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出租车一边看表一边问：“师傅，附近哪儿有好的桑拿浴？”
出租车司机犹豫了一下说：“去伯金翰吧。”
“远不远？”我认真地问。
“就在燕莎附近。”出租车司机满有把握地说。
“那好，别把后面的车带丢了。”
“没问题。”
出租车带着奔驰车急驶在北京街头，谁知道这个出租车司机是个二百五，只知道大致的地方，围着伯金翰绕圈子，就是找不到伯金翰。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晚上十一点前必须返回中央党校，否则张副市长就进不去大门了。
在出租车上，我焦急地问：“你到底知不知道地方？怎么绕了这么半天还没到啊？”
出租车司机不好意思地说：“不瞒您说，我也没去过，就知道在这附近。”
我大喊道：“那你瞎答应什么？”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张副市长吼道：“雷默，停车。”
我赶紧让司机停车。
张副市长从奔驰车上下来怒气冲冲地骂道：“雷默，你真他妈是个书呆子，连个澡堂子都找不着，这要是韩寿生，八个澡堂子都找着了。”
我被张副市长的架势震呆了，当秘书以来，没发现张副市长有这么大的脾气。我强压委屈，忍住火气说：“张市长，你消消气，是我不好，我被这个出租司机给忽悠了，我再打一辆车。”
我挥手又打了一辆车，问道：“师傅，伯金翰洗浴中心你知道吗？”
出租车司机用地道的北京话说：“知道，就在附近。”
我加重语气说：“真知道？忽悠我可不给钱。”
出租车司机把握十足地说：“没问题，上车吧。”
“那好，带着后面的奔驰车。”
没有五分钟两辆车就到了伯金翰。伯金翰在一个大院里，是一个圆型建筑，富丽堂皇。我从来没见过装修得这么豪华，规模这么大的洗浴中心。
张副市长泡了大池子，又搓了澡。我仅仅冲了个淋浴，因为我必须随时盯着时间，我俩草草地洗完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走出伯金翰的时候，张副市长突然说：“雷默，你记住以后凡是在这种场合不要叫市长，要叫老板。”
我懵懂地点了点头。
奔驰车赶到中央党校时，刚好差五分钟十一点。我下了奔驰车给张副市长开车门，张副市长慌忙下了车，一个人走向大门，向武警战士出示了证件，闪进了大门，我呆呆地望着张副市长的背影，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33、本土宗教
韩寿生去北郊区挂职锻炼走后，接替他任综合四处处长的是原综合三处副处长林大勇，他虽身材瘦小，但精明干练。其实张副市长启用林大勇用意很深。政府快换届了，林大勇的母亲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升任东州市委副书记，东州市人大主任，虽然离休多年，但德高望重。如果张副市长与林大勇“感情深厚”，老主任一定会心里有数。真正的政治，应该更多地体现在这些微妙之处。我与林大勇一见如故，特别投缘，再也没有与韩寿生配合时的难奈。
张副市长虽然在北京学习，但是主管的工作并没有交接，据说荣市长不同意全脱产。我只好一周飞一趟北京。平时我在东州市时，张副市长几乎天天都与我通电话，问《东州日报》登了些什么，各位领导都忙些什么，分管的工作有什么事情。我只好找到市邮局局长，请他们每天将东州市的日报、晚报、清江省的日报、晚报给张副市长特快邮递到中央党校，这样头一天邮第二天就能到。看地方报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由于工作没有交接，张副市长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回东州市处理工作，每回来一次都要开一次市长办公会。我只好在北京与东州之间来回接送。我给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打飞的。
最有意思的是，张副市长每来回一趟，都会有一堆人接送。一快到周末，一些局长、主任、区长、县长就打电话向我探口风，有叫老弟的，有叫雷秘书的，还有称雷处长的，打探张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几点的航班，云云。由于张副市长不喜欢那么多人接送，弄得我十分为难，但无论怎样封锁消息，每次接送都不少于五、六十人，多时甚至有上百人。每到此时，我就想起《圣经》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的情景。按理来说，接送张副市长只要通知秘书一处就行，由秘书一处安排谁接谁送，但秘书一处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弄得张副市长每次回来或每次走，都要在机场贵宾室办一次公，跟开市长办公会一样。另外，东州机场值班经理室的经理们也不一般，与政府的头头脑脑熟得不得了，每次张副市长回来或走，即使不通知秘书一处安排，也是要通知机场值班经理室的，这边电话刚过去，那边不知已经通知多少哥们了。
张副市长所在的青干班一共有学员一百六十八人，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少壮派正厅级干部，入学考试张副市长考了八十九分，全班成绩最低的是二十多分。知道成绩后，张副市长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他靠考了全班第一，那口气就像个刚刚拿到大学入取通知书的高中生。
