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金融史其实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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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货币也疯狂(2)

我国以银为货币,萌芽于汉、唐,到宋代才普遍化。由于银两的购买力极大,遂成了一般人家的“宝贝”,很多人都习惯将白银窖藏起来,难怪涌现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俗语。当时人们窖藏白银的种种方式,在宋人的笔记小说里,屡见不鲜。例如福州余丞相,就将白银每百锭为一窖,深埋地下;贝州李忠,则将所有的白银,暗藏在自宅的东窗壁内;京师杜生将百余两银子藏在家里的门槛下;某妓女没事时就在床底下挖洞,将恩客赏赐的银子埋藏洞内。还有人把银子藏在墙垣内,或埋于屋后山脚下,或厅前的花砌内,种种千奇百怪的收藏方式,不一而足。

古代人们对地方上的大富豪,大都尊称“员外”。在称量货币时代里,一个男人要是拥有一千两以上银子,就会想戴方帽(员外帽),好让人尊一声“员外”,说话也有了分量。员外外出收租或贩货,回来时随从大多肩挑着一担银两。由于家里蓄养的仆婢众多,在银两的保管方面,也就格外谨慎,除外来的盗贼,还要防范奴仆,甚至妻妾、子弟。

员外藏银的方法,通常是在家中隐秘处挖一深穴后掩埋,也有人在家里挖个大地窖,然后将所有的银两镕在窖内,即使偷儿发现,也只有干瞪眼的份——拿不动、搬不走!自己要用时,再另外凿下小块。

细心一点的则在屋内或后院挖一个三公尺上下的深坑,先将贵重的几箱银两放在底部,然后以挖起的土石掩埋至一半深度时,另备几箱中等财物,如铜钱之类,放妥后将坑填平;若在后院,则另覆草皮,或种花木。这种藏法妙处在一旦被人挖掘,见到上面的铜钱,即已心满意足,绝没料到下面还有更好的东西。

宋代盛行窖藏白银,埋藏者又不轻易透露消息,几年或几十年后,宅第易人,新主人在翻修或重建时,往往可以发掘到前人的窖藏,真是便宜了后人。

据说苏东坡年轻时,在金山寺借住读书,三餐不继,穷极无聊下在床底乱挖,果然挖到一大瓮白银,但他不贪,封好后再埋回去,后来中了进士,才叫家人掘出来供作修寺费用。

中古宅第挖到宝藏的事时有所闻,于是这类特种房屋售价猛涨。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说:“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地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他说左丞张文孝在洛阳看中了一栋宅第,价格谈妥后,对方另要求甚高的“掘钱”,因左丞势在必得,只好照付,后来翻修,果然挖到一石匣,内有黄金数百,恰值张文孝所付出的房地价及掘钱的总数,让他白赚了一座宅第。

一两银子值多少钱?

金庸大师写郭靖初遇黄蓉,被她宰了一顿,结果“一会结账,共是一十九两七钱四分”——读到这儿,你会替郭靖心疼钱吗?

一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很多人都讨论过,但闹笑话的人还是不少。

在一些电视剧的误导下,给人留下了似乎古时候老百姓随时都带着银子上街的印象。随便吃个饭要几十两银子,给小二打赏也要好几两,往赌坊一坐就是上千两的输赢——好象一两白银跟我们现在一块钱似的。

史书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国库年收入才达到200万两,且还是经过张居正改革后国库收入丰富才有的数字。其实古代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银子,他们使用的都是“钱”,即铜板,我们常说的“没有钱”,就是指没有铜钱。

白银和黄金是朝廷明令禁止在民间流通的货币,所以民间大多用钱或钞。“钞”就是布做的货币。大量使用铜钱不方便,于是“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进行大宗货品交易的商人是用钞的,而不是整箱子整箱子的用白银和黄金。

看看明代公务员的待遇吧,例如中央六部的左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各部部长,月薪二十四两银子;当县长的待遇,不过是五两二钱五分;各县市政府的教育主管,一个月只拿四两银子。从表面上看来,这项待遇和职位很不相称,可是,在了解了当时银子的购买力后,明代公务员的待遇,却是令人称羡的。

《金瓶梅》在用银的描述上非常写实可信。书里提到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这三个酒肉朋友,在酒楼里大斟小酌,吃得酩酊大醉,买单时仅付五钱银子;武大郎、潘金莲夫妇住在县政府旁的两层楼房,外加两个院落,像这样附送停车位的“透天厝”,不过十几两银子。

而十五岁时的潘金莲,长得娇模娇样,不仅知书识字,还会吹箫弹筝,更精于刺绣编制、服装设计,像她这样的色艺双绝,被“卖断”的价钱,才三十两银;至于条件较差的小丫头,每人不过五、六两银子。

