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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公元1343年,元朝重开史局,宋、辽、金皆定为正统,各为一史,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等为总裁官。编写时,由史官撰成初稿,然后由总裁宫笔削定稿。公元1344年《辽史》《金史》先成,次年《宋史》修成。

宋代的史官制度最为完备,有史馆修纪传体的《国史》,有实录院修编年体的《实录》,有文件汇编的《会要》,还有记皇帝宗室支派的《玉牒》,内有皇帝流水账的《起居注》,外有宰相府的《时政记》,每一类史料都体系完备、堆积如山,修一部完备的宋史应不为难事。数士人风骚,论诗文雅致,宋朝都可首屈一指,宋代出现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宋人以进史馆修史为荣。然而,《宋史》却修得差错百出,后人称为二十五史中最差的一部。这个罪状主要记在元人头上。

《宋史》496卷,为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大者,上起公元960年,下至公元1279年,记载了两宋320年的历史,详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史料。但这样一部巨作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写成,只能尽量利用宋代已有的史学成果,修史过于仓促,不及仔细考证研究,所以错误不少,不仅有许多记事的错误,甚至编次棍乱,出现一人两传、一文数见、次序颠倒等低级错误。因此,历代对《宋史》的批评是最多的。

《辽史》116卷也写得比较粗疏,但135卷的《金史》却获得了最佳官修正史之美誉。金国不如辽,而其风俗迥异。破辽后,金诸王子皆学汉语,学契丹文,能文能武的宗室很多。金朝的史官制度也十分完备,修有国史、日历、起居注、实录等。金实录也颇为详明。金亡时,元将张柔攻下汴京,“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才子元好问听说实录在张柔家,曾打算到张家当仆人,以读实录撰国史,后来被朋友劝阻而止。当时,金左右司郎中王鹤将被杀,张柔听说他很有才,便将他救下,车载回家。因而,王鹗得遍观金实录与辽史。在元世祖时,王鹗当上翰林学士承旨,兼领国史院。王鹗曾上疏请修辽金史,拟有修金史大纲,并亲笔撰史,已初具规模,但未及刊印。元末修成的《金史》便主要抄自王鹗旧稿及元好问等所作野史,因而短短一年,却成佳作。清代大文学家赵翼说:“是书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史》《辽史》之上。”

##第二十三辑曲尽意犹长

●戏剧鼻祖关汉卿

关汉卿,生卒年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最杰出的杂剧家,“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之首。关汉卿从小就博览群书,还学会了写诗、作曲。他非常喜欢杂剧。为了冲破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创作出更多符合人民思想感情的剧本,关汉卿深入艺人歌伎中间,虚心向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朱帘秀学习。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既能编剧,又能登台演出。关汉卿是我国戏剧的创始人,其创作数量超过了英国的“戏剧之父”莎士比亚。他一生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皆是他的代表作。关汉卿的晚年,正遇上了阿合马、桑歌等奸臣擅权作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关汉卿拿起笔,创作了惊天动地的《窦娥冤》。在这部杂剧中,从小被卖作童养媳的窦娥遭到恶棍张驴儿父子和贪官的勾结陷害,含冤屈死,最后托梦给做了官的父亲,才得以平冤昭雪。关汉卿通过《窦娥冤》一剧,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社会和邪恶势力。《窦娥冤》是我国古代“四大悲剧”之一,对当时、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曲状元马致远

马致远,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大都人,晚号“东篱”。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有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20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终于看透了人生的宠辱,于是产生了退隐山林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加入过“书会”,与当时文士王伯成、李时中及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

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元朝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失望。所以,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这些剧作宣扬人生如梦,要人们正心诚意,修心养性,归隐山林,弃绝欲念,学仙修道。他的作品见于记载的有16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而成的。但是,马致远写的小令最为有名。

