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的《答客诮》一诗中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得子本是意外，却无意中使一向“横眉冷对”“怒向刀丛”的他平添了几分难得的柔情。“豪杰”“丈夫”的说法使得鲁迅这两句话好像离我们总有点距离，而林语堂则更多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告诉我们：唯有近情之人才能真正活得自在和快乐。
性情中人
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每一种人总是可以找到属于他们的表情。而对于林语堂来说，笑似乎已经成了他在世人眼中的标签。笑容可掬是很多人回忆林语堂时头脑里反射出来的第一印象。
?其实，林语堂不仅爱笑，还爱哭。而在很多时候，哭比笑更能反应出一个人的真性情。
新闻巨子马星野是林语堂由美赴台定居的关键人物，林语堂逝世后能够破例安葬在阳明山麓也是马极力促成，其人堪称林语堂晚年的知音。马星野以新闻家的笔触客观地记述了他亲眼见到的林语堂三次流泪的情景：第一次是在胡适墓前，向马讲述胡适当年对他的恩情时；第二次是向马叙述他的生平，谈到其不幸的二姐时；第三次是去比利时参加世界笔会，朋友带着儿子开车前去迎接，结果路上发生车祸，朋友之子罹难，林语堂闻讯泪如雨下。
如果说以上的情景尚有情何以堪的味道，那么接下来林语堂流的泪颇有几分“林黛玉”的感觉。有一次，林语堂为女儿们讲解唐诗，讲到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时，他深情地讲述了诗中伤感的爱情故事，最后这种情绪把自己也感染了，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触发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哭得稀里哗啦，以至于女儿们都抬头不解地望着他；另外一次，林语堂到奥地利凭吊了莫扎特之墓，在墓前，林语堂忽然悲从中来，泪水簌簌而下，对此，他解释道：“莫扎特的音乐，是那样的细腻缠绵，简直就是含泪而作的。”在写作《京华烟云》时，林语堂也是屡屡为书中人物潸然泪下。
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悲喜由己，快意恩仇，这样的人生更加痛快，也更加健康。一个人如果总是刻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其结果就像消化不良，脏物长期堆积体内不能排泄，历久必毒气攻心。诸葛亮英年早逝绝对不是魏延的过错，但很有可能跟他喜怒不形于色的风格有关。魏晋时的阮籍，母亲去世时他正在跟朋友弈棋，他闻之噩耗不动声色，强要朋友下完这一盘棋，结果站起身来马上吐血二升，内伤不轻。
真情自然流露，做人绝不虚伪，发乎情，止乎礼，这是林语堂的准则。林语堂偶尔也会有点“歪念头”，他绝对不做一本正经的道学先生。
据金庸早年的老师，与林语堂一起创办《论语》的章克标回忆，林语堂偶尔也会来一点风花雪月，同仁们吃花酒、叫条子，他也会热心参与。林语堂最赏识的是富春楼一个绰号“老六”的名妓，不仅经常捧场，还为其写过赞美的文字。但林语堂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精神偶尔脱缰，但肉体绝不出轨，这样的男人在那个时代绝对是稀有品种。
这样的精神也是“五四”很多大师们的共同特质。梁实秋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众人在胡适家里聚会，徐志摩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原来他不知哪里搞到了一本国外的色情画册，估计类似于后来的“花花公子“之类的。众人一见，兴奋不已，但眼前有德高望重的胡适，又有点顾忌。
从“子见南子”到“尼姑思凡”
在林语堂的创作生涯中，有两次他的作品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挑动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一时间卫道之士群起而攻之，大有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势。
第一次是在1928年6月，林语堂在鲁迅和郁达夫合办的《奔流》月刊上面发表了生平唯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其主要情节是：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带着徒弟们周游到了卫国，觐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正要创办一个“六艺研究社”，且男女可以同学，为此咨询孔子的意见。剧中的南子年轻美丽，潇洒大方，思想新潮，而孔子则显得呆头呆脑，古板正经，满口男女授受不亲，坚持克己复礼。戏剧在结尾处达到高潮，孔子终究被南子感化，和学生们一起看着南子载歌载舞，并由衷地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
而本剧最经典的地方，莫过于表现孔子见南子时内心“天理”与“人欲”之间争斗，《论语》中夫子见南子后子路追问他，他急得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而到了历史剧《子见南子》中，这一情节变成了子路追问孔子：“难道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的百姓了吗？”孔子却无力地答道：“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孔子的形象瞬间从神坛跌落人间，这在当时无异于一颗思想原子弹。
