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天然的作者，它会写出每个人的历史和命运；而命运的颠簸又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每个人的灵魂与气节。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时局的动荡不安和风云莫测，发生着与之相应的明显变化——
有人献身于共产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有人投身于爱国运动，成为热血的民主志士。
有人攀高结贵，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场政客。
有人安身立命，成为知足的职业谋生者。
当然，还有一批人，他们无论身在哪里，处境如何，坚信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因而在崎岖的科学道路和奋斗不息，成为名垂千古的伟大科学家。不言而喻，李四光就是这批伟大科学家中的一位突出者。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李四光，免不了与这个时期的形形色色知识分子打交道。那么，他的一言一行也就必须体现自身的人格和情怀。
李四光爱憎分明，敬重正义，疾恶如仇。
1927年4月28日，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李四光闻讯悲痛不已。他多年与李大钊共事，崇敬李大钊的学识与人格，并且称颂李大钊具有“铁肩担道义”的伟大精神。因此，他便对奉系军阀和北京政府恨之入骨。1933年，他在南京得知北京大学师生准备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消息，他又为此深受感动。尽管身不由己难以回校参加送葬，但却立即拿一笔现款表示支持母校师生的这一义举。后来，他专门定制一个较大的铜质墨盒，并在盒盖上刻出10个大字——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以此视为缅怀亡友和激励自己的座右铭。这个墨盒常在他的身边，几十年如一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只要安居下来，就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上，借以“如对斯人”。
1933年6月18日，又传来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先生惨遭蒋介石的特务杀害。李四光愤怒得已经超出悲痛了！杨铨先生既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又是李四光的创业支柱，3人之间在共同的事业中结成密不可分的浓厚友谊。眼前，李四光所在的这座办公大楼就是杨铨亲自张罗才拔地而起的。这些年来，李四光致力于学术研究，杨铨忙于事业管理。用现在的话说，李四光是前线指挥员，杨铨则是保障前线取得胜利的后勤部长，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这期间，杨铨还积极参加爱国的民主运动，兼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蒋介石非常憎恨这个组织，早想借机予以消灭，只是慑于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等人的崇高声望而不敢公开下手，由此则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在杨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知道杨铨曾经收到多封国民党特务装有手枪子弹的恐吓信，甚为杨铨的安全感到担心，国民党特务为了掩人耳目，没在南京下乎，而是在上海的海亚尔培路开枪的。这时，李四光接到蔡元培由上海发来的急电，马上赶到上海，但也只能是商量办理杨铨后事的问题。他参加完杨铨的殡葬仪式又得返回南京，心里一直难以平静。他将此前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日寇侵占东北的不抵抗态度等联系起来一并思考，进而更加认清了蒋家王朝的实质，对其专制政权不抱任何希望。他要抗议！他要斗争！他想，越是邪恶想要除掉的人，越不能让公众忘记。他决定把自己最近确认出来，而尚未命名的一个□科新属叫做“杨铨科”，借以纪念这位不幸的牺牲者。于是，他愤然提笔接着写道：“杨铨先生的惨死。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都不能不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境遇而感到痛心！”李四光以此向全世界宣告：“各国古生物学者们，只要你们查索□科化石的谱系，都将看到在被黑暗笼罩着的30年代的中国，曾有一位热心为科学事业服务的人被杀害了！光荣将属于被害者！耻辱永远是属于刽子手的！”这是永恒的抗议，它将伴随“杨铨科”谱系一样，存在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以至永远。