●杂剧专家郑光祖

有元一朝,除了忽必烈,以后的皇帝都不太重视文化。在元朝,读书人的地位相当低,号称“八娼九儒十丐”,就是略高于乞丐,还不如娼妓!但是,文化本身是永远不会没落的,元代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悲愤全部融入文字之中,塑造了“元曲”这种艺术形式,放射出极为夺目的光彩。元曲类似于诗词,有固定的曲牌,有些像宋词,但是对文字的约束比宋词要少,有利于作者表达思想。元曲还可以用来编写戏剧,称为“杂剧”。元代的曲作家和剧作家以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四位大师最为著名,称为“元曲四大家”。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人集资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放浪形骸的白朴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本应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度过,只得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却被兵火洗劫变为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白朴的代表作有《墙上马头》《梧桐雨》等。尽管他的作品千百年来为人传诵,但他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科学巨匠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公元1231年出生于顺德邢合(今邢台)一个书香世家。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祖父郭荣的熏陶,对天文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更喜欢制作一些小型简易的测量仪器。从小,郭守敬就被送到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刘秉忠门下攻读,刘秉忠精通天文地理、音律术数。长期的刻苦攻读和耳濡目染为郭守敬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天文、水利专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他还在此期间结识了张文谦、王恂等学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在郭守敬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公元1250年,19岁的郭守敬开始崭露头角,在水利方面初露锋芒。在邢台城外有一条河,河泥长年淤积,河堤滑落,致使河道堵塞。此地原有的一座桥,桥身被洪水冲走,桥墩淹没,呈现出一片汪洋之态。不仅交通不便,还水灾不断。由于弄不清桥址原来在哪儿,又找不到合适的建新桥之处,许多建桥高手都只能摇头兴叹。郭守敬不辞辛苦,冒生命危险在滚滚洪流中搜寻,在陡峭的两岸河堤上查找,终于找到原有河道和桥墩遗址。他立即组织邢台人民清除淤泥,疏通河道,修筑堤岸,然后,反复勘测,精心设计,很快建成一座坚固而又美观的石桥。从此,郭守敬名扬天下。

当时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在郭守敬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后来见郭守敬才智超人,越发赏识他。公元1260年,这位当时的元朝中书丞巡视大名、彰德等地。他深知这些地方的水利建设一直不好,经常洪水泛滥,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便邀请郭守敬一路前往。郭守敬一路上认真勘查水域,细心观察地形,描绘图纸,整理资料,真可谓废寝忘食。张文谦看在眼里,赞在心上。一到都城,便向元世祖忽必烈举荐郭守敬。忽必烈一向比较赏识张文谦,而且也深为河南、河北的连年大水所头痛,一听郭守敬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立刻传令召见。

忽必烈与郭守敬一谈,不禁大为赞叹。郭守敬侃侃而谈,对答如流,为忽必烈提出6条治水建议。忽必烈立刻让他负责各路河渠的修整管理事务。郭守敬不负众望,着手主持修缮河南、河北的河道。以后,他又曾主持整修由于战乱破坏年久失修的西夏古灌溉渠道,疏浚了400里的唐来渠和250里的汉延渠等80余条渠。《宁夏新志》评价说:“逮今西坝桥梁,尚其遗制,工作甚精。”

公元1292年,天大早,元大都(今北京)饮水吃紧。不仅城内,就连城外都很难找到好的水源。经张文谦举荐,忽必烈让郭守敬寻找水源。郭守敬受命之后,立即到大都周围的各州县进行勘察。他几乎走遍了大都周围的所有州县,最后终于找到了水源―昌平县东南神山的白浮泉,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山麓的龙泉。此泉水清、量大,解决大都饮水应该没问题。郭守敬把白浮泉泉水引向京西,将西山分散的小泉也聚集起来,然后折向南,沿西山东麓,注入瓮山泊,即今昆明湖前身。再接梁河,即今长河,引入大都,蓄积于积水潭,即今什刹海。再将积水潭的水引向东南,接通州高丽庄,和大运河衔接,不仅抗旱,而且防洪。在郭守敬的带领下,大都军民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条长达160里的运河。大都人民再次喝到清凉的泉水,全城一片欢腾,都从心里感谢郭守敬。