明代一两银子可以买到四石白米。有位生药店经理,在商界领袖西门庆的关系企业服务,月薪是二两银子。可见明代公务员以四两银子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应是绰绰有余,剩下的再置产或休闲娱乐。如此一来,明代各部长级人物扣除生活费,一个月便可购买一幢武大夫妇那样的房子,外加一个小丫头;如果不买小丫头,第二个月就买得起像潘金莲那样的俏佳人了。至于各县市政府的教育主管,一年买一幢两层楼房是不成问题的。

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可是关于纸币起源于什么时代,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公认的纸币起源于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可是也有一些书籍和文章说汉代的“皮币”和唐朝的“飞钱”已经有了纸币的性质。“皮币”和“飞钱”究竟是怎么回事?

汉武帝的“白鹿皮币”

“皮币”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东西。司马迁《史记》里说,武帝的财政部门提议“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有文章因此说,一尺见方的一块鹿皮就值40万钱,显然是一种虚值货币,所以它具有纸币的性质。

“皮币”因为名称中有个币字就是货币吗?币字在汉代的写法是“弊”,汉代的字典《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弊,帛也。从巾,敝声。”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币是纺织品,所以部首是‘巾’,‘敝’表达读音。”这种纺织品通常都是成卷的,称为束帛。在西周东周时代的社会里,这可是贵族之间交往时用的贵重的礼品。所以“币”往往就成了礼品的代名词。

实际上,当时的礼品并不仅限于帛,比帛更重要的是玉器。中国自古崇尚玉。玉器有很多品种,小的如佩玉,是贵族们佩带在身上的。大型玉器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玉钺就代表统治者的权威,而玉圭,玉璧,玉璋等玉器常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先秦时代的一些书籍就记录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交往时用玉的礼仪,比如说到诸侯见天子要执玉圭,诸侯互相交往要送玉璧,等等。玉是主礼,币帛就是附加礼品。讲述周代制度的《周礼》中说玉圭要用马来相配,玉璋要用兽皮相配,玉璧要用帛相配,玉琮要用锦相配……所以这些附加的礼品也通称作“皮币”。可是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各地诸侯都各自称王,互相征战,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乱,这种制度早已废弃。

周朝的制度不但早已废弃,就是汉朝的创立者刘邦本人,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地方基层小亭长,手下的大将又多是些屠户,无赖之流出身,根本不懂贵族礼仪。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些开国功臣们虽然都封公封侯了,却常常在朝堂上大呼小叫,没上没下,搞得皇帝很没面子。直到刘邦请了一个据说懂“礼”的人,帮刘邦制定了一些规矩:上朝不许乱说话;两边站好侍卫,旗帜鲜明;文武分两边站,一边文官一边武官,一齐跪下磕头。于是刘邦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时代毕竟刚刚走出战争,国力薄弱,礼法还不能完备。到武帝即位,距离刘邦立国已经六七十年,国家稳定,很多文臣都想进一步完善礼制。但是武帝为了抵御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治理的精力似乎还不能集中于礼法。于是财政部门的官员就想出了一个让“复礼”和“生财”发生关系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造“白鹿皮币”。官员们说,用玉和皮币作礼品,是古代诸侯交往的礼节,现在也应该恢复这个古礼。恢复的办法是,宗室和分封出去的亲王如果要朝觐皇帝,或者遇到喜庆要来朝贺,必须用玉璧作礼品。当然玉璧不能裸送,要有包装,必须用“皮币”作衬垫。而这个“皮币”必须用白鹿皮制作。这块白鹿皮一尺见方,边缘装饰上花边,很是尊贵。但是哪里有白鹿呢?皇帝的禁苑有。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化基因的突变表现,当然发生几率很小,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各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必定要上献皇帝,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作为牺牲。所以白鹿是皇宫禁苑的专养动物。诸侯如果要遵守新制度,朝见皇帝,就必须向皇帝的禁苑购买白鹿皮制作的“皮币”。买这样一块“皮币”的价钱是40万枚四铢半两铜钱。这哪里是作礼品,根本就是强卖敛财。难怪当时有一个官员斗胆向武帝提意见:“一块玉璧才值几千钱,一块皮垫就要40万钱,本末不相称。”后来武帝改革币制,把四铢半两改为五铢钱,加上白鹿资源本来就极其有限,敛了一批钱之后,“皮币”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显然,“白鹿皮币”不过是一种敛财手段,一种皇家的特殊商品,与纸币完全无关。

唐朝的“飞钱”

元朝人写《宋史》,明朝人写《元史》,都说纸币来源于唐的“飞钱”。因为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道”是唐朝的地方区划,“军”,“使”指地方的军政单位和官员,“进奏院”指地方机构的在京办事处。这里是说,当时商人们到长安来做生意,挣了钱以后要再到各地去进货,就把钱交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办事机构或在京师的家庭,空手去旅行。到了地方以后,凭交钱时给予的票券核对无误,再取出钱币,叫做“飞钱”。因为凭一张纸的票券就可以领钱,所以后人把它看做纸币。这样看对不对呢?