张副市长太要强了，凡事都要争个第一，从来不服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搞政治的大忌，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当秘书的时间还短，并不敢提示他，更不敢指手画脚。
混迹官场多年，我深知政治唯一正视的就是野心，野心就是人生，因此官场中人没有真正的人生，也不敢正视人生，许多人一辈子靠自欺欺人的幻想活着，而且把试图打破这种幻想的人视为仇敌。
张副市长去北京学习后，综合四处闲了下来。下午无事，林大勇来到我的办公室。自从他就任综合四处处长以后，没事就来我的办公室坐坐，起初我以为张副市长不在家，林大勇无非是找我闲聊，来了几次后，我在闲聊中发现，林大勇是希望通过和我闲聊，多了解张副市长。我在综合四处工作多年，深知理解领导意图的重要性，看来林大勇在工作上是遇上难事了，对于一个综合处处长来说，最大的窘事就是跟不上领导思路。
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大勇，你说实话，任综合四处处长还习惯吗？”
“雷默，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林大勇见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毫不避讳地说，“韩寿生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和我交接，综合四处的活儿我到现在也接不上茬，对张市长工作风格、特点还不熟悉，搞得我很被动。”
“大勇，”我纳闷地问，“你是张市长亲自选定的处长，凭你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对他一点都不熟悉呢？”
张副市长每次见到林大勇就像见到小老弟一样，其实林大勇比张副市长只小两岁，两个人给人的印像是无话不谈，原来这里面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玩政治是需要魔术技巧的，我暗自佩服张副市长对魔术无师自通的悟性。
“工作和感情是两码事，”林大勇直言不讳地说，“我到办公厅就在综合三处工作，根本没离开过文教口，不瞒你说，雷默，我对城建工作是个外行啊！”
“大勇，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我见林大勇说的真诚，便动了恻隐之心，真诚地说，“我给你一套材料，保准儿你马上进入角色。”
“真的？”林大勇将信将疑地问。
我卖关子地笑了笑，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大摞材料说：“大勇，这套材料是我收集的，包括张市长任副市长以来的所有的讲话、会议纪要、理论文章、新闻报道、一共十二本，你看完以后，以前的工作你就衔接上了，而且，你可以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张市长工作风格和特点。”
“雷默，”林大勇如获至宝地说，“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张市长选你做秘书真是慧眼独具，不过，以你的才能做秘书有点委屈你了。”
“我倒觉得做秘书以来长了不少见识，情商指数明显提高。”我谦逊地笑着说。
林大勇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互相点了火，他深吸着烟说：“从政是需要高情商的，有人说一个人成功与否，百分之八十取决于情商，百分之二十取决于智商。”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附和着说，“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人情练达的人，自身的情绪要妥善管理，人际关系也要妥善管理。”
“雷默，”林大勇深沉地说，“只是官场上的人情过于练达了，每个人都好像蚊子，不停地寻找目标叮咬，防不胜防，既盯着人咬，也被咬，官本位这种流行病跟大脑炎差不多，就是这样扩散的。”
我暗自惊诧林大勇的深刻，大有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无奈。
“对官本位的崇拜的确像一种疾病，而且会传染，不过你知道这种传染病的温床在哪里吗？”我用探讨的语气问。
“在哪里？”林大勇颇感兴趣地问。
我指了指心脏，“在国人的心里。”
“深刻，”林大勇赞赏道，“雷默，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把衙门称为庙堂吗？”
我摇了摇头，笑而不答。
“庙堂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官员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权力，百姓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官员，从古到今在国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庙堂，庙堂在国人心目中早就成了教堂。”
“那么上帝是谁？”我尖锐地问。
“还能有什么？只能是权力！权力崇拜就是中国最本土的宗教。”林大勇深刻地说。
