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世界的情况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处于性的保守传统时期，50年代开始了一轮性革命，到80年代保守派上台和艾滋病的发现导致了性的反革命，到90年代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性革命。在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这两次性革命中，第一次更重数量，以人们平均性活动频率的大量增加为其特征；第二次重质量，以多元的性和安全的性为其特征。中国的性变革进程与西方相差20年，而且有时还是方向相反的。在西方8。年代进入保守时代时，中国由于开始改革开放，开始进入性革命期，目前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
西方的两次性革命，尤其是第一次性革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变化的速度十分迅猛，令人惊异：在一代人之内性模式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从80年代起的这场性革命也有相似的特征。仅以婚前性行为为例：从80年代末的一成半到今天的六七成，也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变化的速度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对美国18 24岁异性恋者的性史调查表明，美国人的性关系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女孩已经认为自己有权利在适当的年龄从事包括性交在内的性活动，性活动种类的多样化，男性和女性的婚后性期待比前几代人更高等等。这些现象对在这种情境下生活的人，尤其是女性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
西方的那个被命名为“性革命”的时期，几乎覆盖了从2。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更精确地说，是从1965年至1975年这10年。西方社会中的这段时间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在性的观念和行为上发生迅猛变革的时期，这场变革被称为性革命。在性革命期间，性变得公开化；从摇滚明星的性挑逗动作到西方大国许多大城市中性交易场所的增多，出现了偏离传统性规范的多元化趋势；对生育控制、流产、离婚、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同居和同性恋的态度或多或少在逐渐宽容；各国纷纷批准无错离婚；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计划生育大规模展开；女性参加王作，与男性同工同酬，男性分担家务；同性恋解放运动；西欧开始了性立法改革浪潮；新的性亚文化特别是同性恋亚文化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人们对性的谈论、写作和观赏达到空前的程度；许多人特别是受性压迫和剥削的人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同性恋政治和性少数派提出的问题已经进入社会主流文化，渠道是通过时尚、表演、性技巧、政治策略和道德辩论。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有五个：第一是性的公开表达，第二是婚前性行为大量增加；第三是同性恋浮出水面；第四是女性性自主权的伸张，第五是传统性法律的改良。
性革命时期与以前相比，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在性行为方面，而是在公共场合中性表达的公开程度上。过去认为谈论性是不合适的，而现在整个工商业都在为公众提供色情商品。这带来了几方面影响。首先，它使得严肃的作家和艺术家能够充分地探索和表达主体而不必担心遭到查禁。其次，性已成为娱乐界和商业界的一个主要运行手段。就连在中国这样拥有反淫秽品法的国度，淫秽色情品的普及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一般人能想像的程度。
青年人对婚前性行为持明确肯定的态度，但在他们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准则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肯定”，而不是无条件的放纵。大多数成年人的避孕行为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践，虽然在一些宗教信仰浓厚的国家，人王流产仍然会引起很多的争论，甚至出现炸毁人流诊所的极端行动。
同性恋行为自人类有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同性恋解放运动诞生于1965年6月29日美国纽约市同性恋酒吧的一场骚乱。10年后，美国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同性恋少数派。但同性恋继续受到污蔑和歧视，人们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的提高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女性的解放与性革命是互为因果的。前人在性道德问题上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对男女双方实行双重的标准，认为女性应当比男性更多地守贞。然而，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劳动所带来的独立于男性的经济地位，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势必会引起女性性观念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性自主权的伸张。在传统社会，女性的性是同怀孕和死亡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而今性正在同古老的生育和亲属关系剥离开来。
