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香港是全球华人聚焦的娱乐中心：电影工业有东方荷里活的美誉；歌唱先有四大天王，再来这个那个的天后；表演有吸引无数游客的红馆演唱会；明星偶像从电视台训练班与选美会中诞生，继而走红至欧陆最著名影展和奥斯卡；电视剧（无线剧集）是海外华人的精神食粮，并且是唯一选择……可惜好景不一定是永远的，在过去十年，香港的娱乐大本营地位已不只受到动摇，更逐渐从领导者变成跟随者，从两岸三地的中心退居边缘。究其原因，有以下九点：
（一）创意严重贫血：若说是香港人文化基础打得不够稳固，当然不是十年前才出现问题。只是经历了七八十年代一鼓作气的青春期，九十年代末始露出中年危机亦属意料中事。以电影作例子，重新发行DVD的邵氏电影正好让我们见证了“回忆总是美好的，真相总是残酷的”事实——流水作业式的制作方针下，大导演如张彻、李翰祥、楚原的“经典”原来也经受不了时间考验，就是嘉禾时期许氏兄弟的“杰作”，今日看来也是硬滑稽成分居多。香港电影真正走向和世界接轨始于“新浪潮”，但当年一批闯将今日已剩余无几，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许鞍华谭家明的导演风格再被肯定，他们的作品却一再受到剧本的良莠不齐所影响。例外的只有王家卫，不过他是出了名的“没有剧本”。
打锣也找不到好剧本的现象固非香港独有，然而世界各地还是拍出了令人心折口服的优秀电影。而且不管是商业的艺术的，类型品种都比香港多——众所周知，港产片就是黑社会电影。一部《无间道》看似打开了新局面，马上你拍我也拍，直至每出香港电影看上去都像是另一出的复制，大家又在那里哭穷——不是哀叹现象的可悲，却是口口声声“不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同样问题也发生在流行音乐工业里。基于投资者相信创意不是卖钱的关键，明星/偶像才是，金钱便不会投放在内容的打造上。剧本、歌曲/歌词，以至演唱会的编排、布景，一般都是在钱分了给明星/偶像后才得到的最低限成本。因此造成创意不被尊重，连创作人也习染成不尊重自己作品的犬儒，失去激情，把作品称为“罐头”、“行货”，乃至将自己戏称为“鸡”者亦大有人在。
（二）艺人空间缩水：比较起以往艺人的多元化发展，今日基于电影制作量大减，唱片难卖，又不是人人都有拍电视剧的条件，香港艺人的出路（或营生方式）之一，便是出任商品代言人。从前只有女艺人才分得一杯羹的商品如化妆品或修身产品，现在男人也加入竞争行列。当代言人有好处同时也有不好处：既将形象卖给了别人，自然轮不到阁下决定哪些事情才不会“破坏形象”。形象如是既成了艺人的光环，但也是金刚箍。
（三）人人都是狗仔队：普罗大众对于艺人总是既爱又恨，原因离不开一个——为何享尽万千宠爱的是你不是我？艺人每日活在镜头和吹捧之下，使某些渴望借提升身份地位来肯定自我价值的普通人产生大量投射，甚至导致心理失衡。数码相机普及化和网上空间如You Tube正好给既羡且妒的人进行报复提供了最佳机会。于是，明星总是高不可攀的老好时代一去不返，换为吃娱乐饭的人必须步步为营。当然，你也可以说“人人都是狗仔队”影响的不只有艺人，就是普通人也不能幸免。只是普通人因丑行被放上网的后果通常都是成为“明星”，并得以切身体会安迪·沃霍尔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五分钟身为名人的机会”，但当明星/艺人因稍有行差踏错而被公诸于世，那却是事业上的最大危机——台湾艺人庹宗康、屈中行便因“大麻烦”而必须自动辞去年薪上千万的电视主持工作。不过也有人学会反客为主适者生存：与其日防夜防，不如自己制造不致伤害到已有地位的“坏新闻”来达到宣传目的。
“人人都是狗仔队”始于香港的《壹周刊》，但真正深入民间是当香港艺人失去了在大众心目中的神圣性后。因为经过过去十年平庸化与市场化的潮流洗礼，新一代艺人大多以平凡和没有不可被取替的两大“特色”为荣。对于这些可以在朝早冒起，黄昏殒落的“新星”，大众又怎会有足够时间和他们培养出深厚感情？恋爱谈不成，揭疮疤却是另一种消费艺人的乐趣——侧田和卫诗的火速走红，谁敢说不是和他们的头发多寡有关？
