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上，大家听了他的话，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让厨夫受窘，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桶空了，添饭的人围着饭桶大声叫唤，个个露出胜利的笑容；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大家把学校发给的蜡烛省下来，到摇了息灯铃，就点起蜡烛来，几个人头凑头地围在一起看，偶尔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寝室来了，急忙吹灭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以及突然窜过的汽车，对于我们只像淡淡的影子。后来我们拐了弯，走着下坡路，那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心都沉没在回忆里，我们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邹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说：“还记得吗?那一回开恳亲会，你当众作文。来宾出了个题目，你匆忙之中看错了，写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散会之后，先生和同学都责备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两颊已经生满浓黑的短须，额上也有了好几条皱纹，这时候他脸上显出童稚的羞惭神情，回答邹君说：“你也哭了的，你当级长，带领我们往操场上运动，你要踢球，我们要赛跑。你因为大家不听你的号令，就哭到黄先生那儿去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厉，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孙君这么自言自语，似乎有意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
我就接着说：“他的一句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时候常常陪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害处，就立志不喝，一直继续了三年。在那三年里，真是一点一滴也没有沾唇。”
“教室里的讲话能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地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所学校。由校工引导，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间屋子，含胡地说了一句什么，就转身走了。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跟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咱们多年不见。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仅是一头白发，一脸纤细的皱纹。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干依然那么挺拔，岂但跟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改变。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让我们坐了，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最危险了，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浑忘生死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惜没有千岩万壑茫茫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引人赏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幺喝六地赌钱，他就给他们讲，叫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条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一个样儿。
等他的叙述告个段落，邹君就问他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
听到这儿，我才注意那个房间。以前大概是阅报室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吧，一张长方桌子七八个凳子以外，就只有黄先生的一张床铺，床底下横放着一只破了两个角的柳条提箱；要是没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个房间真太萧条了。
黄先生略微停顿了一下，就从家乡沦陷的时候说起。他说那时候他在乡间，办理收容难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总算完全安顿停当了，他才回到城里。于是这个也来找他了，那个也来找他了，要他出来参加维持会。话都说得挺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无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们要这么做，我没有那种感化力量叫你们不这么做，可是我决不跟着你们这么做。”接着他愤慨地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熟悉的，都是诗礼之家的人物，在临到考验的时候，他们的骨头却软了，酥了。我现在想，越是诗礼之家的人物，仿佛应着重庆人的一句话，越是‘要不得’!”
一霎间我好像看见了家乡那些熟悉的人的状貌，卑躬屈节，头都抬不起来，尴尬的笑脸对着敌人的枪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教养之中，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做民族吧，”我这么想着，觉得黄先生对于诗礼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当的。
黄先生又说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以后，他们好像并不觉得没趣，还是时常跟他纠缠不清。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育厅科长，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当过省督学多年，全省六十多县的教育界人物，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他为避免麻烦起见，就在上海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担任两班国文；人家有职务在这儿，你们总不好意思再来拖三拉四的了。于是他到上海去，咬紧了牙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让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办米去的。你们看，还像吗?”
我们四个传观之后，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送给你吧。你拿到学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让敌人在身上打着耻辱的戳记!”
孙君接了，珍重地放进衣袋里。黄先生又说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知道现在是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是，在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来了一份聘书，请他当教育方面的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事前不经过商谈，突然送来了聘书，显而易见的，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要是说半个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地说着，讷讷然的，说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要说的。再看黄先生，他那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好，能够做点儿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