郭守敬不仅是卓越的水利学家,而且还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公元1276年,忽必烈下令修订历法,由郭守敬实际负责。当时有人主张在历代历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就可以了,但这决不符合郭守敬那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他不为别人的冷讽所动,潜入藏书阁,细心研究两汉以来70多种历法,决定有取舍地继承并发展其中有创建的13种。

由于原有的天文仪器早已陈旧不堪,测量数据非常不准,郭守敬便自己动手制做新的测量仪器。他亲自设计创制出的天文仪器有简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浑天象、窥几、星晷等。《元史》记载他创制的天文仪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郭守敬就在大都城东修筑司天台,主持了一系列天文观察工作。取得两项重大成就,即对“黄赤大距”宿距度的测定和新历法“授时历”的编订。

作为13世纪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在机械工程、地理学、数学诸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他们发现的4颗行星中的一颗命名为“郭守敬星”。

●《文献通考》考典章

《文献通考》是宋末元初的一位进步史学家马端临编写的,它共有348卷,记载了从上古起到南宋宁宗时代为止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的变化。

《文献通考》有“文”,即叙事本之经史,参之以历代会要和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有“献”,即前贤诸儒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只要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即使是一言一语也采而录之。另一部分是马端临的议论。全书有总序,每考之前一般都有序文。

《文献通考》二十四考,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金籴、士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这就包含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边邻、风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剖视图。《文献通考》比《通典》加重了经济生活的内容的记载,并且把“田赋考”放在首位,这很能显示马端临的见解。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他通过文献的综罗,来思考历史的兴衰。《文献通考》也是两宋三部通史钜制(另两部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之一,与《通志》、杜佑的《通典》一起合称为“三通”。

●朱思本绘《舆地图》

朱思本,元朝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字本初,号贞一,公元127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今抚州)。他的祖父以科举入仕,于南宋末年任淮阴县令。他的父亲恰逢宋灭元立,朝代更替之际,因不满新的统治者,坚决不仕元。其父厌世遁迹,薄视名利,家道因此中落。长辈们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祖辈丰富的藏书,使朱思本从小“家学有所从”,受到良好的教育。朱思本很有才学,但由于朝代更迭,对现实不满,所以坚决不走仕途而入道门,朱思本不满14岁时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龙虎山传教,龙虎山就成为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元世祖忽必烈平江南时,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他主领江南道教。后来,张宗演的徒弟张留孙留在大都,建造了崇真宫,专掌祠事,并被授予玄教宗师。

公元1287年,张宗演另外一个徒弟吴全节到大都协助张留孙处理教务。朱思本正是此时入山,至1297年的十余年时间,他一直潜心学道,加之他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朱思本的地位不断上升。1299年,玄教宗师张留孙命朱思本离开龙虎山去大都,做他的助手。在他离开龙虎山去大都时赋诗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这表明了他无意去追求权势,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之人。他接受这一机会,意在去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此后,朱思本20年间前后两次周游,他的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北等地区,几乎走遍全中国。

第一次周游,朱思本从公元卫299年离开龙虎山后前往浙江,登会稽山观览风光,后西向转入湖南,纵游洞庭湖及其周围一些地方。继而北上,经湖北的襄樊、江陵等地,至泗水流域、淮河流域。在中原等地辗转游览,去过陕西东部、山西等,以及山东的汶、沂、泗、沐诸河流域,最北到达辽宁一带,最后进入京都。公元1307年,吴全节被授予玄教嗣师。朱思本同时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有了随从吴全节祭祀全国各地名山大川的机会。公元1311年,朱思本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第二次周游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同时也负有朝中大夫要他“质诸落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正巧,朱思本也试图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重绘新图。经过10年的努力,朱思本终于绘成长宽各7尺的《舆地图》。此图现今已失传,后明代罗洪先绘有《广舆图》,保存了此图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