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气息像往常一样弥漫着这间小屋，多年养成的习惯使我不自觉地从睡梦中苏醒，我向灯下的写字台旁望了望，想催促经常熬夜的栾茀快去休息。椅子上空无一人，屋子里静悄悄的，他到哪里去了呢？我反问自己。
屋角地板上，堆放着一堆堆卡片，一叠叠手稿，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仿佛很久没有人动过。此时，我才猛然清醒过来。啊！两个月前，他已经离开了人间，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间小屋来，也不用我再催促他去休息了。想着、想着，泪水涌入眼帘，小屋顿时变得模糊不清。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次，天将破晓的时候，我匆匆忙忙披衣下床，摇醒伏在书桌上熟睡的丈夫，抱怨他不爱惜身体，睡眠时间太短。
他醒来后，伸伸懒腰，照例是望着瞌睡中笔尖在纸上划出的道道，说：“哎呀，又画‘蚯蚓’了”
望着他拖着疲乏的身躯走进厨房，听着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我想这是他在用冷水擦身，这回一定是下决心上床休息了。我渐渐又人梦乡。那知醒来时却见他依然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字。写好的稿纸厚厚地堆成一叠。
十年浩劫中，栾茀被扣上“洋奴”、“特务”的帽子，挨斗、罚劳役是经常的事。“造反派”抄家，连睡的木床也给抬走了。我们只好在水泥地上临时打地铺。有一次，他挨批斗回来，精神显得十分疲惫。我让他早吃点饭，早点睡觉。哪知他刚刚躺在地铺上。马上又跳起来。我以为大概是腰被打伤，地铺太硬睡着不舒服，急忙替他再铺上一条褥子。他摇摇头，慢吞吞地说：“我不能早睡，今天的学习任务还没完成，白天浪费的时间，只好晚间来补。”说着坐在椅子上，念起外语来。
我望着他衬衫背部的点点血迹，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头。
栾茀常对我说，他要为党工作五十年。为了坚持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不论炎夏酷暑，或是数九寒天，从不间断身体锻炼。
他不玩双杠，不打篮球，而是按照自己创造的一套办法进行锻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身体竟象举重运动员一样结实。
孩子们从十二岁开始要加入他的锻炼行列。每晚就寝前，小屋当场地，家具当器材，“一，二、三”的喊声夹杂着喘气声，一双双瘦小的胳膊靠左右两张桌子支撑，身体在夹缝中一起一落。“五十、一百、二百。”他们的爸爸一边报数，一边喊“加油”。父子们约法三章，每天所做的次数有增无减。锻炼结束时个个汗流浃背，赤裸的脚板把水泥地擦得明光透亮。
为了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栾茀常拍着孩子们的肩膀说：“锻炼身体也是锻炼毅力，有了好身体，有了坚强的毅力，就能坚韧不拔地学习和工作。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骨癌发病初期，他还坚持举杠铃，以后腿痛逐渐加剧，改成举哑铃，直到病重住院才中止锻炼。
住院后的第四个月，栾茀的癌症有了好转，同志们都为这种奇迹般的怪事感到兴奋。一个星期天，我们用小车推他到医院的空地上晒太阳。重见阳光，栾茀抑止不住内心的欢乐，兴致勃勃地说：“只要我有口气在，一定实现自己的誓言：政治上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业务上成为博士，体质上成为大力士！”他一口气说完这三条他从台湾回到大陆时就立下的“座右铭”，随后两手合掌，好像在乞求老天爷保佑，逗得大家翻笑了。
一九八○年秋，他去世前五个月，确实拟出了博士论文提纲。当时，我国尚未公布学位条例。
栾茀长期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为了避嫌，很少主动串门。倘若发现哪位同志有困难，就让我出面去帮助。记得一九七五年春天的一天，栾茀下班回来，急急忙忙跑到厨房对我说：“家里还有钱吧？你中午给化工系女生高芬送点钱。”吃午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课堂上发现高芬思想不集中，仿佛有什么为难的事。下课后一了解，是她妈妈病重，坐拖拉机来了，而高芬经济不宽裕。吃罢饭，我就按照栾茀的嘱咐，及时地把钱送给了高芬。栾茀就是这样一个急公好义、肯于助人的人。看到老锅炉工两脚站在水里干活，他给买双雨鞋送去。看到筛石灰的工人没戴口罩，他拿上自己的送去。有两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上不起高中，他就拿出自己的钱供给。谁知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竟然被一些人误解，说栾茀是在拉拢人，运动中还把它列为一条“罪行”，受到批判。但栾茀不接受“教训”，还是喜欢多管“闲事”。
栾茀性格开朗、诙谐，跟孩子也开玩笑。但他从不放过孩子们思想上的错误萌芽。有一次，几个孩子在病房低声议论日本电影，有的说：“瞧日本的街道多漂亮，人们出门坐汽车，不像我们上下班还得蹬自行车。”另一个说：“日本家家有电视、电冰箱，比中国的教授强多了。”
栾茀听到孩子们这番对话，马上插嘴说：“不要说了，我不愿意在我的床前听到对国家不满的言论。日本生活富裕，这要全面地看。你们看到日本人民刻苦学习、勤奋上进的一面了吗？‘四人帮’摧残人才，祸国殃民，使我们失去了多少时光，耽误了多少事业。你们要有自尊心，要为振兴中华献出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他一边说，一边咳，说得孩子们都低下了头。
栾茀长期被“特嫌”问题束缚着手脚，不能下厂实习，科研沾不上边，历次运动几乎都受审查。但他从未有过一声怨言。相反，他经常安慰我说：“我是从‘曹营’来的，审查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你看，运动一来扫扫我的锋芒，可以使我更加踏实认真地工作。你回想回想，我的那些奖状、奖旗不都是这样得来的吗？我来投奔共产党是因为生活实践告诉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跟党走这条路我走定了。”
栾茀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一九七七年秋，眼看几本书稿就要完成，省化工厅领导同他商量，要他担任三十万吨大化肥引进科技资料的总校订。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的编写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山西煤炭化工事业。从此，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一心向往把山西变成以煤炭为中心的五业联营重工业基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他患了癌症，住进医院。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他没有惊慌，而是理智地计划时间，力图在生命结束之前。像春蚕一样把丝吐得越多越好。
骨癌大面积转移，带来无法忍受的疼痛，死神已经逼近，栾茀脸上的不安神色流露出壮志未酬的遗恨心情。他想着祖国的繁荣昌盛，无数次从痛苦中睁开眼睛，示意让我把纸夹子和笔递给他。病房里一丝声音也没有，只见他那支颤抖的笔在纸上来来回回地移动。汗珠从脸上流到耳后，他仍在写着、写着。
栾茀同志，你安息吧，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正在为振兴中华奋勇向前，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
（作者魏蕴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