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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货币也疯狂(3)

中国古代一向以青铜为钱币的标准材质,而铁的价值远远低于青铜,铜钱与铁钱的比价大致在1∶10。唐宋的标准铜钱应该重1钱,1贯是1000枚,重6斤半左右。同价值的铁钱就要10贯,重60多斤。依当时的物价,一匹罗值2万铁钱,也就是20贯,用铁钱就重达130斤。这种价值的钱币用于市面交易,非常不便。而对于下乡收购、长途贩运的商人来说,光是背钱就背不起。钱币的体积、重量大大高于商品,商人必须考虑钱币运输工具、为搬运钱币雇用的人工、乡间山野途中为安全必须付出的护卫成本。这对正常商业交易简直就是灾难。于是,人们想出了用替代品的办法。

先是有个别成都的商户,他们接受一些老客户的存款,也就是把一批钱币存放在商户的店铺中,由店铺出具一张单据,客商可以凭单据随时支取钱币。这样客商在一定范围内就不必再为铁钱的沉重烦恼了。当然,这些店铺也都是在成都享有声誉的商家,有的甚至已经在成都周围州县开设了自己的商铺。所以那些客户如果在成都地区做生意,就用店铺出据的单据支付,人们也愿意接受。逐渐地,店铺单据竟然在成都市面流通使用了。

当时成都的富商领袖叫王昌懿,官府但凡要出人派物的时候,都会叫他来召集富户办理。大约公元1008年前后,王昌懿乘为官家办事之机,召集了16家富户,商议共同发行一种固定样式的票券:16家都用一样的纸,一样的图案,不同的只是各家可以写明自己的铺号,可以用自家铺号的暗记。只要客户把铁钱交到柜上,就用这种票子写明钱数发给客户。这种票子在16户商家业务所及的地区内可以通兑,但每贯铁钱要收30文手续费。16家商户也可以凭交来的票子上各自的印记来相互结算,有如近代上海钱庄的汇划。因为要交钱给票子,交票子给钱,票子就起名叫“交子”。交子一发行,就极受商家欢迎。古代有“行商坐贾”之说,有坐贾坐镇,那些行商有此便利的工具,就再不用为笨重的铁钱操心,交子发行也就越来越多,动辄成千上万贯。

随着交子发行越来越多,那些坐贾也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客户交来多少铁钱,就写出多少交子,用今天的话说,自己不用储备准备金,实际就有了十足准备金。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行商都要在同一天来兑现,所以尽管日常铁钱有进有出,店铺里却永远堆积着相当数量的铁钱。也就是说,坐贾们手里凭空多出一批钱币。若不利用,岂不可惜?于是每到夏秋收购蚕丝粮食的季节,资金紧张之时,他们也会自行印发一些交子。虽然这些自行印发的交子是没有准备金的,但有店里的储备作后盾,竟也安然无事,有如自家开了一个造币厂。

“造币厂”越开胆子越大,后来这些铺户们竟然动用钱币储备买房置地,以至掏空了储备,不能兑现。有时候闹到客户们聚众上门,商铺又闭门不敢出来,客户们于是呼啸到官府。即使官府出面强制,客户也往往最多得到七八成赔偿了事。弄得官府也十分头大,干脆把王昌懿等几个为头的叫来,下令不许再印交子,所有印版销毁,甚至外县的“连锁”铺户也关掉,今后不许再有交子的事情。

当然,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是容易的,但是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政府命令一下,交子遁形,但市面可也就立竿见影地萧条了。政府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交子弊病太多,难于管理,应该禁止。另一种意见认为,单纯禁止不是办法,蜀民习惯用交子已经多年,取消交子会妨碍民间贸易。既然民间管理有弊病,不如收归官办,由政府管理。皇帝最后裁决,既然于民有利,那就官办吧。公元1023年,“益州交子务”正式成立。益州就是成都。第二年,1024年,世界上第一张由官方正式发行的纸币新鲜出炉了。

世上最早的纸币

史学界和教科书历来一直说,产生于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实,“交子”是“支票”而不是“钞票”,产生于南宋时期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会子”,才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如前一篇文章所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金、银。但是,由于四川地理交通闭塞,“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为了解决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困难,宋真宗时,四川成都的16家富商在国家许可下主持印造了“交子”。但是,“交子”不能直接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将“交子”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后再进行交易。所以说,“交子”是有价证券,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属货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的海外贸易很发达,主要的外贸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政府在这些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南宋政府海外贸易的收入,在财政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宋高宗末年,对外贸易所得,达到财政总收入的15%多;因此,导致了金属钱币大量流失海外。在此情况下,民间出现了可以用于交易的纸币——“会子”。

