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为这是一篇借题发挥，声东击西的文章，真正目的是要引导阁下为传说中三角关系的男主角作出抉择，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粱朝伟”绝对不会在本文中出现第二次，因为题目所示的“两个只能选一个”，并非有关爱情的抉择，而是从一个香港人的眼睛看出去，这地方的“浮华”确实已走到了某种尽头，在朝代尚未完全改换之前，我们自然会对谁在红地毡上留守到最后一刻感到好奇。“刘嘉玲，还是张曼玉”，也许问的就是谁会替香港式的华丽文化压卷，而唯有能够拥有此魅力者，才是香港的最“后”女星，更是后中之后。
读了上面的一段，读者可能已有数不尽的反问：为何说香港的华丽已经到了倒数的阶段？答案既是不知从何说起，也可以一言蔽之：此地懂得豪华的人已买少见少。虽说华丽毕竟也可以是堆砌出来的——像荷里活。只是“堆砌”也是一种学问，荷里活永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乃因他们深明掌握知识之必要，又懂得把它炫耀出来。而一向不会主动追求知识的“东方荷里活”，却只会模仿、复制别人的排场。例子：奥斯卡有星光大道，台湾金马奖也有星光大道，最后才轮到香港影艺界喜滋滋地“执三滩”（广东话把副选的角色叫“执二滩”）。
读者第二个不明白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最后的香港女星只有张曼玉跟刘嘉玲人选？”香港的女明星，不是还有好些签名式吗？
问题是女明星们在港产片中所担纲的角色，大多是时下香港女性的典型写照：追求稚童式的“可爱”（cutie），欠缺自信（所以经常失声惊叫、语焉不详、超神经质），以致她们的个人形象也一面倒地傻大姐多于华丽、优雅、美艳，或像永恒的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般骨格清奇。这情况的普遍性跟目下的荷里活明显有相似之处：卡梅隆·迪亚兹（Cameron Diaz）和蕾妮·吉瓦格（Renee Zellweger）是片酬高企与片约不断的两大品牌，但一提起“女明星”，大家还是觉得“相见不如怀念”，像葛蕾丝·凯莉（Crace Kelly），像嘉宝（Carbo）。
明星的潮流表面上都是在盲打误撞下形成的，但那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潮流的兴衰需要社会条件的配合，条件愈丰裕，便愈能扩大和加深潮流的影响力。当潮流带动了社会的需求，我们便能从这些需求里看到社会有多贫瘠或富裕——不论是在精神或物质上。象征华丽的女明星虽不一定会有物质富裕的时代作衬托——三十年代的荷里活是最佳例子——但她们的受欢迎程度却可以反映当时代人对“华丽”有多少分向往。
香港最辉煌的年代，是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张曼玉和刘嘉玲也是在那十数年间成长起来的。张曼玉和刘嘉玲的道路都是在繁华和充满机会的香港中走出来的。开始时走着的是两条平行道，但后来却因不同特色而被放在一起互相辉映。你当然可以说互相辉映其实也是“互补不足”——把这微妙关系转化的是王家卫，是他在《阿飞正传》里将“上帝创造女人，但他不是做了完整的一个女人，却是将一个分成两个”的理念，重新放在片中的张曼玉和刘嘉玲身上，使观众得以印证中国女人的“遗憾美”：林黛玉式的曼玉和薛宝钗式的嘉玲，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件，而徘徊在两者之间的男人，注定要面对灵欲如何合一及如何抉择的大哉问：两个真的只能选一个？
抉择虽然叫人很难过，没得选择才是真的痛苦。要在张与刘之间二择其一，就算过程艰巨无比，到底也有着一点乐趣：性格、气质如此鲜明地不同的两个人，让我们看见“种类”的可贵。种类的多寡，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八九十年代多元化的香港造就的这两个名字，对比起女明星种类愈来愈少的今天，无疑为眼前的选择——谁是香港最后的女明星——增添了凄艳的色彩。
又或者这个选择是没有意义的：假若香港电影没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张与刘大可凭着优厚的明星条件跳出香港，或是回到大中国加入“中国女星”的行列，又或进军欧美做华裔国际女星——虽然上述身份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不过无论何去何从，她们的事业都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新一代香港女星的出路：当平凡是她们的唯一特色时，港产片还可以怎样华丽与传奇起来？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