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等待香港(香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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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港产片

我一直把我无法投入、喜欢或愿意像汤祯兆般对待“港产片”的理由界定为,我太“中产”了。于是乎,在阅读汤一篇篇解构“港产片”的文章时,使我无法不再面对自己对“中产”一词所下的定义。从我懂事开始,“电影”代表的便是南辕北辙的两种价值观——父亲来自中上阶层,带我去的电影院只有尖沙咀的伦敦、乐宫和港岛的皇后、娱乐;母亲因家道中落,少年便踏足社会,家住在西洋菜街,我每逢到外婆家度暑假,一定造访石硖尾的美丽宫无数次。也就是说,虽然我是在国、粤、西片的轮番浸淫中长大,但真正进入体内而成为后来的我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一定不是以描写贫穷、封建,或以模仿西方电影来追求脱贫为主题的粤语片。何况生长在电视登堂人室的年代,我的生活里忽然多了一个更加方便的“示范单位”:英语频道。如果以前是要上电影院才能得见窗明几净的世界,有了“明珠台”后,单击钮便立刻与“文明”同在。在那里,人人都侃侃而谈,理直气壮,没有委屈,没有怨恨,最重要的还是,没有“贫穷”。

不论是对哪一个层面上的“贫穷”的恐惧,都一直叫我对港产片(当时叫粤语片)既喜欢又看不起。就是迷上了楚原,也是因为只有他的电影会让我“在贫穷中看见豪华”——当然,事过情迁再看那一堂堂大而无当的“客厅”,确是让我红了脸——今天的电视剧以“豪宅”为背景时,粗鄙和伧俗何尝不是犹有过之,是戏剧模拟现实之故?就算不是布景,楚原永远还有南红、嘉玲和萧芳芳。你可有留意到我并未提及陈宝珠?因为当年的陈宝珠不是林凤,更不是萧芳芳。所以尽管《玉女添丁》好评如潮,我还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有人属意我把它再次搬上银幕才把它看了第一遍。对于少时的我,陈宝珠并不“楚原”。又因为楚原是中产的,或“波波族”的,他后来能在第一时间跳槽国泰转拍国语片,便一点也不叫我意外。

然而历史也藉着DVD的大行其道而让我们重新看到七八十年代的港产国语片原来是多么“贫瘠”——经常只有形式,没有血和肉。更可悲的是,由于是工厂式生产,连心也没有。直至无线电视进入它的青春期,由粱淑怡倡导以菲林拍摄剧集,带来了“香港新浪潮”的几朵浪花。家传户晓的那几部“传世之作”毋庸再叙,倒是在刚过去的圣诞节推出的《轮流传》的头十集让我大吃一惊:甘国亮的微型史诗式剧本固然已成绝唱,那十集的影像却一样叫人看了又兴奋,又伤感——这不是以肥皂剧之名来拍摄的文学电视剧,甚至文艺片吗?为何只能落得昙花一现便无疾而终?在我写给朋友的一封电邮里,我以同样面世于八一年的英国电视剧《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和英国经典电视剧Upstairs,Downstairs跟《轮流传》相提并论,因为在文本镜头的携手合作之下,它拍出了香港电视以至银幕上从没有过的一份sophistication。而由于VCD没有尊重任何创作人的“义务”,我是在甘国亮口中才得知,那些“绝对文学”的影像操刀人是昨日的杜琪峰!

《轮流传》的腰斩无疑是香港社会大众文化的最佳反照——套我某位友人的一句话:“随着无线这艘大邮轮的搁浅”,香港人从八十年代开始经历时间缓慢但速度飞快的精神下沉。《轮流传》虽然也是套用长剧最爱用(或不可能不用)的“脱贫心态”作为出发点,但它的真正题旨,不是教人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而是“假设社会已经富庶到某个程度往回看,再反省是如何一路走来与怎样向前”。这便是我所指的sophistication。而香港人当年不接受《轮流传》而选择《大地恩情》,局部说明了八十年代的香港社会并不认同自己已经“脱贫”,相反的,是抱着对贫穷的又恨又爱不敢放手。

时至今天,我仍然认为这种对“(物质)贫穷”的既恨又爱,和不断不断借电影来宣泄不安全感的社会诉求(所谓市场需要),是香港电影要脱离港产片心态(价值观),放眼世界大展拳脚的最大阻碍。我认为外国人看《功夫》与《少林足球》和我们看《功夫》与《少林足球》的最大分别是,他们可以省去文化历史社会等背景的负担,去享受周星驰和特技带来的趣味,我却无法不在电影中看见鲁迅笔下的阿O等等心理投影。就算是对李小龙的“致敬”,也是源自对被(自我)压迫的投射和神经质反应。所有这些,都与“贫”字有着割不掉的渊源。又,当精神上的贫穷遇上发达的科技时,我宛如看见香港电影在未来的另一条路:完全成为荷里活殖民。而那种视野,又该用“贫”还是“富”来形容呢?

加上近年流行的“人性心理”(人格分裂)剧种,不论是在荧幕或是银幕,香港的电视剧与电影已经深陷只能谈“生存”而不可能谈“生活”的泥淖。但当真人秀(reality show)已发展至各行各业以及各种人生领域无孔不入之际,同样以“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为主题的戏剧,又怎能说服观众戏剧性会比“虚拟真实的真实”更引人人胜——尤其当我们的戏剧根本缺乏承载人性深度的力量,犹如开口闭口大道理的一个人,其实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上述比喻也许不适用于我所看见的大多数港产片——它们都不爱“讲道理”,它们只追求“感动”观众。但我相信“感动”不应只是手段的代名词,它将反映出作者与受众的狭隘。偏偏港产片一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探讨——我在看《哈利·波特》时被“魔法”(特效)感动,是它提升了人物的层次——像借ridiculous这句法术语来化解心中的恐惧,但在看《情癫大圣》时,连场的星球大战似乎只是要证明荷里活做到的,我们也能。

为了“证明”而拍片,会令香港电影矮人一截。但要令香港电影站得起来,我想香港人还是先要有在精神上脱贫的追求和决心。

2006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