1160年,南宋政府的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钱端礼后来升任户部官员,“会子”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元朝时期,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他在记述东方见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大都(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称誉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马可·波罗回国时,将纸币传播到伊朗,而后又传到日本、高丽(朝鲜)。直到五百多年后的1690年,欧洲的瑞典才出现纸币。此后,纸币逐步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纸币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纸币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

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图中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延伸阅读:最早的西方纸币

人们在教科书上常常看到西方纸币起源于英国的“金匠券”。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王查理一世强行没收商人们的黄金。商人们只好把自己的黄金偷偷存放在金匠们的地窖里,金匠们则给商人们开出手写的收据。为防止被国王发现,这种收据没有署名,当然也就给转让流通创造了条件。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模仿金匠券正式发行了纸币。实际上,比英国更早一些,瑞典在1661年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并且发行了第一张正式纸币。这时距离中国真正的纸币出现已经将近700年了。

人吃人,钞买钞

宋朝的纸币有好几种,四川地区用铁钱,兑换铁钱的就叫“交子”。后来用交子支付商人用实物供应前线,就改名叫“钱引”。南宋以后,因为钱币不足,印发纸币代替铜钱,叫做“会子”。这类做法也被北方的敌人学了去,金朝也发行了纸币。

金朝是女真人的政权。女真在立国之前不过是山林草原上的渔猎民族,立国和南下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汉族很大的影响,但是社会生产方面还比较落后。金人本来不用钱,打入中原后主要使用当地的旧钱。但为了防止铜钱南流,所以仿效中原,在原汴京设置机关造纸币,名称就叫“交钞”。面值是1贯到3贯,交钞上明确写着,可以交钱给钞,在南京路(“路”是宋金时期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划,相当后来的省)当做现钱流通。如有需要,只需缴纳工本钱就可以兑现铜钱。既然是与现钱一样流通,又何必换成纸币呢?原来纸币只在南京路使用。金的南京路包含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起洪泽湖、西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南宋的商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走私的,与金人交易绝大多数都要经过这里。到了这里就必须把所带铜钱换成纸币使用。同时,用纸币在这里购买回程的商品。

也就是说,金朝在宋金之间筑起了一道纸币隔离带,这是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它既吸收了大量宋朝钱币,加剧了宋朝的钱币外流,同时又增加了己方的经济实力。

金朝纸币创造之初的制度是可行的,运作也是平稳的。纸币隔离带政策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腹地各路也看出了发行纸币的好处,于是开始和南京路合作,允许纸币在本路流通和兑现,以至出现了合同钞、三合同钞、五合同钞。当参与省份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金朝交钞变成了全国通行的纸币,这连它的老师宋朝也没有做到。

就在此时,就像女真当年崛起于辽的北方一样,金朝的北方崛起了蒙古。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军南下,金朝仓促迎战,双方先在野狐岭(今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县)相遇,金朝40万大军不敢接战,退至会河堡(今张家口西南的怀安县)防守。金朝为鼓励士气,用大量交钞作为激赏,装运纸币的大车竟多达84辆。然而金军毫无斗志,两军大战三天,金军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前锋直达中都城下。此役成为蒙金实力对比的转折点,而散发出去的纸币军饷流散社会,却对市场造成了极大混乱。

从此以后,金朝每下愈况,在蒙古大军压力下步步退缩,而纸币却越发越多。最初纸币面值还是1贯至3贯,此时不得不发行20贯至100贯的面额,后来竟至发行了1000贯面值的纸币。纸币面值越来越大,纸币价值却越来越小,市面上1贯纸币只值铜钱1钱。金朝1贯是800钱,实际贬值800倍。为维持军费,政府不断增加税收,民间却只用纸币纳税,自己收藏铜钱。为挽救钱币危机,山西的长官河东宣抚使胥鼎竟出了一个昏招:下令禁止使用铜钱,而且以军需的名义征收钱币。政府采纳这一建议后的结果是建言者始料不及的:富人们作为资财所藏的大量钱币突然化为乌有,而手中的纸币却一钱不值。政令一下,一夜之间富人窘败,当时称做“坐化”。