李四光坚持忠贞的民族气节，怒斥卖国求荣的当权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祖国东北领土被日本侵略军占据，李四光义愤填膺。此后，日本侵略军相继攻占华北、华东领土，更使李四光痛心疾首。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李四光看到了一些团结抗日的希望。但是，基于他对蒋介石的了解，真正促成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高潮也并非容易，因为这个独裁领袖的心且中只想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
1937年6月，蒋介石基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一点抗日和民主的姿态，曾与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来到庐山，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共商“对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意见”。李四光自然是名列其中，而且是蒋介石亲自点名的重要人物，他需要进言了。
李四光于7月初来到庐山，参加首批会议。为了摸清最高当局的基本态度，他首先去见汪精卫。早在日本留学和孙中山先生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就认识汪精卫，并且打过多次交道，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因此，他见到汪精卫免去了客套与寒暄，单刀直入地分析目前形势，最后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他说：
“打，一定要打！现在不打，别无出路！”
“老兄，不要激动嘛。”汪精卫知道李四光是直来直去的硬汉子，而且又是扬名国内外的大科学家，所以耐心听完李四光陈述之后，却狡猾地讲了一通打不得的歪道理，妄图说服李四光。
李四光对汪精卫的歪理一句也听不进去，两个人在客厅里针锋相对地辩论起来。汪精卫的歪理辩不过李四光的正理，最后不得不摆出一副党政领袖的官架子，怒斥李四光说--
“你是书呆子，懂得什么？”
李四光也不示弱，气愤得一拍桌子站起来，冲着汪精卫大声喊叫：
“好！让事实证明，看谁说得对！”
李四光说完，头也不回，立即告辞。他走出汪精卫的客厅，直接来到老朋友李一平在庐山创办的“交庐精舍”。李一平原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部下，由于对蒋介石不满而放弃仕途，来到庐山创办名为交庐精舍的福利学校，免费接收贫苦子弟前来入学。
李一平看到李四光的脸色不好，已经料到他与汪精卫的会见大概不算愉快，顺便向了一句：
“怎么样？现在的这位汪院长给你的印象如何？”
“此人可杀！”李四光咬牙切齿地下了明确结论。
“是呀，汪可杀，蒋亦该杀！”李一平也被李四光的义愤感染了，“指望蒋、汪合流团结抗战，白日做梦哟……”
不过，李四光这次也还没算自来。他看清了汪、蒋的政治嘴脸，以后绝不与这两个人进行任何来往。眼不见心不烦，和政客打交道只能是浪费时间。有所安慰的是，女儿正在“交庐精舍”读书，一家三口岂不可以借此机会享受一番天伦之乐！
7月16日，首次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图书馆举行。汪精卫主持座谈，蒋介石发表讲话，并设盛宴招待与会人员。但是，蒋介石难免感到奇怪，会上怎么一直没有见到大名鼎鼎的李四光？
人们都为李四光捏把汗。拒绝出席蒋委员长的宴会那还了得！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似乎并不恼火，显示出一副大度的领袖胸怀。此后，凡他亲临的各界名流盛会，照例邀请李四光，而李四光也仍旧是拒绝出席。一次，蒋介石亲自来到中央研究院，参加这里的院务会议，又以委员长的名义举行盛宴，还把李四光的坐席定在自己的身边，会上没有见到李四光，身边的宴席座位还是空空的。只好向老科学家翁文灏发问：
“怎么，李四光先生还没来？”
“喔，对不住委员长。方才我派人去请了，听说他患了重感冒，正发高烧呢。真是不凑巧，请委员长原谅……”翁老先生冒着“欺君之罪”，斗胆用谎言保护这位“不识抬举”的好朋友。
李四光为此深受感动。事后回忆说：“翁公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
或许，蒋介石这个时候还不想要李四光的命，而且必须让他活着“为我所用”。蒋介石了解李四光，也可以说是特别敬重李四光的。他们都是当年的留日学生，都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都追随孙中山先生，都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投入辛亥革命斗争，而且年龄也只差一两岁。现在，自己成了“一国之君”，李四光是拥有国际影响的大科学家，这样的人才他能舍弃吗？即便从笼络人心和点缀政治门面着眼，他也必须把李四光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现在要用李四光，将来还要用李四光，蒋介石的决心似乎下定了。
1940年前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让李四光出任他的教育部长，请李四光代表他的国民政府去印度进行外交会谈，委任李四光赴英国作特命全权大使……想不到这一切高官厚禄却被李四光逐个拒绝。后来，传说蒋介石不再忍耐了，要杀掉李四光，害得李四光只好到偏僻地区躲了一阵子。
与李四光相反，蒋介石的重赏之下招来了一位“勇夫”。这位“勇夫”便是李四光的好友王世杰——由大学教授而高升为国民党的要员和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