在各种针对性的变革中，各国共同出现的是立法变革。如荷兰、西德、瑞典和丹麦等国解除控制同性恋、流产和色情产品的法律，英国60年代发生的深刻的立法变革，法律的世俗化促成了变革。在美国出现的斗争则是围绕宪法展开。各国从道德主义立法向较自由的立法的转变中采取的方式不同，在美国专用的斗争口号是权利，英国则是要求对私人和公共行为的适当的司法权。这两个国家立法上的变革成为社会变迁的象征。
性革命的起因比较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巨变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性观念；民权运动为动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成见作出了贡献；在经济条件上，发达国家进入了消费社会的富裕阶段，不断产生出更多更新的消费品已成为标准的社会期望，对性需要的满足也同样得到了默认；大量女性进入就业岗位，摆在女性面前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方面的不平等愈发明显和更难忍受，女权运动得以发起反抗性别角色的革命；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反主流文化的出现，使大多数年轻人拒绝接受官方以及大多数成年人的性观念和规范；避孕的广泛应用，造成了性与生育相互分离的可能性，使得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有关性行为的社会规范。
性革命的一个深层原因可能是人口爆炸。现代技术结束了对大批人工劳力的需求，原子能和技术的进步结束了对以数量取胜的军队的需求，人口除了消费之外不再有任何积极意义。性与生育动机的分离使婚姻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使性的守贞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使性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再加上避孕技术的普及，对性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降到了最低点。
性革命与女性的解放有关。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性革命意义十分重大。由于生育孩子的意义已经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女性也要求用自己的生命做点别的事情，即使她们愿意，也没有再像传统社会中的女人那样从青春期到更年期一直不停地生孩子、养孩子的可能性了，传统的贤妻良母价值观也不得不改变了。经济独立、精神自由成为新女性的价值观。更大胆一些的会要求性的自由。
性革命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必然带来保守主义的反弹。以“道德大多数”为代表的思潮在性观念上是传统的，政治观点是保守的，他们反对所有性革命及其相关事件带来的变化。在英美两国公众对性的自由主义态度逐渐上升之时，新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辟了性政治的战场。社会净化运动动员了相当多的选民并得到立法支持，并促成了选举中保守势力的胜利。美国新右派的思想将“性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弊病的解释，有效地聚合了社会焦虑，并利用了潜在的强大的群众基础。其中有两个关键的核心群体：基督教选民和在道义上关怀女性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选民。新右派的口号是“保卫家庭”。在美国，它与宗教结盟，将不同的利益群体联合到了同一个易于理解的政治目标下。这是一个与“放纵”同样有力却全然对立的政治符号，它在政治党派动员力量逐渐减弱的西方政治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图腾。
支持传统态度的力量仍旧是强大的。保守主义道德观一般是限制性的，其特征是认为婚姻关系中的异性交媾是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婚姻内的性生活起了两个关键的作用：生育和夫妻结合。依照这种道德观点，避孕的企图和非生育性的性行为的任何形式都是不能接受的。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艾滋病发现之后，保守派和道德主义右派主导了性政治领域，而不是自由主义左派。
美国的数量巨大的教民为保守派和道德运动提供了庞大的金钱、道德拥护和政治力量。1993年，美国南部浸信会教友大会发动了“等待真爱”的运动，鼓动许多青少年签署了婚前贞洁誓约。保卫“家庭”及其价值调动了人们的情感。许多人认为家庭代表了必然、稳定和社会地位。作为社会和道德保证的家庭生活也使大多数女性成为道德净化的支持者。许多女性强烈地反对女性主义，部分原因是对其性观念打破了传统家庭模式的一种恐慌，以及一种更普遍的恐惧：破坏了维系男性和女性关系的传统纽带。
右派的观点除了保护家庭，还有就是保护儿童。这就牵涉到所谓“恋童”问题。代际的性和自愿年龄线一直是最敏感的一个问题。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性就被视为禁忌，道德主义认为儿童是无知的，是实行净化的关键时期。手淫尤其引发了道德焦虑。奇怪的是虽然大部分代际性关系发生在成年男性和年轻女孩之间，但男同性恋往往成为“儿童性侵犯者”的同义词。道德绝对论认为，代际的性的错误在于它破坏了对于儿童发育来说是必要的无知。
