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尔良公爵的支持下，1717年8月，约翰·劳取得了北美路易斯安那的贸易特许权和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当时这两个地方都是法国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位于密西西比河流域，1803年拿破仑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独立后的美国），并建立了负责北美贸易的密西西比公司。紧接着，约翰·劳加快了在全球扩张的步伐，1718年11月，他改组了负责非洲贸易的塞内加尔公司，1719年他兼并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约翰·劳把这些公司全部合并到一起，并命名为印度公司。这样一来，法国同海外殖民地的全部贸易都被约翰·劳收入囊中。
1718年12月4日，劳氏银行被法国政府收编，更名为皇家银行，约翰·劳仍然担任该银行的主管。1719年1月，皇家银行开始发行以里弗尔为单位的纸币。约翰·劳在贸易和金融两条战线上同时出击，节节胜利，声望日隆。
1719年5月，印度公司首次增发5万股股票，每股申购价格500里佛尔（注：由于购买股票款可以用国债券支付，而此时的国债券实际价值只有其面值的20％，因此股票的实际发行价格为100里佛尔）。
1719年6月25日，约翰·劳向法国政府支付5000万里弗尔，取得了皇家造币厂的承包权。为了弥补这部分费用，印度公司再次发行了5万股股票，每股1000利弗尔，由于股票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股价很快上升到1800利弗尔（注：指以国债券衡量的股票价格，按照20％的折算率，其实际价格应为360里佛尔。下同）。
1719年8月，约翰·劳取得法国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约翰·劳认为法国的税收体制弊病很严重，征税成本太高，漏洞太多，直接影响到了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翰·劳向政府建议，由他来承包法国的农田间接税，实行大包干，每年向政府支付5300万里弗尔。如果征收的税赋收人多于这个数字，则归印度公司所有。由于这个数字大大高于法国政府原来的每年征收额，奥尔良公爵当然乐意接受。在约翰·劳的主持之下，印度公司简化征税机构，降低征税成本，尽力扩大税基，取消了对皇室贵族的免税待遇。一时之间，印度公司在法国声名大噪，其股票价格连连上涨。随后，约翰·劳的印度公司又接管了法国的直接税征收事务，其股票价格突破了3000里弗尔。
1719年9月，为了利用法国人购买印度公司股票的热情，约翰·劳决定以发行股票的形式帮助奥尔良公爵偿还15亿里弗尔的国债。为此印度公司连续三次大规模增发股票：在1719年9月12日、9月28日和10月2日，印度公司共增发了30万股的股票，每股发行价均为5000里弗尔。股票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股票价格直线上升。随着股票价格一涨再涨，到1719年底的时候，达到了每股18000里弗尔。
1720年初，约翰·劳攀上了他一生的顶峰。他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另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由于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持续猛涨，吸引了大量欧洲其他国家的资金流人法国。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股市行情，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空前盛行的投机活动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对货币的需求。于是，只要印度公司发行股票，皇家银行就跟着发行货币。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1719年7月25日皇家银行发行了2.4亿里弗尔纸币，用以支持印度公司此前发行的1.75亿里弗尔的股票。1719年9月和10月，皇家银行又发行了2.4亿里弗尔货币。
在大量增发货币之后，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滞后期，通货膨胀终于光临法国。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到1720年1月迅速上升为23％。如果说在1720年之前只是一些经济人士对约翰·劳的政策表示怀疑，通货膨胀则直接给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随着民众信心的动摇，在1720年1月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暴跌。
为了维持印度公司股票价位，约翰·劳动用了手中所掌握的财政大权。他把股票价格强行固定在9000里弗尔，并且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两个多月。约翰·劳的政策使得股票货币化，进而迅速推动了通货膨胀。1720年3月25日货币发行扩张3亿里弗尔，1720年4月5日扩张3.9亿里弗尔，1720年5月1日扩张4.38亿里弗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倍。据估算当时流通中的纸币有26亿里弗尔之多，而全国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
