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之所以这样做，起因源于福建一起教会案件。雍正元年（1723年），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突然弃教，向官府告状，声称教士修建教堂，大肆敛财，教堂里男女混杂，实在是败坏风气，有辱斯文。对于封建传统礼教甚是严格的古代社会，男女一向不得逾越，但西洋教会却并没有这种限制，而西学主张的民主思想、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挑战，更是动摇大清社稷之根本。雍正皇帝越发觉得传教士具有无形的危险性，几经思量，终于下诏全国驱逐传教士。
雍正驱逐传教士是逐步进行且手段缓和，他的驱逐理由即是西洋传教的覆盖面积过大，有意识形态侵略的嫌疑，同时也妨碍了其他宗教的发展，所以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应当被有效地遏制。另外，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罗马教皇于1715年发布禁令，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帝对此非常震怒，于是下令只有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才能留在中国，意思是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雍正帝作为康熙帝的继承人，自然不能在气势上输给对方。
还有一件事情是雍正帝不得不担心的。由于西洋传教士所宣传的思想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因此民间有很多组织借西学的名义策划反动活动，令清廷不堪滋扰，因此传教士驱逐活动迫在眉睫。
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令雍正帝下定决心驱逐传教士。就这样，西方传教士渐渐从中土各地消失殆尽，只在广州一带还有活动。一些留在南洋的传教士依靠办新闻报纸的方式立稳脚跟，却再也不敢以传教的名义畅游中国。清王朝也是自雍正帝开始，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这无疑加速了清王朝落后和灭亡的趋势。
●清廷为何不愿让外国使节常驻北京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承德避暑山庄，英帝国所派使臣马格尔尼子爵觐见，一干人等因为不肯行清朝的双膝跪拜礼，而与和珅等重臣相持不下。乾隆皇帝被扰得不堪忍受，于是允许马格尔尼子爵等人可以行单膝跪拜礼。此时正逢乾隆皇帝生日，马格尔尼子爵还带来了生日礼物。不过，马格尔尼子爵的目的并不是来给中国的皇帝庆生，而是带着英皇的意愿，希望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贸易，并希望英国在北京设常驻使节，处理两国事务。
马格尔尼信誓旦旦的来，望“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仅仅开放广州一个贸易窗口并不足以称其海外贸易，希望还能增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但是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他，并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否则必定“驱逐出洋”。在中国闭关锁国政策面前，马格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乾隆皇帝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在自己祝寿典礼结束之后，便派人一再催促马格尔尼使团起程回国。马格尔尼只得率领使团带着一堆乾隆赐予的无用之物，经广州败兴而归。更不用提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的问题了。
61年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一次，英美以战胜国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明确要求在京设立驻华使节，但是咸丰皇帝仍然不敢答应。按道理来讲，乾隆皇帝敢于断然拒绝英国设驻京办事处，是因为大清帝国仍处在隆盛时期，敢于与英国分庭抗礼，但面对败局的咸丰皇帝，为什么也同样拒绝英美的要求呢？一切可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处追究。
清廷不敢答应外国人在北京设立领事馆，担心有二：第一，清廷有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特命外务大臣，一旦驻华使节进驻北京，就会威慑朝廷，直接向皇帝施压，使得外务大臣形同虚设，而皇帝也将面临被逼迫的境地；其二，各国驻华使节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宗教思想均与中土封建思想相左。雍正皇帝时期下令驱逐传教士，就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思想有动摇大清根本的嫌疑，所以乾隆、咸丰皇帝不敢让使节进驻北京也是这个原因。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多次要求进京面圣、递交国书，清廷都会一拖再拖，不让其进入北京半步，宁可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也不同意此事。
由于清王朝没有认清外国驻华使节和领事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失去了了解世界的机会，失去了了解外国人性格的机会，也就因此令本国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大为吃亏，而殖民帝国借此机会逐步剥削中国。后果之严重，令人扼腕。
●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甲午战争，中方的战败结果就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为《马关条约》涉及的赔款金额和割地面积之大，皆前所未有，所以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激愤不已，于是委托维新派领导者之一的康有为代表数百志士上书清政府，陈述变法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光绪帝似乎看到了清朝振兴的希望，所以他决心支持康有为，执行新政，戊戌变法遂如火如茶地展开。
在整个变法过程中，一开始慈禧等保守派并没有阻挠，因为变法对清廷的统治并无伤害。但不久之后，戊戌变法便触犯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守旧派甚至开始派人散布“皇上病重”和“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又去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对变法一事本来就持一种观望态度，就是既不明显支持也不反对，就是要看光绪到底怎样变，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结果，竟然传出了这些说法，慈禧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在1898年9月21日，慈禧与荣禄借天津阅兵之机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7天后，慈禧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为维新变法流血的第一批人。
在光绪帝被囚禁之前，维新派已经得到风声，荣禄将会对己方不利，于是维新派便去找荣禄的党羽袁世凯帮忙，未曾想袁世凯却背叛了维新派，致使“戊戌六君子”被抓。袁世凯如此人品，为何当初康有为和谭嗣同就相信他会帮忙呢？这其中是有许多原委的。
