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多数的香港电影是在没有剧本的状态下完成？答案可能很简单：由投资者到导演都相信，观众买票入场不是为了看剧本。
“剧本”与“电影”本来就如骨和肉，但追溯香港过去四十年的电影发展——特别是在它的全盛时期，香港人对电影的“爱”，绝对是建立在另一个元素之上：演员或明星。
于是，“表演”代替“剧本”成为香港电影的文本。如果是喜剧，便要有许冠文、周星驰、郑中基的个人风格作为文本，而文本的功能，不像荷里活电影剧本之于金·凯瑞——虽然他的表演也将决定剧本的趋向——因为故事桥段仅属次要，香港观众更爱在银幕上看见“老朋友”。
过于细致的剧本会冲淡观众与他们爱戴的演员之间的默契——当周星驰饰演的不再是周星驰时，再好的故事也填补不了捧场客的惘然若失。
深深了解港产片观众心理的导演干脆抓住演员当编剧——在他身上找寻创作灵感，总比为他订造角色与情节之后，才发现“衣不称身”来得省时省力又有效果。“剧本”，因此不再是推进戏剧发展的引擎，而是展现个人魅力的各种小零件。它们包括：口头禅、小动作和俗称“性感”的性别气质——如果“剧本”叫“叶子楣”或“彭丹”，情节必然围绕她的身材做文章。
这证明喜剧之外，动作片、爱情片、灵异片和艳情片（即三级片）也可依法炮制。所以，在别的电影文化里“角色定型”是种弊端，港产片却将它视为“票房保证”——绝大多数的港星名字都是“类型电影”，例子有嫁不出去的傻妹与大笑姑婆、失意于情的中年男人、黑社会大佬、戆直小男人、帅哥古惑仔，不用点名都能让人猜到他们是谁，因为这些人物在戏名有差但内容大同小异的电影中一直活着，活着，不会成长，不会老，只会不断被市场复制。
仿佛香港人真的只能有这几种人生模式。
观众不以为忤，反映出问题不只出在电影工作者身上，而是社会上有不少人对人性没有了探求的兴趣，或更基本的，欠缺了自我发掘的欲望。
“剧本”作为一部电影的灵魂，它其实需要让作者的灵魂被看见。即使商业化如荷里活电影，由于有着对人性探索锲而不舍的传统，致使在提供娱乐之余，也有部分能满足大众对灵性的追求——假设“人性”不是单薄得只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剧本”反映作者对人性的思考，而思考的基础不可能不是建立在他的自我观照上。有说创作需要勇气，便是因为作者必须不断面对、挑战和打破思考的惯性。
作者不敢，或不愿意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人”，他或她将无法在作品中呈现“人”的多样与复杂性。“人”，于是回到千篇一律的“角色框架”里——既云“千篇一律”，它们的诞生便毋须经过缜密、严谨的思考过程。
好剧本的首要条件，是当中的“人”不能被架空——不能没有对历史、对社会、对文化的多层次探讨。而对历史、社会、文化的主动思考，如果不是由正视自己是一个“人”开始，我还真不知道它的起步点可以在哪里。容许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一直认为《无间道风云》有着比《无间道》更成熟的剧本，便是因为人物的处境纵然相似，但前者在背景的构成上补回了后者没有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人物便有了更丰富的肌理，而不像后者般，每段关系不过是男性幻想的投射（fantasy）。
如果香港人只想看见幻想中的自己——所以了解“人性”意义不大——香港电影要有“（好）剧本”，恐怕只能继续在一个小世界中兜兜转转走不出去。
2008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