（四）K歌当道：也就是说没有多少歌手可以用音乐来奠定自己的才华和价值，因为唱K只是一种消费模式，它可以和一个人有多爱好、有多欣赏音乐完全无关。K歌的生存法则是把某种特定的旋律换上不同包装，来满足大众在唱K时追求的特定情怀。这种情怀不是别的，就是对“失恋”的感伤。
都说现代人容易“失恋”。于是以它为题材的K歌必须源源不绝上架以避免供不应求。K民抱着被服务的心态来到K场，跟大豪客上夜总会找陪坐女郎可以没有分别：都是讲利用而不是讲感情。“失恋”的人们不问究竟而只是不停消费“失恋”，难免导致两种后遗的发生：个人将继续失落和悲观；集体失去主动选择的动力。而创意也将在此情况下迅速干枯。
（五）只有男明星，没有女明星：除了六十年代，香港的娱乐圈一直都是男比女强。四大天王又拍片又唱歌至今已经红了不知多少回合，但林忆莲一次退出便再难“天后”起来，叶倩文也如是，且看郑秀文又如何。勉强可以成立的解释是“女人的青春不似男人长久”，我反而觉得是因为香港人对女性的可能性缺乏想象力。严格来说，对男性也没有多少——不是都在重复和轮流扮演黑社会分子吗？——以致韩国的裴勇俊、权相佑、Rain等一一成为港人心目中的师奶杀手。而又因为阳盛阴衰，爱情电影几乎已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绝迹恐龙。没有爱情滋润，试问作为文化输出之一的香港电影，又怎可能继续南征北讨？
加上女明星在过去几年已被小报文化“女巫化”——任何见肉的装扮都被标签为“暴露”、“搏出位”，或站或坐都必须小心镜头会在某个角度捕捉到“走光”的画面，女明星早已成为大众道德神经因过度敏感而错乱的代罪羔羊。幸免于此灾难的是“香港最后的女明星”张曼玉：一来是她长居外地，二来是她的坦然面对——就算是被拍到在游泳池内甩了上半截泳衣，她都没有觉得“毕生事业一朝丧”，因为那是一次意外，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被拍到了并不等于“引人犯罪”，就像不知多少年前布拉德·皮特的溜鸟照——是媒体架起长镜头捕捉到的一刹那，而并非他站在那里鼓吹大家快来拍。
（六）娱乐新闻频道和版面大幅增加但内容不足：娱乐新闻不外乎绯闻、丑闻和得不得到奖的成王败寇锦上添花。在这三大主要种类的背后，以娱乐从业员的角度来看，目的离不开一个：宣传。问题是大众对于老王卖瓜式的招数从不买账，才会伤透了宣传和公关的脑筋——怎样才能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没有大量的宣传，便不会有足够内容应付愈开愈多的娱乐媒体。十年前香港明星不用每天都上电台电视打歌、打新戏或出席商品发布会，但现在却是每隔两日便看见同一人对镜头有内涵没内涵地说上几车的话。空洞的感觉既消减了明星艺人的神秘感，更影响深远的，是他们被媒体“消费”的方式使观众产生了对娱乐的麻痹感。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提供更重口味的话题给大众在茶余饭后消遣，艺人的出现只会使人厌烦。
（七）演唱会已是夕阳无限好：老歌的演唱会大收旺场反映出社会已进入熟龄阶段——顾嘉辉的电视剧金曲到底还有一定捧场客，是那个时代的香港人对当年还有深厚感情，但今日的K歌常客在十年后还有哪些经典会在脑际响起？循此问题思考，不难想象日后的演唱会都只会是昙花一现。红馆，多少香港歌手扬名立万的发祥地，也将随着流行乐坛没有累积而日趋黯淡。
（八）不爱港产片，爱煲外地剧：谁叫我们的电影都已失去把故事说得引人人胜的能力？
（九）社会新闻娱乐化：真要说到过去十年娱乐的最大变化，当然是它已经从一个有着特定意涵的名词变成一种权力的泛滥——任何事物都可以娱乐化，或必须娱乐化。任它是严肃如新闻报道——台湾的新闻频道便是以此为目标，或上课——否则便会引来学生嫌闷之声不绝于耳，说明了大势所趋，现代人在面对自己与现实时无力感有多大，所以才会期望任何事情都可以以没有压力和不会构成挑战的面貌出现，就像看了舒服的戏、唱了舒服的歌、读了舒服的书，“娱乐”如是从消闲变成正经，配菜变成主菜。十年前一个人不可能在办公时一边工作一边（借计算机）放松（空）自己，但现在可以。未来十年？会不会真的正式走向“每个人都是大娱乐家”？
200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