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富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坛的千古绝唱，是我国词坛的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是震惊词坛、雄视百代的佳作，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广大读者。关于作品的意蕴主旨，著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称之为“在人的灵魂燃烧”的火光。一篇文学作品的意蕴，往往是一个丰厚、复杂、多层的立体世界，但在这立体的构筑中，总要突出一个贯通整体的意蕴主旨，它是统治作品机体、拢括全局的精神主宰。《赤壁怀古》的主旨意蕴，评论繁丰。或曰：表现了作者的功业理想，也流露其政治失意后的消极情绪。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代表性的主旨说。本文想就此谈谈看法，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这一主旨说貌似全面、公允、辩证，它将其词的前后两部分的表层意蕴相加，作为其词的主旨。它是前部分的“功业理想”和后部分的“人生如梦”意蕴糅合而成。但是，系统论十分强调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持这种主旨说的人又这样批评《赤壁怀古》，郑孟彤质疑云：“必须指出这词的上片写得气势雄伟奔放，跌宕有致，确实给读者以境界开阔之感。然而，全词落脚处却是作者‘早生华发’和‘人生如梦’之感，这就使词的境界像从千仞高峰堕入了万丈深渊之中。结尾几句对整首词的高昂豪放风格，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在思想上给读者以消极的影响。”(《苏东坡诗词文译释》)郑文没有质疑学者们的主旨说，却质疑苏轼引以为自豪的代表作《赤壁怀古》。这究竟孰是孰非呢?又应怎样把握《赤壁怀古》的意蕴主旨呢?
《赤壁怀古》表现了词人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吗?
“功业理想”说的主要基础是其词集中六句浓墨重彩地描绘“周郎形象”——“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历史上周瑜赤壁之战一役的艺术浮雕。它塑造了一个从容闲雅、功业赫赫的青年儒将形象。难道这个形象不是抒写诗人对功业理想的热烈向往么?虽然学术界对《赤壁怀古》的主旨评价众说纷纭，但是对“周郎形象”所表达的意蕴——功业理想，却是没有异义的。如果将这六句从全词中割裂出来，仅停留在它的表象上，谁又能有异议呢?但是，鲁迅说：倘若论人，要顾及全人；论文要顾及全文。上述割裂的分析是违背这一原则的。要准确把握“周郎”形象的内在意蕴，只有从词的整体上去观察剖析而得出的评价，才可能符合作品的实际。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合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如果文学作品的思想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上，那么一切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而诗歌总是把主观的、内在的、无形的思想感情，藏在客观的、外在的、有形的事物之中，我们只有揭开诗人精心描绘的事物表象，才能找到潜身于其中的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思想感情。
作品由“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三国周郎”，词人的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思路是明确的。这样就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深层历史思考，寄托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周瑜”只不过是“千古风流人物”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罢了。既然如此，只要我们弄清“千古风流人物”的意蕴，“周郎”形象的含义也就迎刃而解了。词人面对长江，触景生想，以“大江”寓“历史长河”，并在首句融注了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千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哪里去了?被无情的历史长河的浪涛卷走了。这句时空交错，构成深厚广阔的背景，在这空间、时间、人物巧妙结合的艺术形象中，在人世沧桑和自然永恒形成鲜明对比中，揭示了人生有限和自然永恒的矛盾。词人把有限的人生放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中去观照，去进行哲学思辨，则无论成就丰功伟业的风流人物，还是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他们的命运终当一样。这是词人以庄子“万物齐一”的哲学观，抒写了词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人生感叹。苏轼因“乌台诗案”无罪遭贬，人生苦难痛苦的迷惘，极为深沉凝重，这显然是词人欲以这一思想去淡化、消解、超越遇到的悲苦。
这首词具体描绘的“周郎”这个形象，是一个能扭转乾坤的强大形象。可是词中“千古风流人物”是“尽”了，“多少豪杰”是“一时”，这个固一世之雄的“周郎”而今安在哉!词人在这时留下了一个艺术的空白，让读者想象——“周郎”仍同样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同样“尽”了，归于“空无”。他与凡夫俗子的命运并无二致。这就促使人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中去建功立业的底蕴。无论仕途上有多少丰功伟业的人物，终归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周郎”这个形象愈强大，愈令人心驰神往，就愈能表达“终当归空无”的思想，愈能促使还留恋仕途的人们省悟。苏轼以之排解政治失意的痛苦，帮助他在精神上达到自适，超越苦难而保持旷达的情怀。这样分析“周郎”形象，也才和词人当时的思想相榫，也才符合词中所表达的思想。
