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昌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刚恢复升学考试制度不久，毛主席的“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仍在贯彻执行。这可苦了学校的老师们——既要在夜晚忙着“备批”，又要在白天认真“讲辅”，下午还要参加农场生产劳动（抬石头砌梯地、挑粪播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忙得像辘轳虫似的。
当时我是学校的年轻教师，预备党员，理所当然地必须“出大力、流大汗”：在教学上被指定主抓毕业班的升学率，在生产上被公推为“生产队长”带头经管“五七农场”。这样一来，我被放到了炉火的焰顶上了。几年下来，不到四十岁的我，在1983年5月竟然出现了两腿浮肿，一按一个坑，不想吃饭……于是只好到医院去诊治。
区医院的医生“望闻问切”后，毫不犹豫地断定为“急性肾炎”，勒令我赶快住院治疗。
天啦！这一月农场里正是“麦黄秧上节，大蚕正吃叶”的时节，而初中毕业班正处考前“赶熬火”的节骨眼儿，身为年级主任、班主任，又教毕业班语文课的我，怎么可以撒手住进医院里去呢？那几年没有加班费、没有奖金，但要全县排队。一旦考孬了，不但领导的脸色难看语言难听，单就是家长和群众的唾沫星子也会把你淹死！
我向主治医生再三说明情况，央求他高抬贵手，开一些口服药、针药，让我回学校去边吃药边“将养”。主治医生见实在犟不过我，边开处方边生气地说：“那就让你回去玩命去吧！”
我提着一大包中西药，昏昏沉沉地走出区医院的大门，步履蹒跚地向学校走去。
心里马上开始盘算起来：班级里哪几个学生可以抓成中师生（这在当时是最争面子的事，因为考上了中专中师就可以转成国家户口吃“皇粮”，农家子弟就可以脱掉“农”皮），哪一部分学生可以促成重高生（这是考大学的苗子，考上了也是很有名誉的），哪一批学生可以让他们考上普高（这是提高升学率的重头戏）。至于那百分之六七十的“差等生”是不在费思劳神之列的，因为，他们只是计算巩固率的“填充料”而已……
快要走出场口时，突然从旁边的茶馆里“飞”出一个小伙子来，伸开双臂一下子抱住了我，把我吓了一大跳。
“嗨呀……我的赵老师！我正说到学校里去拜访你……不料想竟在这里碰到了你。这真是我们的师生缘分呵……”他显得异常激动。
来者西装革履，一身光鲜，一看就知道从头到脚都是名牌货。我昏昏沉沉地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赵老师健忘了吧？我是你的学生刘俊安呀！”
“呵……呵……刘俊安……我怎么会忘记你呢？”面对这个四年前常被我“呸斥”的调皮蛋，我显得十分局促。
几年前的一组镜头飞速地从我脑幕上掠过——
那是我刚接到刘俊安所在班的语文课不久，我上完语文课后还未走出教室大门，一个圆脸蛋男生就在教室里“踢高高”，比他脚松大的破布鞋顿时飞到房脊梁上，“啪”的一下落下来差点砸到我的头上——当天下午放学后，这个学生被我留下来带到操场上，让他饿着肚子使劲地“踢个够”，整得他好几天大胯疼，走路一瘸一拐的。从此我深深记住了这个圆脸平头的家伙——刘俊安。
有一次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留言：“今天下午全部交作业”，却被人擦掉了“部”字，改成拼音“bù”，有人就读成了“全不交作业”。一查，又是刘俊安！我找来问他为什么擦改，他说“我只是把汉字改成了拼音而已，没有什么错。”本来“部”与“不”同调，弄得我反而不好说什么了——这小子真滑头！
还有一次我讲《木兰辞》，译到“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还未讲，刘俊安就在课堂上大声吼：“公的母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好认得很！”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但这小子还真有几分聪明，每次考试的成绩总还算过得去，大概在全班排名十几位。
初三时，学校为了抓升学率按成绩高低分出快慢班。以成绩刘俊安应当分到“快班”，但学校领导和教毕业班的老师一致认为，快班是抓升学率的苗子，不能让刘俊安这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把他分到慢班去！
慢班的班主任是个教数学的中年男老师，也姓刘，和刘俊安是本家，按辈分还矮刘俊安一辈。刘俊安到了这个班做作业仍然常常“偷工减料”。有一次被刘老师抓住了，把他叫到讲台前，当众叫他把手伸得长长的，狠狠地打了四个手板儿，并且说：“老叔，对不起，这次我们两叔侄斗了硬……”
当天下午大扫除，刘俊安把垃圾的灰装到簸箕里，又把教室门半掩半开，小心翼翼地把簸箕架在门楣上。然后他故意和几个学生在教室里打闹得覆地翻天，故意让刘老师听见——他知道刘老师准会风风火火地冲进教室里来干涉。果然，刘老师一推门刚跨上门槛，还未来得及开腔，一簸箕的灰就从天而降，落了他一头一身……
这次，“慢班”说死说活不要他了。开除，又不够条件。没办法，作为年级主任的我，只好把他安插进我教的“快班”里来。
