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太阳很好，可没见同院的吴老先生出来晒他的手提皮箱。一打听知道他病倒了。说是病其实不大贴切，既不发烧，又没什么痛楚，不过头脑有些儿发胀，胸口有些儿发闷，就懒得起来。他那儿子任夫先生，一个公务员，对我解释道：“只为昨天表兄来了，随随便便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家父问他家乡情形怎么样，他说秩序还不错，地方上跟日本人处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说，你们这儿的人是最出色的中国人。就是这一句话。”
“他老先生听了怎么说?”
“他听了闭上眼睛皱着眉，不说什么。半晌才看定了我，‘我决意做迁川第一代世祖了，’他说，‘最出色的中国人，日本人亲口评定的，咱们不能跟他们一伙儿住。我是老了，无所谓，你还年轻，还有小林儿，我希望你们的骨头有些斤两。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后有人问你贵处哪儿，你就说敝籍四川。千万不要把家乡的名儿说出来。打这会子起，我对家乡的名儿感到羞愧，我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些话，到夜就没有吃晚饭。”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听说成渝铁路又将动工他高兴，听说盟国在计划发展民航事业他高兴，今儿胜利等不到明儿动身似的。”
“你看他见着太阳总不忘晒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动身日子一到，为了晒皮箱耽搁。”
“他老先生真的就横了心，不想回去了吗?”
“我想也不过说说罢了。昨天他说了，我当然顺着他，说做四川人也好。到那一天把日本人赶了出去，我们还不是钻头觅缝想办法，最好挤上头一班下水船?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动也没动一动，死守在本乡本土，当顺民，当小汉奸，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哪儿还说得嘴响?我们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吃尽辛苦，跑了几千里路，跟着政府内迁的，我们是义民——谁说的，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总之没有错，我们是义民。地方上有什么事啊务的，还不该由我们来承当?就是说两句公众话，我们的当然也特别有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回去?”
我虽然跟他们吴氏父子一样，家乡还在沦陷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没有想到将来回去可以享受特殊权益。像任夫先生说的。我想这个想头有些妙，一时说不下去，只见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够高似的，狠狠地挺了一挺。
两天过去，吴老先生好了，可是从此以后，太阳虽然，再没见他晒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种着两盆石斛，以前几乎见我一回说一回，石斛这东西滋阴，清内热，煎汤喝是最妙的饮料，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走，哪怕多花些脚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贵了，这些话现在他也不再说了。
他改变了不出门的习惯，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宫赶花会，四月初八望江楼看放生，有什么应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来就气吁吁地躺在廊下那张竹榻上，见着我或是他儿子，往往说“成都确也不错，成都确也不错……”有时还加上说：“只是菜吃不惯，住了足足六个年头还没有惯，样样要加些花椒面和辣子，还有葱蒜，简直是跟舌头鼻子为难。”
门前有挑着树苗卖的，随便讲价讲成了，他老先生买了两株橘树苗。他叫他儿子种在院子里，他在一旁相度，两株该距离多少远将来才可以各自发展。种停当了，他坐下来，自言自语道：“开花，总得七八年；结果，总得十来年吧。不过没关系，反正有人闻它的花香，吃它的橘子就是了。”
从橘子谈到了四川省的水果。他说除了橘子，广柑，苹果，龙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层厚皮包着几颗核儿，单单忘了长肉。他说他们家里有两株大枇杷树，每年结上五六担，红毛白沙，个儿有核桃大，甜得胜过冰糖，冰糖没有它那股鲜味。他说现在是采枇杷的时令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朝我说：“叶先生，古人说到处为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树木，树木生根在地里，移动不得，人当然可以到哪儿住哪儿，”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这儿四川这么多人，打听他们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来的。他们来了，住下了，一样在这儿成立了家业，长养了子孙。”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时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吴老先生低下头，喃喃地念着不知道哪儿来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轻节义……”
1944年5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