代际性关系定型掩盖了其复杂的真实存在。一些调查的结果表明，对恋童者的所有想像都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在男性一男孩关系中，男孩的一般年龄也都大于异性恋发生恋爱的年龄段。在自我认定的恋童者和“男孩情人”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残酷行为或暴力。而来自公众、父母和政治的伤害大于性本身带来的伤害。并且许多成年一儿童性关系都是年轻人主动，也没有强迫和有意识的剥削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派回潮中，右翼对性教育、同性恋、淫秽品、堕胎和婚前性行为的反对立场，从极端的边缘地位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右翼策略家和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的活跃分子们发现，这些问题能够吸引群众。性反动在1980年右翼的大选获胜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像“道德大多数”和“公民尊严”这样的组织，获得了大批的追随者，巨大的财政资源以及始料不及的政治影响力。性方面的回潮十分猛烈。目前右翼发动的性反攻，是对60年代和70年代初性解放的反攻倒算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还导致了性激进派的力量集结和自觉合作。
作为政治工具的性理论有两种模式：“压迫模式”和“解放模式”。如果将生命视做动物本能与道德之间永不休止的斗争，性压迫的专制政策就是保证文明所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拥有强大支持力量，如弗洛伊德、克拉夫特一艾宾和许多社会理论家都赞同这种立场。而如果将性视做一种有益的能源而被走向错误的文明所歪曲和误用，就应将人们从“文明”中解放，实现被压迫的真实自我的健康、自然的性自由。对这种观点也有强大的长期的支持力量，从卢梭、傅立叶和爱德华？卡朋特，到当代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而困难在于判断何者为自然，何者为不自然。卢梭反对手淫和女性性行为的活跃，赖希反对所有非生殖器性行为，苏珊？格里芬反对色情产品及虐恋，都是以自然的名义，而有些人则从这些行为中看到0J？解放的本质。罗素提出：性应当被视同为食，是人的自然需求，对它的约束应当只因为保护健康的原因，其他不必。
在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期间，性“不同政见者”和性解放者的呼声日益得到关注。同反对社会其他领域的传统价值的人们一样，他们采用人文主义这个词来表达人类在选择生活方式和道德倾向中的作用。人文主义的追随者主要是青年一代，及与传统道德相反的性爱好者和传统规则的反对者。人文主义并不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性价值优越于其他文化的价值，它反对用规则和法律控制人类性行为，这就为人文主义观点增添了一种抗拒法律的色彩。性的变革造就了性激进运动。新的运动针对包括性民主在内的所有领域。像“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口号明确表现了这种运动的共同属性，原来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的认同、快感和选择等问题都具有了政治性。这对民主政治的未来无疑是意义深远的。
性革命的一个理念是强调个人拥有权利。因此，有人将性革命称为权利政治。性革命的权利政治特别强调以下几种价值：选择权，独立，多元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这场新的性革命的主要宗旨是性的世俗化、自由化和多元化。
性的世俗化过程包括在性的观念和行为规范上脱离传统宗教的控制。在1992年，美国的共和党大会曾经试图把一个极端保守的道德议事日程强加于该党：反对人工流产，发动反对承认同性恋权利的运动，用肯定“家庭价值”作为争取群众的策略。而大多数公民，即使是最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信徒也不再理睬反对控制生育的命令，这就是西方各国的性规范正在世俗化的一个例证。这个过程在90年代以后还在健康发展。
性的自由化过程包括摈弃专制主义或绝对主义的价值，个人在性问题上的决定权日益得到重视。在英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婚前与男性同居的单身女性约占50%，而1970年只有7%；非婚生子女比例从1980年的12%上升到了1988年的25%；每10例婚姻中就有4例以离婚告终。美国的离婚率则达到50%。信念和行为方面的转变似乎是长期的，政府对此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政府可以制定严厉的法律，可以谴责“提倡同性恋”，可以增加人类痛苦的总和。但是，政府不可能强迫人们按照自己不希望的方式去行为处事。
性的多元化过程包括人们对多元的性模式包容性的增加。人们正在逐渐接受性的多元化这个事实。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和愿望，他们生活在不同类型的家庭里，有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但是，许多人却不愿意接受多元化的标准，当他们对人们作出判断时，好像总有一个应该据此生活的共同的道德标准。确切地说，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试图使社会从对多样化的认识发展到把多样化当做一种正常现象。著名性学家威克斯说：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比性更无确定性了。性的多元化还包括：从本质论到建构论——不再将一些与众不同的性取向当做是人的本质；从生育为主到多重动机――不再以能否生育来判断某种性方式是否正常、是否符合自然的要求；从变态到差异――不再将性倾向上的小众视为变态，而只当做是人的一种差异。多元论的原则是不应试图将人的性差异减少为一种统一的“正确”的行为模式。多元论关注权力运作和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斗争的必要性，这一斗争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是各种性少数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