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宴会上，有人想请雅典人塞密斯托克立斯弹琵琶。他回答说，他不会弄琴，但是会把一个小城弄成一座大邦。这句话因为过于夸口，所以显得有些骄傲不逊，如果一般地用在一些人身上，则可算是很庄肃贤明的评论了。这句话（再用比喻的说法引申一下）可以把从事治国者之中两种不同的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议事和执政的各种官员，我们也许就可以发现几个虽然很稀有，但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不会操琴的人。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可以发现许多巧于弄琴者不但不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且会使大国沦为小国，他们可能会把一个伟大而兴盛的国家引向衰败凋零的地步。并且，那些堕落的技巧智能，被许多公卿大夫借之以邀宠于主上钓名于流俗者，确是除了“弄琴”之名没有更好的了。因为这些技巧智能不过是一时欢乐之资，参加宴会时虽可借以炫耀，而于他们所事的国家之幸福与进步则无所裨益。当然，也有些公卿大夫够得上有才能（即所谓“干才”）。他们能够调理国政，不致陷于危难和明显的困境，可是若要把国家在力量、财富、国运上都增强长大，他们则无此能力。现在我们不管做事的人怎么样，且一谈事务的本身，就是国家的真正伟大之处以及达到这种情形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雄王英主常常考虑的题目；为的是他们既可以不至于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多事妄为、虚耗实力，又可以不至于因为过于轻视自己的力量而屈尊别人无法从长计议。
一个国家的疆土之大小是可以测量的，其财赋收入之多少是可以计算的。它的人口可由户口册卷而得见，城镇之多少及大小则可由图表而知之。然而在人事中没有比关于一国的力量的真正估计推断更为易于错误的。基督把天国不比作任何巨大的果核或种子而比作一粒芥子，既是一种最小的种子，却有一种迅速发芽及长大的特性与精神。同样，有些国家的疆土很大，可是他们却不能伸张国力或领袖他国；还有些国家幅员很小，有如一种躯干微小的植物，然而却能为强大的帝国之基础。
坚固的城池、充足的武器装备、名贵的战马、大炮辎重等等，这一切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唯有人民的体质和精神坚强好战才是最为关键的。不仅如此，如果民无勇气，则兵士数目多寡就无关紧要了，维吉尔所谓“一只狼从不介意有多少只羊”指的就是这个。阿比拉平原上的波斯军有如一片人海，这使得亚历山大军中的将领们不免有些惊惶，因此他们回到亚历山大面前，并建议他到夜间再发起进攻，但是亚历山大却说：“我不愿通过偷取获得胜利。”结果他们非常从容地打败了敌人。阿米尼亚王蒂格拉涅斯率四十万大军驻于一座山头，当他看见那不过一万四千人的罗马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就说笑话道：“那些人若是使节则太多，若为战斗而来则太少了。”但是，在那天太阳落山之前，他已经发现这些人不但能够追逐他的大军，并且开始大肆屠戮他的军队了。关于数目不敌勇气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我们不妨断言，任何国家如果要强大，其主要一点，就在要有一个善战的民族。“金钱是战争的筋肉”，这是句平常的老套，然而若是人民卑污淫靡，其两臂的筋肉无力，则金钱也不能算是战争的筋肉了。因为索伦对克瑞萨斯（当克瑞萨斯为了显示他的富有起见把他的藏金给索伦看的时候）所说的话是说得很好的。“陛下，若是另一人前来，他的铁胜于陛下的铁，那么他就要变成这些金子的主人了”。所以任何君王或国家，除非自己的国民组成的军队是优良骁勇的话，最好不要对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在另一方面，那些有强悍好战的臣民的君王则应当知道自己的力量——除非这些臣民在别的方面是有缺陷的。至于用金钱募集的雇佣军（那就是自己的臣民不可靠的时候的助力），所有的先例都证明任何倚仗雇佣军的政府或君主虽然可以得意一时，如鸟之张翼，然而不久将不免于铩羽也。
犹大和以萨迦的命运是永不会相合的，同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会既是幼狮而又是负重的驴子。另外，一个困于租税的民族而要变为武勇好战，这也是不可能的。经国民同意而征收的租税比仅由掌权者强制征收的租税，更不容易挫伤人的勇气。荷兰的国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特税也可算是一个例子。读者必须注意我们现在所论的是勇气的问题而不是钱包的问题。一样的赋税，不论是经国民同意与否，对于钱包的作用是同样的，但是对于人民的勇气其作用可就不同了。因此你可以断定，凡是困于租税的人民是不适于建立帝国的。
凡是立志强大的国家应当小心，不可使国内的贵族和绅士阶级繁殖过快。因为这种情况将使平民变为农奴村夫而使他们意志沮丧，实际上成为上流阶级的奴仆而已。这就好像你在丛林中可以见到的情形一样：假如你把小树留得过密，那么你就永不会有清清楚楚的丛林，而只能有矮树野薮。同样的，在国家之内，如果上流阶级人数过多，则平民必降为贱民，其结果将导致一百个头颅没有一个佩戴盔的；尤其对于那为军队之神经系统的步兵这样，如此的国家将有很大的人口而很小的力量了。
我所谈的这一点，若要找个例子来证明它，那么最好是把英国和法国比较一下：两国之中，虽然英国在疆土和人口方面都不及法国，然而和法国敌对起来，却居然不止是个敌手。这就因为英国的一般民众能成为优良的兵士，而法国的乡农则不能做到。在这一点上英王亨利七世的法度（关于这个法度曾在拙著《亨利七世本纪》中详言之）真是用意深远、值得钦佩的，他把田庄农舍都规划齐了。所谓规划齐了，就是依他的规定，凡是田庄农舍必须要受一定限度的田地的维持，这限度就在要使那田庄农舍里的人能以生活富裕不致沦入贱役；他这种制度又使耕田的人就是田的主人而非仅仅是雇佣之徒。这样就可以达到维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的性质了：一个兵强土肥因而伟大的国家。
还有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据我所知几乎是英国特有的，除了波兰以外，别处恐怕是遇不到的）也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服侍贵族和绅士的都是自由人；而这些人在武事上毫不劣于中产的平民。因此，贵族和上流人士的生活中那种种的荣华豪气、宾客之盛、礼仪之隆，一旦成为风习之后，的确都是很能引人到武功的伟大上去的；反之，贵族与上流人士的生活若是吝啬隐秘，则将使国内的武力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