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华开设的银行，只有一家，50年代增为四家，60年代初期又增加四家，这就是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但它们在1866年（同治五年）上海的一次金融恐慌中全都倒闭。
当时唯一的其它国籍的在华银行是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0年设分行于上海），成为法国资本在东方市场上和英国争夺殖民势力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它远敌不过英国。
上述九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以后，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同治三年七月初五）在香港创立，1865年3月3日（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正式营业，同年4月3日（三月初八）在上海开设分行。总行设在香港，表明它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榨取利润的对象和基地。它开业后发展极为迅速，60年代在福州、汉口、宁波、汕头设立机构，70年代又在厦门、芝罘（今山东烟台）、九江设立分行，80年代扩展到天津和澳门、海口、打狗（今台湾省高雄）等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四家著名的英国银行在中国各地设的分支机构计有：丽如银行六个，有利银行八个，麦加利银行五个，汇丰银行十四个，合计三十三个。而此时中国自办银行尚未出现。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其它外国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为数不多﹐也历时短暂﹐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几乎全是英国银行的势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它的特征。故进入90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的德华银行设总行于上海，于1890年初正式营业；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1894年和1899年分别于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在牛庄设行，1896年在上海设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五家银行加上60年代已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枢纽和经济侵略的据点。
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活动，最初是以中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包括买卖远期汇票为主，同时吸收存款，办理放款和发行钞票。约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汇丰银行已通过买办对上海钱庄融通资金，与中国商人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开始干预并介入中国的金融。70年代后，汇丰银行开始单独给清朝政府以巨额贷款，收取高额利息，三次“西征借款”利率即高达10％或8％。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从办理短期信贷业务到经营长期的巨额投资的转变，标志着银行由一般的信用和支付的中介变成万能垄断者。
进入90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为攫取在华权益，在贷款优先权的竞争上矛盾重重，争夺剧烈。结果，俄、法两国银行取得1895年“俄法借款”（即中国四厘借款）四亿法郎的贷款权；英、德两国银行则取得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的贷款权。这两笔借款，金额均为英金一千六百万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占一半，由于折扣大，经手银行既获得发行债券的巨额利润，又为其本国政府攫取到了政治权益。“英德续借款”的附带条件中有一条规定，在借款偿还的四十五年期限内，不论英国对华贸易是否占第一位，中国海关税务司一职将一直由英国人担任。
帝国主义各国在对华贷款上，在剧烈争夺之外，有时也会达成一时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1910年（宣统二年）成立的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即是以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和花旗四家银行为骨干。四国银行团曾贷给清朝政府川汉、粤汉铁路六百万英镑借款。1912年，俄、日两国银行要求参加，组成六国银行团，1913年美国退出，改为五国银行团。
在1894年至1913年的二十年间，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借款方式提供的银数为十亿九千二百四十六万两（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其中汇丰银行承贷的借款共四十二笔，总额两亿八千八百二十二万两，占英国部分的74.49％，占全部借款总额的26.38％，这说明，银行本身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一种投资，但它又是执行本国资本输出的机构，在对中国的政治借款和铁路借款中起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投资市场的扩大和外汇市场控制力量的强化，这是9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业务活动的两个主要特征。90年代后，外国在华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和侵略作用可以概括为：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见外债）；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对外贸易；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在执行本国侵略政策、夺得金融统治地位的同时，这些银行也获得了高额利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在华外国银行暂呈萎缩，战后又卷土重来，到抗日战争前约有五十余家。外国在华银行大多资本雄厚，擅自发行纸币，各有其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为后盾。它们以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为护符，恃租界为合法活动场所，而通过政治借款控制中国政治和财政，进行政治侵略活动；通过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和投资，吸取高额利润，对中国外贸和国际汇兑实行垄断，进行经济侵略，破坏中国农村经济，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近百年来在华外国银行往往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大本营、策源地。但外国银行势力又总是随着本国侵略势力的消长而转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势力崛起，这两国在华银行也不断增加，1932年上海的三十家外国银行中，英美两国各占六家，日本银行占了八家，甚至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时与汇丰银行并列，共执中国汇兑业的牛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汇丰银行曾重新恢复霸主地位，但美国在华银行的垄断地位亦不断增强，当时上海十四家外国银行中，美国银行即占五家。由于本国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退，加上资力单薄等原因，不少外国银行相继衰亡。最先是俄华道胜银行，1926年因巴黎总行投机失败而停业，继之是德、义、日三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中国的中央银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及麦加利行等纷纷停业，在华外国银行被迫退出中国。
在茶馆炒股