苏轼写这首词时已经四十七岁。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乌台诗案”而被加以诽谤朝廷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一百多天，受审十多次，惨遭折磨，“几致重辟”。后谪居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到达贬所。他是作为“罪人”安置在黄州，黜居思过。他经历了“在朝——外任——入狱——贬居”大起大落的过程，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当朝天子(仁宗)为子孙所选宰相；失意时是柏台肃森的狱中死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权力变幻无常，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的反差巨大鲜明。这是他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虚幻意识十分沉重。其云：“四十七岁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又云：“便为齐安(黄州)民，何必归故丘。”连“扶病入西州”都无望，哪里还谈得上对功业的强烈追求啊!所谓“报国何时毕，吾心早已降”(《寄蔡子华》)，正表明苏轼无意求升迁，对仕途厌倦，建功立业之心早已平静。“功业理想”说是与之相悖的。
在黄州期间，苏轼心情苦闷，余悸未消，惴惴不安，忧谗畏讥。他在给朋友李子仪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这透露出他在政治上的退避心情。另一位朋友约他去武昌，他婉言谢绝道：“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功业理想”说实与他当时的心态相左。
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对儒、道、佛三者濡染均深，随着生活的顺逆，他心灵的天平理所当然地会向某一方向倾斜和侧重。苏轼本是一个“奋厉有当世之志”的文人，他自视很高，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过去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即使因政见不合，离开了朝廷，但是在杭州任通判，是地方副长官；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是地方长官。在黄州却是被暗管的“罪人”。这对苏轼的打击很大，其人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然而然地从佛老思想中去寻求慰藉。
其《黄州安国寺记》颇能说明他在黄州时的思想，现录于后，供大家研究。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余白吴兴（湖州）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视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这段话表明，苏轼在贬官黄州之后，其思想已归诚佛僧，故而“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首的“尽”，词尾的“梦”，不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吗?既然如此，“功业理想”说又从何说起呢?
他以“笑”自嘲，自嘲“多情”，以招致“早生华发”。他笑自己，心忧国事，要为国家建功立业，执着于仕途，却险遭“重辟”。自嘲反映了他奔走仕途的反思、省悟。正如他的《前赤壁赋》所云：“且夫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吾与子所共适。”他认为功业非“吾”所有，自己误入仕途。他后悔奔走官场，失落自我，无限的感伤，似海的愁情。他自怨自艾自嘲，如慕如泣如诉。其“反思”将自己执着于仕途幽默为自作“多情”，又以“早生华发”形象地表达奔走于仕途给他带来的痛苦、忧愁、苦难，并以之抒写其省悟和悔恨。词人再以其“反省”来强化这一主旨，扬弃追求功业理想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观之，“功业理想”说是分割的评价。我们不能赞同分割的评价。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追求整体效应。当作品表层意蕴和深层意蕴之间出现悖论的时候，作品被分裂后的某一层面所体现的价值可能并非真的价值而是伪价值。说“周郎形象”是抒写词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就是作品被分裂后的某一层面所体现的价值，但它不是真价值而是伪价值。只有从整体上去观察剖析，从而得出的评价，才可能符合作品实际。
综上所述，《赤壁怀古》不是抒写词人建功立业的理想，而是以之对这一理想的扬弃；它寄托了“仕途虚幻空无”的思想，表达了“万物齐一”的哲学思辨和“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人生感叹。“功业理想”说是既不知其人，又不知其文呀。
《赤壁怀古》流露了其政治失意后的消极情绪吗？
“消极情绪”说，以为词人本希望像“三国周郎”那样，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但是可悲的现实却是“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反落得贬官黄州，于是词人面对壮景，缅怀英雄，对照自己壮怀不遂，老大无成，而兴“人生如梦”的消极感叹。毋庸讳言，“人生如梦”是有苏轼在仕途上受挫后的“政治退避”的一面。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必为所爱辩诬而拔高其作品的思想性。在精神痛苦中，词人确有借此排遣内心郁积，作为精神寄托的真实方面。可是它既不是词人精神世界的全部，更不是其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