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飞机飞越赤道以后，便穿过乳白色的云层渐渐下降。此时，飞机下出现的是连绵起伏的热带雨林，一片碧绿。于是我们进入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共和国，在它的港口城市瓜亚基尔降落。
一下飞机我们就遇上了炎热的温室气候，当地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拥抱了我们。
第一天，我们研究了瓜亚基尔的币制，以及学了几句必要的问路用的西班牙语。然后我们就去办理轻木的事。
可惜，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们能够买到大量轻木，但要买那种整根的树干却没有。如今海岸上这种树已绝迹了。听说眼下只能在该国之内地密林找到这种树。
我们终于来到了轻木树的原产国。
“那我们只能自己去内地动手砍伐了。”我们说。
“不可能，”当地权威人士说道，“雨季现在才刚开始，洪水肆虐，河水泛滥，所有通往森林的道路都堵死了。你如果需要轻木，只能六个月以后雨季过了，内地的道路也干了，再到厄瓜多尔来。”
“时间不够了，”赫尔曼说。
“我们必须搞到轻木，”我说。“木筏必须造得和古代的一模一样，否则就不能横渡成功。”
我们的饭店里有一本小的学生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大森林从太平洋边一直延伸到高原安第斯山。我想出一个办法，如果我们从安第斯的雪峰往下直插森林呢?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看到了惟一的可行性。
城外机场的一架小货运飞机，同意载我们去基多。基多位于海拔9300英尺的安第斯高原上，是厄瓜多尔首都。
飞抵高原首都基多
基多有17万5千个居民，大部分是纯种或混种的印第安山民。
货运飞机上的那位朋友乔治，绰号“疯狂机师”，他来自古老的西班牙家庭。他安排我们住在一家古香古色别具一格的饭店，然后有时带着我们有时单独去联系，想尽一切可能送我们到森林中的克维多小镇去。
“有些人专门猎取人头，”乔治低沉地说，看了看无动于衷的赫尔曼，他就又拣了几块牛肉就着红葡萄酒喝起来。
“不要认为我言过其实，”他继续沉重地说。“尽管已完全禁止猎取人头，可这里还是有人以此为生，根本没法禁止。直至今日，森林中的印第安土著还割取敌对部落人的头。”他们把头骨打碎取出，在空头皮中装上热沙子，整个头就缩成猫头大小，眉目依旧。这些缩小的敌人的头颅从前是宝贵的战利品，现在却成了黑市珍品。经手这买卖的中间人通常是混血儿，他们有办法找到卖主，这些人再以昂贵的价格买给游客。
为了在洪水肆虐的雨季采伐到那些生长在森林里的轻木，我们来到了大陆屋脊——安第斯山顶，决定从雪峰往下直插森林深处，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军事参赞的支持。
在维克多的森林里，我们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长满了麦穗和胡须一样的苔藓，叶子像绿伞一样悬挂在空中，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水声。空气潮湿，温暖，散发出植物的味道。
乔治颇为得意地瞧着我们。他根本没料到，就在当天，赫尔曼和我就被拉进一间门房，有人想卖两颗这种人头给我们，每颗1000苏克尔。如今这种人头多半是用猴头做的赝品，但这两颗却是货真价实的纯种印第安人的，栩栩如生，连最细微处都保留了下来。这是一男一女的头，只有柑橘大小；那女人相当美丽，只有眉毛和长发保持了生前的长度。乔治的警告使我毛骨悚然，但我总觉得西部山区不一定有“猎头”人。
“这可不敢肯定，”乔治忧虑地说。“如果你的朋友失了踪，他的头变成小人头出现在市场上，你作何感想?我就有个朋友发生过这种事。”他补充道。
次日，我们和挪威总领事布伦及夫人坐在他们城外宽阔的乡间别墅的桉树下面畅谈。布伦觉得我们的克维多之行，绝对不会造成我们脑袋大小的变化，但经常会有土匪出没于我们打算去的那个地区。他拿出当地的报纸剪下的新闻说，政府准备在旱季的时候，派部队去惩治那些骚扰克维多的土匪。眼下要去那儿完全不现实，根本不可能找到向导和车辆。正值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从美国军事参赞处开出疾驰而去，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办法请总领事陪同我们去美国大使馆，这样就可以见到军事参赞本人。参赞是个整洁讲究的青年，他笑问我们，当地报纸说我们要乘木筏出海，怎么竟跑到安第斯山顶来了?
我们告诉他，木头还长在克维多森林里，我们到达大陆屋脊后，无法下去，请求参赞或者能借我们一架飞机和两个降落伞：要么借我们一辆吉普车和一名识路的司机。
刚开始参赞被我们的坚决态度搞得无话可说，后来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微笑道：好吧，既然别无选择，就只好选择第二条路了!
