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东坡，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东坡在官场中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东坡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不能苟同，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黜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东坡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东坡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东坡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东坡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东坡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东坡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东坡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东坡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东坡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心心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范
苏东坡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东坡“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东坡逮捕入狱。不久，苏东坡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东坡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东坡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千万不能因为苏东坡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东坡，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东坡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经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于是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东坡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东坡，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