唐朝的钱币是“开元通宝”,铸造情美,轻重合适,一直被后代看做钱币的标准。但是唐朝也一直处在钱币紧缺的状态中。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唐朝从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就开始采取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政策,促使国内的商业产生了一个大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水平。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必然对货币需求量有极大的提高。但是在钱币生产方面,唐朝却没有做好准备,甚至还有很多限制钱币生产的干扰因素。一是当时全国铜的矿业和冶铸业发展还跟不上社会的需求。二是国际贸易消耗了大量铜钱。很多远洋海船出海时用铜钱作压舱物,到目的地后再以此作为交易品。特别是日本,就是从唐朝学习到了钱币的知识,运入中国钱作为自己的交易工具。三是武则天当政时,为了证明自己主政的合法性,编造自己是弥勒转世的神话,对民间佛教信仰推波助澜,造成全国范围内大肆佞佛,连远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地区都大造弥勒像。结果大量的铜材被消耗于铜佛像、铜钟、铜法器,更加剧了社会上的钱币不足。

为了应付钱币紧缺,唐朝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

禁铜——民间不许铸造铜器。结果铜盆,铜锅、铜镜等人们日常生活用具都非常缺乏。当然缺乏就涨价,反而促使人们私下用钱币“化铜作器”。政府甚至严令“盗铸者死”,却无法禁经济规律。

禁存钱币——命令有钱人家都把钱拿出来购物,不许储藏。富家藏钱超过五千贯就是死罪,就是王公贵族藏钱也要重贬。鼓励告发,发现藏钱超过规定,没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为告发赏钱。不过对于投靠权势的人家,这个政策很难认真贯彻。

杂用布帛——为了弥补流通中的钱币不足,政府只好规定,布帛也可以当做钱币使用。还不仅仅是“可以”,交易数额稍大,就必须“钱帛兼用”,甚至官员的工资俸禄也要发布帛实物。

在这种现实下,异地交易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还是不平衡的。首都长安特别发达,各国商人都集中来长安交易。首都的特殊性是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和家属,卫成部队军人以及大批皇室贵族。这些人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丝绸之路的交易市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丝绸,瓷器、药材,手工艺品都要依靠商人贩运来京师。交易结束后,商人们仍要返回各地采办。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京师钱币大量外流,造成长安的钱币紧缺恶性加剧。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政令废弛,各地都防止钱币出境。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飞钱”的办法。

这个办法的核心是,首先是现金异地交付。先向京师机构交付现钱,也就是开元通宝铜钱,商人回到家乡后再领取现金。是“钱-钱”交付的过程,并不像买卖那样是“钱-物”交易的过程。其次是必须“合券”。京师机构开据的“券”显然是有存根的,他们要把存根通过自己的途径(官方机构可以利用政府办的邮驿)送回家乡。商人们拿“券”到本地相应机构去“合券”,也就是核对证明,才能支取现金。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单向的汇兑。这种“券”,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定点兑现。可见是不能把它看做纸币的。

由于这是一种私下的经济行为,不在政府管控之内。政府曾经下令禁止,但是行政命令无效。于是政府干脆办起了官办“飞钱”。可是由于各地钱币的短缺,商人们在官办“飞钱”中常常不能及时兑现,所以信誉很低。后来政府贴钱“飞钱”,开始每一千钱多给一百,无人响应,后来对半倒贴,一千给一千,仍然没有起色,最后当然也是不了了之了。

人们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写道:“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固然反映了皇家低价强买对农民的掠夺,也反映了在唐朝以布帛当钱币的社会现实。

交子的起源

一般认为,北宋的交子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纸币,但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在北宋并不是正式货币,即便是在四川,标准货币仍是铁钱,交子只是铁钱的兑换券。所以人们最多把它用于临时流通,而绝不会把它作为财富贮藏。

公元10世纪的前半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代十国,那是唐末以后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时期。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控制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宋朝,随后开始了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

这场统一战争首先向西进攻,很快占领了蜀地,并利用蜀地的财富支撑起长年的征战。

蜀地自古富庶,是货物集散、巨商辐辏之地,货币流通量极大。宋朝攻下蜀郡以后,把铜钱搜罗一空,又禁止外地铜钱入境,使蜀地的商业乃至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不得已,只好扩大铁钱铸造,以应付市场流通的需求,成了一个独特的铁钱流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