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在《奔流》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奔流》杂志被读者抢购一空。而后，各地新式学堂竟相排演此剧。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师生们的演出，因为该校位于孔子家乡曲阜，正是保守势力最强大的地方。这一演出果然引起了孔氏族人的群起抗之，他们联名向中央告状。此事甚至惊动了时任工商部部长的孔祥熙（同为孔门后裔），在其压力下，教育部只好将山东二师校长调任他所，以平众怒。二师校长当了林语堂的“替罪羊”，而林语堂这个始作俑者却以其自由身份逍遥“法”外。
40年后，林语堂身居台湾，人虽老心未老，仍然敢说敢担当。1968年10月11日，林语堂将中国古典戏曲《尼姑思凡》译成英文，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上。林语堂认为，“尼姑思凡”代表经典主义以外的中国文学，充满人生味道，处处可见真情流露；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只求典赋绮丽，风雅蕴藉，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实大相径庭。而在此前，林语堂已屡屡有惊人之言，他将《红楼梦》中的妙玉称为“色情狂的小尼姑”，因性压抑而造成其人格上的“变态”，同时还将佛教的“色即是空”与吃迷幻药联系起来。
这一次，林语堂的《尼姑思凡》（英译）更是彻底让卫道人士忍无可忍，台湾的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质疑“尼姑思凡”含有黄色毒素，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是在诋毁佛教，有害社会人心，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不了了之。林语堂在他后来写的《来台二十四快事》中还有一文专门调侃此事：
其一，无意中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打抱不平、声泪俱下，不亦快哉！
情感危机的时代
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说：“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
林语堂所近的情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去伪存真，让感情真实自然地流露出来。其实，相比古人的“存天理，灭人欲”，现代中国人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无情，而是滥情。这首先要归咎于我们急功近利的教育制度，古人在写到跟自己父母之名有关的字的时候为了表示尊敬都不忍心把笔画写完整，而现在每年的高考都有无数的父母牺牲在子女的作文里，我们却安之若素。
笔者有一次看到一个在为地震捐款时表现极其吝啬的富家子弟在作文里大骂汪精卫卖国无耻，忍不住告诫他：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你比同年纪的汪精卫都差远了，当年汪精卫去刺杀清朝摄政王，被捕后以为自己必死，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完全出自一种真实的爱国激情，而你骂汪精卫却未必真心。同样是“少年头”，跟汪精卫比，你不仅无才，无术，无德，甚至无耻！
而这位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也正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我们刚刚赶走了旧道学，但是新道学却在一天天地成长壮大。
林语堂一直鼓励自己的女儿们坚持写日记，因为他认为只有日记才能最真实地写出一个人的心声，女儿们的日记后来结集出版，这就是赛珍珠作序的《吾家》，也多亏了这本书，我们才看到了一个血肉更加丰满的林语堂。其实，比起很多大师的被举世公认的作品来，我更喜欢阅读他们的私人日记——如果有的话。日记是一个人内心最隐蔽的角落，我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通过其与自己的灵魂对话，而现在躁动不安的社会正在让大部分人失去这个习惯。在托尔斯泰的眼里，每天记载心路里程的日记其分量要远远超过自己所有的作品，尽管世人只看重他的大作。托尔斯泰看重日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这里可以完全真实，不掺入一点杂质地展示自己。
1862年秋天，34岁的托尔斯泰即将和小他16岁的索菲亚结婚。婚前的这天晚上托尔斯泰失眠了，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焦虑。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
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的一切。（《托尔斯泰日记》）
为了追求一个绝对真实的自己，为了在日记中绝对真实地表述自己的情感，连结婚这样天大的喜事也不能令托尔斯泰开心。相比之下，我们会不会感到自惭形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