乘吉普车闯进克维多森林
次日清晨五点一刻，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住的饭店门口，一位厄瓜多尔籍机械兵跳下车向我们报告：他听从吩咐。由于我们要走的地方没有加油站，车上装满了汽油桶。我们的新朋友阿古尔托·阿烈克谢·阿尔瓦烈茨上尉听说有土匪，便用刀和枪全副武装起来。我们身着便装到这儿，打算在海边用现金购木材，我们车上的全部装备就是一口袋食品罐头和匆匆忙忙买的一架照相机，以及每人一条结实的卡叽布裤子：再有就是总领事给我们的大左轮手枪和许多弹药，以便消灭我们行程中的一切障碍。我们驱车赶到城外，沿着路况良好的沙土公路飞速穿过山区向南疾驰。
我们先用马把这些浑身树汁闪亮的圆木拉出来，然后用拖拉机把它们运到河岸上。搬运它们着实费了我们很大的劫，因为满含汁液的圆木比轻木重多了，它们每一根差不多都有一吨重。
越往前走，会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越少，很快阿古尔托的语言能力也跟我们一样派不上用场了。山上泥筑的房子越来越少，而用树枝和干草搭的则越来越多。山民们身体矮小、干瘦，但筋骨强壮。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笑脸相迎。在这里完全没有白人的踪迹，也没有广告牌和路标，如果扔一个罐头筒或一页纸，立刻就会被人当成有用的物件拾走。
我们越爬越高，翻过被烈日暴晒、寸草不生的山坡，驶入一片荒沙遍地、长满仙人掌的峡谷，最后终于登上白雪冰封的顶峰，凛冽的寒风迫使我们的速度放慢，以免冻成冰块。我们身穿衬衣坐在车里，想象着森林的热气。我们必须在两山之间，在山脚下的砾石滩上，在遍长青草的山梁上驱车行进，边行边找能够通车的小路。我们到了西坡，安第斯山从此处往下陡然下降，松散的岩壁上用人工开凿出一条驴行小道，我们；的周围全是笔直的悬崖和峡谷。我们把性命托付给了我们的朋友阿古尔托，他伛偻着俯在方向盘上，每当驶近悬崖，我们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往外倾斜。忽然疾风扑面，我们已抵安第斯山脉面临大海的外山峰。此时，山势陡降，犹如瀑布般的峭壁层层跌落，直泻至12000英尺下的林海中。我们没能从令人眩晕的万丈高空俯视下面的森林，因为刚到悬崖边上，浓云就像巫婆的药罐里冒出的蒸气一般源源而来。由这里开始，我们下山的路就畅通无阻了。这条路一直通往山底下，沿峡谷、陡岸、悬崖盘旋而降，空气越发温暖潮湿，越发充满从林海下方升起的令人窒息的温室气息。
这时下雨了。
当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棕榈小屋时，天色已黑。我们浑身淌着湿乎乎的水走下吉普车，在里面过了一夜。第二天茅屋里咬过我们的那堆跳蚤让雨水淹死了。吉普车被我们装满了香蕉和其它热带水果，穿越林海继续前进。
最后我们的去路被森林里一条湍急混浊的大河挡住了。河边开阔处有一个茅屋，几个混种印第安人正在阳光下晒一张美洲虎的皮。几个会西班牙语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帕伦克河，河对面就是克维多。这儿没桥，河水湍急而深不见底，不过他们愿意用木筏把我们和吉普车载过去。这种别出心裁的，薄薄的木筏是用植物纤维和竹子将胳膊粗细曲曲折折的树枝捆在一起组成的，长宽都比吉普车大一倍。我们小心翼翼地最后我们的去路被森林里一条湍
急混浊的大河挡住了，这条河就是帕伦克河。
把吉普车从跳板上开到木筏上，尽管木筏大部分浸在浑浊的河水里，却能稳稳地托住—辆吉普、我们几个人和四个赤身裸体的棕色汉子。他们用长竿把木筏撑离岸边。
“是轻木吗?”我和赫尔曼几乎同时问道。
“是的，”一个人一边点头，一边用脚满不在乎地跺了一下圆木。
我们驶入水流之中，河水把我们冲往下游，那些人在关键的时刻用竿子撑一下，使木筏保持一条均匀的斜线穿过水流，进入对面宁静的水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轻木，也是我们在木筏上的首次试航，木筏安16世纪以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就使用这样的独木舟在海上航行。今天，独木舟依然是美洲当地土人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他们用长竹篙撑着空心独木舟在森林中穿梭，偶尔也用轻木筏载满香蕉驶向市场。
全到达对岸，我们成功地驱车驶进克维多!两排涂了沥青油的木屋，棕榈叶顶上立着一动不动的大秃鹫，这就是街巷了，整个小镇只有这么大。镇上的居民无论老小，无论何种肤色，无论手上拿的是何物，全都扔下手里的东西，一拥而出。他们跑向吉普车，形成一股危险又嘈杂的沸腾的人潮。人们在车上爬上爬下，围着它转。我们紧紧抓住随身携带的物品，阿古尔托则竭力控制着方向盘。后来有一只轮胎爆了，吉普车倾斜了。无论如何我们已抵达克维多，没必要为人们的过度热情而心生烦恼。
拥有12棵轻木
