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茀同志追求光明、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感人事迹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在党员、干部中，在教育界、科技界，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同志都在思索、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使长期身处逆境的栾茀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经久不衰地保持了那样一种高度的责任心，那样一种奔放的热情、刻苦的精神、顽强的毅力？
是他的信念——对祖国的热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
然而，尤其可贵的还不仅在于他有这样的信念，而在于他的信念的坚定性。没有哪一种诱惑、困难、曲折、逆境，能够丝毫动摇他的信念。
翻开栾茀的履历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读书时期就是一名高材生。解放前夕，如果他追求的是个人学位和生活享受，他本可以从台湾去美国留学。那里，名利一直向着他招手。但是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坚信黄帝的子孙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所以毅然回到大陆。
他从台湾回归时，是抱着这样的信心；当我国的建设事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挫折，特别是“十年浩劫”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边缘”的时刻，他仍然信心不减当年。非但信心不衰，而且他从党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治学、工作更加勤奋。一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发展的情况下，相信党、相信马列、相信社会主义，这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不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而党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爱国志士所要求和希望的恰恰是这一点；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恰恰是这一点。不难设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我们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丧失信心，能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吗！搞社会主义也是同样的道理。
栾茀不仅对党爱的笃诚，而且这种爱是建立在他对党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他从和国民党的对比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党也会犯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这和剥削阶级政党的“错误”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他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到，我们党尽管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每一次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全党的努力和人民的帮助自己纠正了，而且，每纠正一次错误都使革命事业大大跨进一步。所以，即使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都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赖。但是，有的人甚至是我们的某些共产党员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改正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并为实现这条路线探索新路的时候，不是和党同心同德，为国分忧解愁，一起渡过难关，共同开拓新路，而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甚至站在党的对立面指责党，埋怨党，看党的笑话，甚至想乘机捞点什么。这和栾茀同志的精神、情操比较起来，就不仅显得渺小，而且是极端错误的。
如何对待在革命队伍、革命事业中的个人际遇，往往也是对一个人的信念的极其严峻的考验。有的人能够任劳，不能任怨；有的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但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有的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挺过来了，但却在优越的生活中颓废甚至变质了；有的人对自己尚且严格，但却过不了妻子儿女关；有的人受不得表扬，在荣誉面前，摆错了党和个人的位置；也有的人相反，在受到某种误解和委屈时，对党产生了隔阂，以至和党离心离德，对立起来。而栾茀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他不论个人际遇如何，都坚定不移地信任党，追随党。当“特嫌”的帽子使他不能接触某些工作和部门的时候，他认为可以为党做的工作还很多，无需计较这些；当他的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受到表扬的时候，他没有恃功向党伸手；当党的左倾错误被“四人帮”利用，使他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很大摧残的时候，他反而更加坚信党。一九七○年，他头一天从“牛棚”出来，第二天就向党组织递上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足见其对党、对马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定。栾茀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在于他对我们党有着执著、深刻的本质的认识，不为任何暂时的、非本质的问题所迷惑；另一方面，是他追随党不是为个人谋求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微不足道。所以，当“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他把个人所受的苦难抛在一边，他关心的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所受的苦难。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四化建设的事业中。在当前，栾茀同志的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学习。
（作者系 山西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