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还签订了《马关条约》，对于参加这场海战的袁世凯来说心中并不好受。袁世凯认为清廷失败原因有二：其一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工作；其二是装备不良。倘若朝野上下能够同心协力，国家怎么会面临如此灾难。袁世凯深感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此，必将再犯中国，也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敌人，中国唯有自强，才能守住江山。军人出身的袁世凯所思考之事非常有理。恰在此时维新派提出种种政策有自强之意，袁世凯觉得维新派主张甚合自己的心意，于是便主动结交了康有为等人。康有为早已知晓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炙手可热，又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若是能笼络到自己身边，在未来的变法过程中，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助力。
袁、康双方都想互相利用，于是便有了二人的往来，义结金兰这一幕。但袁世凯的用心不仅仅是一层，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飞黄腾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相当清楚清廷是慈禧太后在掌管，所以便主动接近后者的亲信兵部尚书荣禄，成为荣禄麾下一员大将。也正因为如此，当康有为等人截获荣禄将要囚禁光绪帝的消息时，立刻想到了去找袁世凯帮忙。
袁世凯本来并不是不帮康有为，而是从李莲英那里得知慈禧太后属意要除掉维新派，暗想维新派再强、光绪帝再有权力，始终是大不过慈禧太后，而自己和康有为亲密不已，要是帮助康有为，很可能连累自己跟着一块儿死。权衡利弊之下，袁世凯为了自己的仕途而背叛了维新派。
一些人认为，维新派之所以会失败，跟袁世凯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诸多学者都曾总结过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康有为的维新理论可以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看出，康氏在两篇文章当中言论大胆，说中国历代相传的儒家经典都是假的，这在中国几千年遵循孔孟之礼的社会背景中无疑很有冲击力，他希望通过这种说法来颠覆人们的观念，但是有急躁冒进之嫌，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排斥，给变法带来了很大的阻力。第二个原因，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这就导致中西方思想在结合的时候有些脱节，理想化而不符合社会实际。其三，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是不可能令国家革旧出新的。
因此，这时再看袁世凯对戊戌变法失败所起的作用，简直是微乎其微。或许是康有为等人有眼无珠错信了袁世凯，但就算袁世凯不去告密，维新变法也不可能迎来成功。
●《辛丑条约》为何没有割地的条款
19世纪对于中国的清政府而言，是一场不能醒的噩梦。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政府在列强铁船利炮下，先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领土不断地被列强瓜分蚕食，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而列强的胃口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
然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农民自发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活动令列强们感到，必须要给中国一个更惨痛的教训，中国才能束手任其凌辱。于是在1900年，英、法、德、日、意、俄、奥、比八国联军从海上袭来，一路攻往内地，进军北京，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慈禧、光绪一行人避往承德，清政府完败。这一次，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代表签下了我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遭受屈辱最深重的《辛丑条约》。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在以往的诸多条约中，中国的领土都曾或多或少被瓜分，然而《辛丑条约》中却未涉及割地内容。西方列强为什么没有提出割地的条约款项呢？
其实，我们从八国联军与义和团、清政府军队斗争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端倪。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意图直接进入北京城，不料遭到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此时此刻，清军董福祥、聂士成等部也与义和团联合起来作战，将侵略军围堵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因为义和团和爱国将领奋勇抵抗，直打得西摩尔溃不成军，不得不退回天津。6月中旬，帝国主义海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尽管清军战力吃紧，依然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虽然大沽炮台最后失守，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已经胆战心惊。此后，在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沧州、瑗珲、北大岭、黑龙江畔、渤海之滨等地，中国军民没有半分胆怯，视死如归。
面对这样顽强的抵抗，八国联军虽然最后得到了绝对性的优势，但是在拟定赔款条约时却下笔迟疑了。侵略首领瓦德西当时便写了一封信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从信中就可以看出，帝国列强对中国的顽强抵抗心有余悸。事实上，八国联军的其他国家也有此考量，他们惧怕一旦再次瓜分中国的领土，会在中国民间激起千层反抗浪潮。因为八国之联军共同进军北京尚且遭到如此抵御，损失惨重，如果再因瓜分领土问题使中国军民不能忍耐，联军将很难控制中国的局势。
除了心中对中国军民存有半分胆怯，八国联军其实也在顾忌彼此。毕竟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殖民地的竞争上非常激烈，就以中国为例，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的机会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而日本对东北三省也早有图谋，很显然，俄、日的矛盾因此而激化。在瓜分中国问题上，各国之间均有类似俄、日这种矛盾，一旦《辛丑条约》中割地赔款的项目不利于八国的任何一方，很有可能引发列强之间的战争。
有鉴于此，八国列强并不想因《辛丑条约》而激化各种矛盾，于是退而求其次，仅仅勒索大量钱财。况且清政府已经摆出任其宰割的姿态，联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中国这块“肥肉”可以慢慢任其宰割，不必急于一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从始至终都不曾减弱半分，只不过换了一种剥削形式而已。而清政府也任其摆布，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