唐·费德里柯的轻木林位于河岸下流。唐·费德里柯在平房里摆开盛宴款待我们。乳猪和仔鸡在火膛中哔哔剥剥地响，我们围坐在盛满热带水果的盘子四周，解释着此行的目的。
唐·费德里柯从孩提时代就了解轻木筏了。印第安人造木筏用的那种大轻树，雨季里恐怕很难找到，地上的泥水堵塞了通往轻木场的路，骑马也不行。不过唐·费德里柯将竭尽全力帮我们。
唐·费德里柯派他的手下骑马沿小道分头找寻可以接近的轻木树。我，赫尔曼和唐·费德里柯—组，我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唐·费德里柯知道这里有一棵巨树，这棵巨树雄踞于周围树林之上，树干约有3英尺粗。按波利尼西亚的习惯，在砍伐之前是要给它命名的，我们把这棵树命名为“库”，这是一位波利尼西亚神灵的名字。然后我们抡起斧头砍下了第一斧，四周响起了砍伐的回音。然而，砍伐这种含有大量树汁的轻木树就好比用一把钝斧砍软木一样，斧头一碰上去就弹回来，没挥几斧，赫尔曼就只好替下我。虽然不断地换人，但树汁飞溅，森林的溽热还是使挥斧者汗流浃背。
在飞往秘鲁的飞机上，我看到秘鲁的一座座雪山和村庄，还有波光粼粼的大海。我不禁想象几周后，我坐在小黑点一样的木筏上漂泊于湛蓝的大海上的景象，那感觉就像在飞机上预备跳伞一样。
到傍晚时分，“库”像一只只剩一条腿的公鸡一样站着，随着斧头的起落混身颤栗，它很快就倾斜了，重重地砸在周围的树上，压折了好多大树枝和小树。我们将树干上的枝丫去掉，按照印第安人的方法用锯齿剥掉树皮。
赫尔曼跟着我们沿林中小径骑马驰骋，继续寻找轻木树。偶尔我们会在原始森林中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树木倾斜和轰隆落地的声音。此时，唐·费德里柯就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意味着他的部下又砍倒了—棵做木筏的轻木树。一周后，除了“库”，我们又有了“卡尼”、“卡玛”，“依洛”、“毛利”、“腊”、“兰茎”、“帕帕”、“塔兰加”、“库卡拉”和“希提”12棵巨大的轻木树。
这时，我们急于知道它们如何能在水中漂浮。我们一根根地把它们滚到岸边，然后用坚韧的攀缘植物拧成的绳子把圆木两头捆住，以免入水后顺流漂走。我们从河岸把圆木一根一根推入水中，圆木在水里翻腾了几下就漂起来了，我们在圆木上来来往往，圆木纹丝不动。我们用森林树顶垂下的坚韧藤条把圆木临时扎成两个木筏。然后把以后要用的竹子，藤条全装上木筏。
割断缆绳后，木筏一下子冲进了汹涌湍急的水流之中，快速顺流而下。
帕伦克河和瓜亚斯河交汇以后，水骤然深了许多，明轮汽船频频来往于文西斯与临海的瓜亚基尔之间。为了节省时间，我和赫尔曼登上了船，弄到两个吊铺，乘汽船穿过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向海岸。我们的棕色友人乘木筏从后面赶来。
在瓜亚基尔我和赫尔曼分了手。他将在瓜亚斯河口等木筏到来时截住轻木。然后再用海轮把轻木运往秘鲁，木筏将在秘鲁由他指挥建造，要造得和古印第安人的木筏一模一样。而我则坐上飞机往南飞向秘鲁首都利马，为建造木筏找寻一处适当的场所。
与秘鲁总统面对面
我在华盛顿曾见过秘鲁海军参赞，他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次日我怀揣此信求见海军部长曼鲁艾尔·尼艾托。当天上午他在海军部金碧辉煌的帝国会客厅接见了我，我请他允许我们在海军造船厂内建造木筏。
图为葡萄牙伟大的航海家及探险家麦哲伦的画像。我一想到这次探险活动中诸多的繁文缛节，就不由得开始羡慕早期的那些探险家。那时候根本没有“申请”这个说法，也不霄要那些花花绿绿的政府和军方的文件。
“年轻人，”部长说道，并不安地敲着桌子。“你这次走错门了。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但我必须要有外交部下达的命令才行。我不能让外国人在我们的海军辖区，顺理成章地使用我们的造船厂。你去外交部递交书面申请吧，祝你好运!”
由于挪威在秘鲁没有大使，估计要亲自晋见外交部长很困难。我国领事巴尔将军虽愿鼎力相助，但他充其量只能带我去见外交部参事而已。如今柯亨博士给秘鲁总统的信可能派上用场了，我通过总统副官要求会见秘鲁总统唐·若瑟·布斯塔曼台·依·里维洛阁下。一两天后我得到通知，要我在12点到达总统官邸。总统官邸位于市中心，由身着鲜亮制服全副武装的卫兵把守着。
一位披金饰带、肩佩金章的人把我独自留在一间只有一把皮椅和沙发的斗室。一个全身白衣的人走了进来，他和蔼地和我打招呼，原来这就是布斯塔曼台·依·里维洛总统。
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要好一点，我们相互致意后，他打手势请我落座，此时我们之间能够沟通的词汇已经用完了。不一会他出去找来了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里维利多元帅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