的欢欣，很合他的口味：请回想一下他的主要著作的名称），但我们的新哲学家们却会说，批判家是哲学家的工具，正由于这一原因，作为工具，他们远远不是哲学家！就连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佬也只是一个伟大的批判家。
八
我坚持认为，人们最终应停止把哲学工作者，以及一般的科学家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正是在这里，应该严格地使他们“各得其所”，而不应给予前者过多，而给予后者过少。要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亲自踏上所有的台阶，而其仆从，即哲学的科学工作者，现在则仍然站立，必须仍然站立在这些台阶之上。哲学家自己或许必须曾经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此外还必须曾经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解谜者、道德家、预言家、“自由精神”，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从而遍布人类价值和判断的整个领域，能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和良知，从高处眺望任何远处，从低处仰望任何高处，从每一角落窥视任何辽阔的地方。但这一切仅仅是他执行任务的初步条件；任务本身还另有所求——即要求他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则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光辉榜样，要确定某种现有的庞大估价系统，并使形式化，不论是在逻辑领域、政治（道德）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所谓现有的估价系统就是以前确立、创造的价值，它们已广为流行，且暂时被称作“真理”。这些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将至今发生和受到尊敬的一切，弄得显而易见、易于想像、明白易懂、易于驾驭，把一切长的东西，甚至“时间”本身弄短，并制服整个过去。这是项令人惊叹的艰巨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任何高雅的矜持，任何顽强的意志，都肯定会得到满足。然而，真正的哲学家们却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们最先确定人类的去处和动机，由此而撇开一切哲学工作者和一切制服过去者的先前劳动——他们用富于创造力的手掌握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由此而变成了他们的手段、工具和锤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一种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强力意志。现在有这样的哲学家吗？过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某一天是否一定会有这样的哲学家？
九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日益发觉自己，而且是不得已而发觉自己。处于与他生活的时代相对立的地位，他的敌人总是其时代的理想。至今人们称他为哲学家的那些所有促进人性发展的非凡人物——很少将自己看作是爱智慧的人，而是将自己看作是招人讨厌的傻瓜和危险的质问者——已发现其使命，其非自愿的、必须执行的艰巨使命（不过，最终则将是伟大的使命），是充当其时代的内疚。在把解剖刀放在时代道德的胸膛上时，他们便暴露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新的伟大，是为了发现一条尚未被踩出的提升人类的新路。他们总是发现，在大多数各种各样受人尊敬的当代道德的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伪善、懒惰、自我放纵和自我忽略，有许许多多的道德已经过时。他们总是说：“所以我们必须迁移至你感到最不舒适自在的地方。”“现代思想”想要把每一个人拘于一隅，限定在一个“专业”之中，面对大量这样的现代思想，哲学家将把人的伟大，即伟大这个概念，定义为人的广博和全面，定义为人的多才多艺。他甚至要根据一个人所能忍受和承担的数量和种类，根据一个人所能肩负更多责任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和等级。如今，现代趣味、道德削弱和减弱了意志，最适合于现代精神的就是意志的薄弱。因此，按照哲学家的理想，伟大这一概念中尤其要包括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而相反的学说则适合于相反的时代，相反的学说确立的理想是病态的、弃绝欲望的、谦卑的、无私的人类。在这种时代，比如16世纪，意志能量过分积聚，私欲横流。在苏格拉底时代，有一些本能衰竭的人，即上了年纪的保守雅典人，他们纵情欢乐，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幸福”；正如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是为了快乐”。他们嘴上总是冠冕堂皇，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早已使他们无权这么说。在这些人当中，为了灵魂的伟大，也许需要佯装无知，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恶毒和厚颜无耻，他们不仅伤害了“高贵者”的灵与肉，而且砍伤了自己的肉，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说：“在我面前别遮遮掩掩的！喂，我们是平等的！”与此相反，当前在整个欧洲则只有人民大众得到荣誉和分配荣誉，“权利的平等”可以极其容易地转变为错误的平等。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反对一切稀有的、奇特的、享有特权的东西的全面战争，反对高等人、高等义务、高等责任、创造全权和贵族气派的全面战争。因而当前“伟大”这一概念中应包含努力使自己高贵，使自己离群索居，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尽力靠个人主动性生活；哲学家的以下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自己的理想：“最伟大的人是最能独处、最能隐藏、最能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是超越善恶的人，是掌握自己道德的人，是意志极为充沛的人；这才可以称他为伟大：多样而完整，丰富而全面。”且再问个问题：现今伟大是否可能？
十
很难弄清楚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不能由别人告诉的事情，必须靠亲身经历来“了解”，也可以自负得不屑于了解。目前大家都谈论自己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幸的是，在涉及哲学家和哲学问题的事情上尤其是这样，很少有人了解这些问题，也很少有人能了解这些问题，因而普通人对它们的了解都是错误的。比如，快速运行的狂放而充溢的精神，与不出一点错的逻辑论证的严谨和必然，在哲学上的真正结合，是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凭自己的经验所不能了解的，所以若有人在他们面前谈论它，他们会表示不相信。他们觉得每一种必然性令人讨厌，是一种叫人感到痛苦的强迫性服从和受约束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思维本身是件缓慢而迟疑不决的事情，几乎是件麻烦事，常常“要令高贵者流汗”——决不是件容易而神圣的事，也与跳舞和充溢没有密切关系！“思维”和“认真”、“艰苦地”对待某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回事，这就是他们的“体验”。在这方面艺术家或许有更为敏锐的直觉。当他们不再“随意”做某事，当一切必然的事情达到顶点时，他们对自由、微妙、力量的感觉，对富于创造性的确定、处置和塑造的感觉达到顶点时，他们会特别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简单地说，此时那种必然性和“意志自由”对他们来说便是一回事。总而言之，心理状态有等级划分，问题的等级划分与它相对应。最高等级的问题无情地拒斥每一个这样的人，这些人胆敢接近这些问题，但上苍却未赋予他们崇高而强大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敏捷的普通智力，或笨拙而正直的力学以及经验主义者，以其平庸的抱负，奋力接近这一样的问题，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进人这种“最为神圣的地方”（当今有那么多的人作此努力），这又有什么用处。粗糙的脚千万不要踩这样的地毯——这是事物的基本法则所规定的。大门对这些不速之客仍然紧紧关闭着，虽然他们可以用身体和头猛撞大门！人们必须出身高贵，或更确切地说，必须有这方面的教养：一个人仅仅是凭他的出身而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权利，此处哲学一词取其较高层次的含义。在这里，祖先，即“血统”，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有许多代人为哲学家的诞生铺平道路；他的每一种道德必须单独获得、培养、遗传和具体表现出来；其中不仅有狂放的、流畅的、细腻的思路和思绪，而且尤其要有肩负重大责任的心理准备，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目光和藐视一切的面容，要有不同于普通大众的义务感和道德感，要充满同情心地保护被误解和被恶言中伤的一切并为其辩护，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要满怀喜悦地实践最高的正义，要掌握发号施令的艺术，要有充足的意志，要有留恋不舍的目光，很少赞美，很少仰视，很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