接近升学考试了，同学们大多在不顾疲劳地啃书本，作最后的冲刺。中考的前一天下午，我竟然发现刘俊安一个人坐在学校花园里的紫荆树下，悠闲地翻看近几天的报纸。我气不打一处来：“你在搞啥子！狗嘛这个时候也晓得找点桑果子吃……滚回教室里去！”
第二天上午第一堂就考《语文》，作文题是《给归国难侨的一封信》。书信的写作我让学生练过多次，因此心里很坦然。可谁知教政治的老师竟忽略了那一年中国对越反击战的重大时事，许多学生不知“难侨”是什么：有写“桥烂了应该及时抢修，以免影响交通”的，有写“桥有什么难呢？被水冲？被垮下的山石砸了？”的……唯独刘俊安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赵老师，幸亏昨天下午看了报纸。”我的内心顿时像五味瓶被打翻了一样。
后来，刘俊安顺利地考上了普高。
“赵老师，走！我们到馆子里去坐，别在这里干站着。”刘俊安热情的邀请，把我从几年前的回忆中猛然拉回到了现实中。
“不，我真的不想吃东西。”我认真地推辞。刘俊安不由分说地把我拽进了这里最讲究的一家餐馆。
我昏昏沉沉地被安排坐下。他麻利地叫了一大桌菜：一大盘干牛肉，两盘炒菜，一个番茄鸡蛋汤，两杯酒。——这乡场上的餐馆在冷场天最好的菜只有这些。
我歉意地说：“我得了肾炎，盐一点也不能沾。”
刘俊安十分遗憾。我要了二两饭，边吃边谈。
刘俊安说：“赵老师，我从内心深处真诚地感谢你。你不但书教得好，而且在初中阶段你为我费了不少的神，不然我考不上高中……”
我连忙说：“那几年我对你太严厉了，有些地方不尽恰当。”
“正因为你的严格教育，我才懂了一些事。上高中后恰恰就缺少了人管教我，导致我中途就不想学，辍学打工去了。”
他告诉我，他高中第三期没读完就跑了，跑山西、过甘肃、进新疆。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挖煤炭、淘山金、种棉花、跑运输、搞修建……现在在新疆搞土特产的收购和销售，还雇了几个工人。
他说，他现在才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才知道遇到好老师严老师是一种福分。所以他这次回老家来，一是相亲，准备带一个有文化的女子去当帮手；二是特地回来看我。
我感慨万分。谈了近两个小时，我身体实在不行只好告辞。刘俊安赓即跑到旁边供销社去买回了一大包礼品，又把桌子上没吃的干牛肉找报纸包起来，叫我带回去给娃儿们吃。他把我送出场口老远，再三嘱咐我要多保重，并说他在去新疆前还要来看我。
回到学校，一边打针吃药，一边抓“尖子生”的考前复习。但始终没有一个“尖子生”来探视过我。就说刘俊安当年初中同班的同学中，就考取了两个中专生四个中师生，使我当年曾大大地“光荣”了一回。其中一个师范生已毕业分配到离我不到五里路的学校里当老师了，但他始终“不知道赵老师得了重病”。据说他对他的学生说：“我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读书就很聪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所以……”
又过了二十天左右的一个上午，刘俊安果然又到学校里来看我了，还带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姑娘一见我就很有礼貌地笑盈盈地叫我：“赵老师，病好一些了吗？……感谢你过去对他的关心和教育。我们要走了，今天特地来看望你。”
临走时，刘俊安硬塞给我五百元钱，叫我去买营养品。我忙不迭地推辞，再三不要。须知，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才八十多元呀，怎能平白无故地收下这份厚礼呢？
“赵老师，你太看不起我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现在得了病，我拿几个钱让你营养营养，难道还不应该吗？明跟你说，我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万元户，固定资产不算，现金已离两万不远了，这几个钱算不了什么！”
我目瞪口呆。在那个年代，上万元的现钞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万元户”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光荣称号！
我只好笨嘴笨舌地推辞，笨嘴笨舌地祝福他俩，笨嘴笨舌地送走了他们。
之后，我想了许久……
退休之后，我更加看清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然也偶尔有一两个“成才”的大学生来看我，但当年的“差等生”，今天是三教九流的来造访我的人数，却是当年“尖子生”的数倍。有所作为的似乎也比“尖子生”多得多。
于是我心底里涌起难释的困惑：
我们的教育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是否需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