蒙古军的压迫从劫掠已经变为占领,金军不断退却,膏腴之地和税收重地不断丧失。金朝只好用纸币支持军费,纸币已经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交钞不行了发行“贞宝券”,宝券不行了发行“贞通宝”,再不行又发行“元光珍货”、“兴定宝泉”,每发行一种新纸币不过是重复一遍旧过程。最后一次发行宝会,仅几个月就亡国了。

金朝亡于蒙古,100年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又重复了女真人的故事。元朝是一个不用铜钱专用纸币的时代。当时有些人把元的败亡归咎于纸币的恶性膨胀。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唱道:“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开河是指政府治理黄河,变钞是指政府的货币政策,红巾则是指当时的农民起义。民歌解释历史虽然不很科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面貌。

宋朝假钞案

有一个调查,“如果收到假币你怎么办”,将近一半的人选了“看看能不能用出去”。流言止于智者,假币止于“善茬儿”。其实,“往上追”远比“往下转”更重要、更正确。

最早的纸币产生在中国!最早的伪钞也是出现在中国!有史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便有人用假币进行商品交换和买卖。

胡子远是南宋人,做过知县,写得一手好文章,跟著名诗人范成大和著名词人周必大都是哥们儿。家底也厚实,几千亩地,几百间房,房屋出租,土地也出租,房租和田租哗哗地往家里流,端的是日进斗金。他有个老父亲,在家管账,房客和佃户们交租,钱都从他手里过。老人家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收钱的时候看不清真假,有一回胡子远去盘账,发现租金中居然有5000贯都是假钞!

南宋初年的物价,浙米一石,会子一贯。会子是宋朝纸币的一种,如果胡家收租是按会子结算的话,那么由于胡老先生的麻痹大意,胡家实际上等于损失了5000石米。宋朝一石是58.5升,装米大约50公斤,按现在的粮价,50公斤米怎么着也得100元吧。5000石米就是50万元,胡家亏大了。

想想亏了50万,胡子远很心疼,也很生气,给老家的官员写信,准备把那些用假钞交租的房客和佃户狠狠地收拾一顿。胡老先生宅心仁厚,给挡住了,说这些人都是穷苦人,你一追究,他们以后的日子更没法过,反正咱家有的是钱,犯不上为这50万大动干戈,以前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多加注意就是了。

有人听说了这件事,找胡老先生面谈,要半价收购那5000贯假钞。那人很奸诈地对胡老先生说:“这假钱放您这儿,无非是一堆纸,可是到了我手里,很快就能花出去。”胡老先生一口回绝:“我已经被假钞坑了,怎么能让它们流到市场上再坑别人呢?”然后他就像林则徐虎门销烟那样,断然烧掉了那些假钞。

宋朝纸币的防伪标识分三种:纸、图案、花押。当时印钞,那纸是专用的,名叫“抄纸”(很可能是“钞纸”的讹误),用楮树的皮做主料加工而成(所以宋朝文人多把纸币称作“楮币”,个别文人犯酸,又称纸币为“楮先生”)。北宋末年,四川成都有抄纸院,专门负责造纸,造出来的纸专门用来印钞。这种纸是严禁外流的,那些造纸的工人也由国家包养和监控起来,防止他们跳槽到地下工厂为印假钞者提供纸张。再就是图案,宋朝纸币单面套色印刷,长方形,四周有花纹,中间是一段红头文件或一幅历史故事图案,面值一般印在中上部位,或五百文,或一贯,或十贯、百贯不等。最后是花押,也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变态,很像汉字但又不是汉字的签名,个别花押跟现代明星的签名极为相似。不同的宋朝纸币,花押的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印在纸币的四角,有的印在纸币的中心。特殊的纸张,复杂的图案,再加上个性的花押,使得宋朝纸币很难被印假钞者迅速模仿。

除了在防伪标识上下功夫,宋朝政府还有一些避免纸币作伪的举措。例如把印钞工人也包养和监控起来,立下严刑峻法惩罚那些印制假钞和使用假钞的人,并对举报人予以重赏。还有就是实行定期更换:一套纸币只发行一段时间,时间一到,再印一套新币,把群众手中的旧币兑换过来。

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假币泛滥。文章开头,胡子远父亲收租收到大量假钞,在宋朝假币史上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下面说几个关于假钞的大案子。

《宋史》第374卷记载,南宋初年的四川有个五十人犯罪团伙,专门印制假钞,后来被发现并逮捕,查出假币30万张,每张面额最高千贯,最低十贯,而经他们之手印制的大量假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