我不禁大吃一惊，“大勇，想不到你的观点和孟元松竟然如出一辙。这家伙也说，中国的本土宗教是权力崇拜，是官本位。”
“雷默，其实谁都清楚这个道理，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林大勇深沉地说。
“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
“因为权力垄断被真理化了，人们失去了发现的权利，只能像磨盘一样，无论投进去什么种子，磨出来的只能是白粉。”林大勇振聋发聩地说。
“大勇，”我赞赏地说，“你这个磨盘比喻的好，其实就是圈子，我们整天就生活在圈子里，跳来跳去，却怎么也跳不出圈子，为什么？因为圈子犹如一口井，我们谁不是井底之蛙？”
林大勇哈哈大笑，“雷默，我们这些谬论要是被张市长听到了，一定大发雷霆！不过，有件事你应该提醒一下张市长。”
“什么事？”我警觉地问。
林大勇本能地压低声音说：“韩寿生到北郊区任副区长挂职锻炼，从办公厅带走一部奥迪轿车，车号还挺小，知道的是他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市领导呢。这件事在北郊区和办公厅影响很不好，有损张市长形象。”
我听后轻蔑地笑了笑说：“韩寿生就喜欢做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事，仗着给张市长当过秘书狐假虎威，他永远也不懂，狐是永远也成不了虎的。”
34、谈判
一晃国庆节就到了，张副市长利用节日放假之机，应林誠昆先生之邀赴香港谈判银环路建设事宜。张副市长带了一个精干的谈判小组。在这个谈判小组中，有与张副市长私交最深的市建委主任丁仁杰和市财政局局长李凤江。两个人都是张副市长的牌友。赵奎胜先行到了香港，并且亲自到启德机场接机。
张副市长一行一到香港，几乎在尚未喘匀气的情况下，就被引领到黄河集团总部华人行，在基建集团会议室就座。热情的林誠昆先生一一介绍在座的人，只见他宽额疏发，中庭饱满，戴着黑框眼镜，一双明目烔烔有神，笑容亲切可掬，衣着朴素，走起路来稳健方正，谈笑风生。
香港黄河集团方面，谈判阵容强大，有黄河基建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总会计师、工程经理等七八个人。
“张市长，”林誠昆儒雅地说，“上次去东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州人的真诚、豪爽深深地打动了我呀！”
“林先生，”张副市长真诚地说，“从艰苦创业到成为香港商界的领袖，您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您的传奇经历令人感佩，您不断捐资助学，扶危济贫，您的爱国爱民善举令人尊重啊。”
林誠昆镜片后那双大眼内射着睿智的光芒，他动情地说：“我幼年家贫，深知贫的滋味，而且少年时期饱经战火离乱之苦，饱尝人生道路的艰辛。我的父母对我进行的教育是‘做人要有骨气’、‘穷者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发达不忘桑梓’，因此，当我走上人生道路之后，坚持正直做人，艰苦奋斗。现在我的工作其实是很简单的，我每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不是用来想今天的事情，而是想明年、五年、十年后的事情。东州形势这么好，有那么多的优势，黄河集团不会放过与东州合作的机会，东州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啊。”
众人无不被林誠昆的真诚所感染，张副市长开门见山地说：“林先生，我这次专门带来了一个谈判小组，希望这次香港之行与贵公司在银环路的合作上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林誠昆点了点头，笑着说：“我们董事会对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好项目。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我看下午就进入实质性谈判吧。”
“太好了，林先生，”张副市长郑重地说，“我对林先生的真诚倍感钦佩，希望我们精诚合作，共谋发展。”
下午，谈判一进入正题，气氛不可避免地有些紧张，关键问题是回报率。黄河集团依照在中国南方投资的经验，提出最常见而又约定俗成的数字——回报率百分之二十。张副市长诚恳地摆出了南北方改革开放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现状不同这一显而易见的理由，表示这个数字很难接受。他同样用大量的数字来说明地区差，人为笼统照搬，势必出现大的亏空。比如南北的工资差，在香港可能不大理解，但是在内地，却是人所共知。张副市长不急不躁，一点一点地解释说明。
对方拿出在长三角南港市投资实例，既保持百分之二十回报率，又有政府担保。谈到这儿，出现“外松内紧”的僵持状态。各说各的理由与根据，而且双方都想用自己充分的论据说明对方。
在张副市长来香港之前，魏正隆、李国藩与他进行了一次深谈，许多原则性的方针大计已经敲定。因此在谈判中所遇的一些问题，几乎全在预料之中。如过去谈判，通常以固定回报率相许诺，而对方很难相信东州市的回报能力。其实东州市政府也心里没底，结果这种合作谈判往往成为一场空，使对方越发对东州市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