李四光怎么看，又怎么想呢？如前所述，两个人当年都在湖北军政府任职，都不甘心伴随袁世凯政权共事，都相继辞去现有职务而以“有功民国”的资格同去英国留学。并在英国结识了另一位好友丁燮林（后来成为剧作家的丁西林）。3个人在异国他乡几乎是形影不离，并且结伴去法国等地考察。又一道返回祖国，同在北京大学任教，谁都知道这3个人的关系密切得胜过一母所生的仨兄弟。
王世杰跟李四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分歧。现在，两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在王世杰看来，自己是时来运转，飞黄腾达。李四光却认为可怜、可叹与可悲。
“想不到世杰也是个贪功好利之徒！”许淑彬几乎把王世杰顿时看成陌生人。“也许是耐不住学者的清贫吧。”李四光只能用这个朴素的理由回应许淑彬的感叹。
“那以后还跟他来往吗？”许淑彬不禁发问。
“朋友毕竟还是朋友啊！”李四光以宽容的胸怀解释说，“人各有志，勉强不得，何况又处在饥寒交迫的年月。凭他去吧，但愿他不至于成为蒋介石的政治爪牙。”
对于李四光和许淑彬而言，王世杰还是王世杰。他从政以来，经常看望李四光和许淑彬，而且对李四光的各项学术研究都以教育部长的身分给予全力支持。在生活方面也主动提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李四光感谢王世杰支持自己的事业，谢绝他的生活上的好心资助。朋友尽管还是朋友，但无论如何也不像从前那亲密了。
人生就是这么复杂，命运都在接受时间的考验。曾几何时，汪精卫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以“大汉奸”3个字画了一生的名号而惨死在异国他乡。蒋介石则念念不忘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再度发动“剿共”内战而败逃台湾，葬身于远离家乡的海岛。至于王世杰，无疑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而自食其果。当然，这都是后来的结局，但却验证了李四光和汪精卫最后谈的那句话：“让事实证明，看谁说得对！”
李四光同情平民疾苦，甘愿慷慨解囊善施乐助。
助人为乐是李四光祖辈留下来的传统美德。儿童时代如此，青少年时代也是如此，现在成了名人更是如此。他丢不掉劳动人民的本质，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灵。
他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期间，多次带领地质队伍风尘仆仆地奔赴庐山进行岩石考察。他在考察地质也在观察社会，在庐山的突出感受就是这里的贫富差距逐年加大。国难当头，达官贵人们仍在购买幽雅地面，争先恐后建造豪华别墅。而名叫“下街”里的平民呢？那原本就是破烂不堪的旧房，现在就更破烂了。
面对那些成年累月出卖劳动力的苦工，使他目不忍睹。他看到，一群群10几岁的孩子给旅社、饭店、商店背送煤炭，山上山下往返一次只能挣个四五角钱。姑且不说荒废学业，单是糊口谋生也难以维持温饱啊！再看那些抬着游客上下山的轿夫，更是让他心疼。所以，无论自己来此考察，还是陪同亲朋故友到此浏览，他都宁肯艰苦攀登而不用人抬。每当人们劝他坐轿时，他都这样说：
“我是人，他们也是人啊！怎么能自己坐着让人家抬呢？”
“你的话说得不错。”许淑彬非常理解丈夫的善良心意，但又同情地劝说，“这些人是靠抬轿养家糊口的，要是谁都不肯坐轿，他们的日子不更是难过了吗？”
“咳！……”李四光面对妻子只有叹息没有答语。
有时，他也和大家一样雇轿上山下山，而自己还是坚持步行，仅在轿里放上几块采集的岩石标本，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感到一点安慰。
在南方，李四光更多看到的是劳苦大众挣扎生存的艰辛画面，使他难以忍受。
在北方，李四光更多听到的是流浪青年的凄惨悲歌，使他心灵欲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啊！
九一八，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李四光，作为大地之子，作为中华学者，他听到这连篇的凄惨悲歌，一颗正在破碎的心灵几乎完全碎裂了！此时此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他在重返北京大学授课的时候，发现几名东北籍的流亡学生，经济来源已经断绝，当即与许淑彬商量，拿出家里的积蓄，逐个予以资助。
“谢谢老师！谢谢李教授！”得到资助的学生们各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到上海，一位名叫许杰的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因为被迫失业流落南方，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来见当年的李老师。
李四光望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可怜学生，几乎流出眼泪：
“许杰，你好苦啊！”
“老师……”许杰叫一声老师，其他要说的话全被滚滚的热泪代替了。
“我看这样吧，”李四光把自己的手绢递给许杰，“你暂时留在所里，安心工作，相信会有一番作为的。”
“老师！恩师……”许杰止不住泪水，向李四光深深鞠躬。
不屈的意志，善良的品格，平易的教授，执著的学者，不也正是鲁迅先生所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鲜明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