到了1720年5月，约翰·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发布了股票贬值令，计划分7个阶段将股票的价格从9000里弗尔降到5000里弗尔，同时也降低纸币的面值。约翰·劳和他的印度公司制造经济奇迹的神话突然破灭了。约翰·劳的命令马上就导致民众的恐慌，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股价一路下滑，1720年9月跌到2000里弗尔，12月跌到1000里弗尔，1721年9月跌到500里弗尔，重新回到了1719年5月的水平。
约翰·劳使出了全身解数希望能够恢复民众的信心，但是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民众的怒骂中。在股票崩盘中倾家荡产的法国人认定约翰·劳是欧洲的头号骗子。约翰·劳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四面楚歌声中，他只好出走比利时。法国的货币流通手段又恢复到以硬币为基础的旧笋制。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连累“银行”这个名字在法国被诅咒了一个世纪。
南海投资泡沫
1720年2月2日，这一天，当英国下议院通过支持南海公司对南美洲贸易垄断权的议案时，南海公司的股价立即从129英镑跳升到160英镑；而上议院也通过时，股价涨到了390英镑。全英迅疾掀起投机狂潮，就连英国国王与大科学家牛顿也不能免俗。如同一场梦魇，南海事件吹起了证券市场的第一个大泡泡。此后，“熊市”一词被广泛使用。
如今，一提到“牛市”（bullmarket）和“熊市”（bearmarket），没有人会把它们与买卖牛或熊的市场联系起来。因为“牛市”和“熊市”是用来表示股市行情的涨落。那么，为什么是熊和牛（Bearsandbulls）而不是猪和马与股市行情相连？
早在16世纪，英格兰曾流行这样一句谚语：“Tosellthebear＇sskinbeforeonehascaughtthebear”，直译为“还没捕到熊就开始叫卖熊皮”，寓意是“小心上当受骗”。而卖熊皮的“Bearskinjobber”是指那些还没捕到熊就把熊皮卖出去的投机商人。这些投机商人承诺，在未来某一天以约定的价格交货，根据他的预测，到约定交货的日期，商品的价格一定会下降。届时，投机商会以较低的价格从别处买来指定商品，进行交割，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换句话说，投机商在赌约定商品的价格会下跌，bearskin很快就简化成了bear，起先是指投机商进行投机的商品，后来演变为投机商本身。Bearsandbulls的用法最早出现于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而Bear一词被广泛使用，是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
南海泡沫是英国经济和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投机与舞弊问题，导致了英国金融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阶段，可以说，南海事件延缓了英国走向世界金融中心的步伐，但是也对其后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教训。
“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这是牛顿在南海泡沫破灭后得感慨。南海泡沫事件是世界证券市场首例由过度投机引起的经济事件。英文中的“经济泡沫”（EconomicBubbles）和“泡沫经济”（BubbleEconomy）就源于这一事件。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长期的经济繁荣使得私人资本不断集聚，社会储蓄不断膨胀，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有待寻找出路，而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在这种情形下，一家名为“南海”的股份有限公司于1711年宣告成立。
南海公司是一家与政府、王室和贵族有密切联系的特权公司。1711年，罗伯特·哈利首相接受投机家约翰·布朗特和威廉·巴特森的建议，向国会提出并得到特许而创建。它的对外宣传的目的，是开发以南美洲为中心，包括南太平洋广大地区的所属殖民地。公司宣称在这一地区有诸多开发项目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包括发现未知的岛屿、开采庞大的金银矿、捕捞水产资源、以及殖民地贸易和贩奴等。但事实上，公司的建立与政府的国债危机有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政府发行了9471324镑的公债，对财政形成沉重的压力。公司企图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以换取公债，使公债持有人变成公司股东，借以整理国债。1720年，约翰·布朗特向财政部提出所谓“南海计划”，内容是由南海公司接受王国的全部负债，估计为30981712镑，代价是到1727年政府付息5%，以后付息4%。同时由公司付给政府350万镑（后提高到750万镑）。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各种债务单一化减轻国债负担。这一计划经议会讨论并通过，4月7日又为国王批准。
南海公司接受整理公债的消息一经传开，股票价格有如脱鞍之马，狂升不已。5月23日，原为每股126镑（1719年）的股票，一下子涨到500镑，6月2日又涨到890镑，到6月底竟狂涨到2000镑。对股票价格狂涨现象，国王沾沾自喜，认为此举可以使国债在巩固的基础上整理，而国家信用则得以维护。由此，公司的一些董事被捧为有功之臣，并封为男爵。