中国的证券交易最初是由西方传入的。早在1869年，在中国的国际商埠上海，长利（西洋代理券商）就已经在从事国际股票买卖。这大致是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随着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一批官督商办和完全商人独资的企业开始兴起，为了融资，这些企业开始依样画葫芦，学习洋人的办法，也开始从事股票投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华商股票掮客。这些人不仅十分了解股票，而且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从事股票买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十分有趣的是，当时中国没有专门的股票交易所，为了买卖股票，这些最早的股票经理只好到当时大家都聚会的场所——茶馆来进行股票交易。这种当时在茶馆喝茶的行为称之为茶会。每天早上，这些人来到一些著名的茶馆，举办茶会，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当然主要是交换信息、洽谈交易，不过这种交易都是口头成交，在之后才将交易落实。当然也有直接将证券拿到茶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依据比价，将证券换手。
这种茶会代行证券交易的方式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1914年秋天上海股票交易公会成立，证券交易才开始逐渐走向正式。
其实，对于证券交易的积极意义，中国的政治家早就有所认识。早在1904左右，梁启超就提出组建证券交易所的建议，但清政府没予理会。
1907年，袁子壮等人又重新提出建立交易所的建议，得到的是与梁启超一样的命运。
将证券交易所提上议事日程，是在清政府垮台、民国政府成立之后。1912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召集全国工商巨子讨论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1914年12月，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法》，这使得交易所的成立水到渠成。
1916年，孙中山联合上海商业名人虞洽卿向北京政府提出创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孙中山期望通过此举获得革命活动的经费。在北洋政府的眼里，孙中山提出这项要求有些“不良”企图，所以对此申请千方百计加以拖延。
正在这个时候，号称状元企业家的张謇也发电反对，这恰好也给北洋政府解了围。张謇倒不是反对孙中山，而是在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考虑。从清末进行商业活动以来，张謇在此时已经拥有盐业、纱厂、棉花（资讯，行情）种植业等大企业，建立证券交易所，为企业发展融资一直是张謇的计划。
另外张謇的反对也有着一定正当的商业理由，他以国际惯例为依据，指出证券交易所只能交易证券不能涉及物品交易，而且依据1914年的证券交易法，交易所不能有外资持股，而在虞洽卿的方案中，恰恰就有着外资的身影。
正是在张謇的反对之下，虞洽卿等人的申请便被吊在半空之中，遥遥无期的搁置起来。
在上海交易所的申请被搁置的同时，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却在紧张筹备之中。1916年，华北尤其是京津地区暴发了“京钞”信用危机。为了解决危机，北京政府决定发行公债来平抑，由此成立证券交易所就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就在该年，在王景芳、岳荣等人的发起下，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包括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以及股票。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4年后，以虞洽卿为董事长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才得以建立，交易的既有证券也有棉花（资讯，行情）、布匹等物品。至此中国的证券交易进入了交易所时代。
交易所一旦设立，其收益就让商人们眼睛一亮，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例，在交易所设立半年间，其收益就高达20万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设立一年的时间里面，上海的交易所达上百家。
当时的报纸报道，在这段时间里，几天就有一家交易所成立，十余天就有一个信托公司向读者作投资广告。在这种风潮之下，交易的物品也扩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原来的杂粮、丝棉等重要物品可以投机交易，而且像蜡烛、肥皂之类的也在交易之列。这些交易所的设立再也不是为了商品交流的方便，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提升股价，而且只要交易所一设立，其交易物品连带本所股价都一路飙升，全国从巨富到小市民都陷入风靡追捧交易所的状态。
上海开风气之先，其它城市也纷纷跟进。北平、天津、广州、武汉也掀起了设立交易所的热潮。到1921年初，中国的交易所数目已接近200家，竟然位于全球第一。在这种投机的热潮之中，也不乏后来的著名人物，比如蒋介石当时就是上海市场上的一名投机经纪人，他当时在张静江的支持下，与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合股成立名为“恒泰号”的经济代理，从事投机生意。
疯狂的投机早就超出了中国经济的实际。证券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达程度，一个地区设立一个交易所已经超出实际能力。设立了接近200家的交易所，其后果可想而知是多么可怕。
这种畸形的发展严重违背了经济的实际情况，所以到了1921年年底，泡沫破了！交易所难以为继，由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交易所本股股价一泻千里，原来一股难求的股票现在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交易所纷纷破产。在风潮中，倾家荡产的人不计其数，由此连带的是，商肆纷纷倒闭，经理职员纷纷辞职，其中自杀者也为数多多。
到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降下帷幕，在证券泡沫破灭之后，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6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了。中国由此进入了一段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证券交易才又红火起来。
办银行促实业
中国银行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这种侵略的刺激所形成的近代产业的发展中产生的。
从1845年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中国横行了四五十年，它们操纵了中国经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和国内金融市场；发行钞票，侵犯中国主权，并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权益。为了抵御外国银行的侵略势力，挽回权益，收回利权，“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也要求兴办银行。19世纪中叶出现的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中国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产业资本迅速增加，商品交换和商品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信用的利用就愈广泛，补充资金的要求就愈迫切，要求有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近代金融机构。于是，银行就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而兴起。而奔走在近代实业之间，积极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传奇人物——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他的祖父做过知州，父亲进士出身，可是他自己却只是一名秀才，青年时三次考举人不中，于是绝意科举，以“匡时济世”为己任，走上了务实的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李鸿章幕府，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他又与张之洞合作，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实业的第一人。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办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为招商局督办；开办电报局，任天津电报局总办；接办了张之洞创设的钢铁厂、铁矿和煤矿；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晚清洋务运动，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推行最力的两个大员，然而他们是官场政治人物，新型企业的具体操办盛宣怀是出力最大的。按照清朝的官场惯例，如果不是考中进士的所谓“正途”出身，或者以举人身份先从下级官吏做起，是不能成为高级官员的。盛宣怀连举人都没有考上，却凭借他在实务上的功绩，游刃于官场和商场，由道员而少卿而侍郎（副部级），一直做到邮传部尚书（部长），赏紫禁城骑马。
在创办航运、煤矿、铁矿、铁厂、电报等一系列实业的过程中，盛宣怀深切地体会到，凭一己之力，或者凭一二商人之力，是无法毕近代工业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