在股票价格狂涨的形势下，出现全民炒股的狂潮。贵族、市民、商人、乡绅、法官、教士以及任何阶级的妇女们，都争购股票，甚至物理学家牛顿都卷入了漩涡。投资者趋之若鹜，其中包括半数以上的参众议员，就连国王也禁不住诱惑，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票。
当时英国的股票交易，只在唯一的一家股票交易所和两家咖啡馆中进行。在这条不大的胡同里，每日万头攒动，甚嚣尘上，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在这里传播，各种阴谋在这里施行，发财的、赔本的、笑的、哭的，好像天下百姓都拥到这里了。当时，社会上兴起一股“南海热”，涌现出“南海服饰”、“南海马车”、“南海钻石”，甚至“南海仆役”，各种时髦货无不以“南海”为名，否则滞销无疑。民众的这种狂热，达到近乎癫狂的地步。
南海公司股票价格的狂涨，导致各种股票价格的上涨和创办公司的热潮，各种莫名其妙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公司大多数是子虚乌有的“泡沫”公司，其公开业务往往荒诞不经，例如，以铅炼金、发明永动机、捞取珊瑚、输入体躯庞大的西班牙驴马、建立私生子养育院、以及镇压海盗、承揽葬仪等，无所不有。一小撮投机家通过创办抱沫公司，靠股票价格上涨获取暴利。但不可思议的是，从只有几便士的穷汉，到百万富翁，无不上当受骗。人们见股票就买，而不问其余。有一家公司甚至说以后再公布自己的经营对象，也能诱骗一些轻信的人。这样，股市就在这些盲目的股民的支持下，日日看涨。另外，一小撮投机家散布谣言，哄抬股市，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众多“泡沫公司”在股票价格狂涨过程中获取暴利，引起南海公司的不安，担心公众的钱会被截走。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国王才能创造“法人”企业，创办公司应经国王特许。但当时这些“泡沫公司”大多没有特许状，南海公司以此为借口检举这些公司，要求它们说出“根据什么权利这样做”，并通过贿赂议员等手段，鼓动政府于7月间颁布了“禁止泡沫公司条令”（乔治一世六年法令第18章），8月间，命令这些公司解散。消息传出，股票市场大乱，股民们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于是股市狂落。公众的怀疑也扩展到南海公司，它的股票价格也一落千丈，到9月2日已降至700镑，13日跌至500镑，29日175镑。为了维持股价，公司的董事会宣布提高股息，先是3000，后增到5000。但公司已不足信任，股票价格仍继续下降，到12月12日又降到128镑。许多过去高价买入股票的人，现在赔得倾家荡产，随后便出现“倒风”和“自杀”风，整个英格兰的经济也濒于崩溃。
愤怒的公众强烈要求惩治这些交易所豺狼。于是，政府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南海公司的总裁、董事及重要职员都被传到下院法庭。结果揭露了公司的不少丑恶行为，查出不少政府官员参与投机的事实，这些人都受到严厉的惩处。例如，财政部长伊斯拉比（Eisrabi）被议会除名，财产没收，并囚于伦敦塔；公司发起人之一约翰·布朗特被没收财产；公司的董事们则被处以总计达200万镑的罚款；不少人还坐了班房。这就是震惊西欧的南海泡沫事件。
1720年底，政府对南海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发现其实际资本已所剩无几，那些高价买进南海股票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许多财主、富商损失惨重，有的竟一贫如洗。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民众对于新兴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也心存疑虑。历经长达一个世纪，英国的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才走出“南海泡沫”的阴影。
1929年美国股灾
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既是全民投资发热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的时代；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由于这一时代烙刻在各种历史记载中，使我们得以详尽了解20年代疯狂繁荣之后的长期萧条，看到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以及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变。
美国人的投机活动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殖民地时代就进行土地投机。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除了土地外，又进行政府债券的投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银行、收税公路、运河和制造业公司的股票都开始流通，并成为了人们的投机对象。1792年，建立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内战结束后至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兴建铁路的热潮以及各种制造业的兴旺，带来了股票市场的兴旺，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投机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