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备滁州的元军战斗力十分低下，朱元璋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松拿下这座城池，担任前锋的花云在这场战斗中立下首功。大军进驻滁州，先后有范常、邓愈、胡大海等人前来投奔。范常是滁州知名儒生，也被朱元璋留在幕下做参谋，此公为人仁厚，时常讽喻和提醒主公的一句话就是：“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邓愈是虹县人，年仅十六岁，他继承父兄之业，为一支起义队伍的首领，尽管年轻，却是军中难得的一员猛将，每逢战斗皆一马当先，“军中咸服其勇”，他率领队伍前来加盟，朱元璋十分高兴，对这位小兄弟更是惺惺相惜，加以重用，委任他为管军总管。胡大海也是虹县人，和邓愈不同，他是独自一人前来投军，但因为他膂力过人，骁勇无敌，朱元璋委任他为前锋，同样十分器重。至此，二十七岁的朱元璋靠白手起家，不仅占据定远、滁州两座城池，而且帐下谋士猛将云集，可谓少年得志。
处境改变，朱元璋开始有条件关注亲人们的下落。通过托人打听，朱元璋得知：二哥和三哥也相继去世；大嫂为了活命，已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他人：二姐夫李贞带着孩子保儿四处流浪谋生。这年十月，已经长成少年的侄儿朱文正打听到叔父消息，赶忙前来投奔。十二月，二姐夫也带着十四岁的儿子保儿来到滁州。李贞见朱元璋有如此出息，十分高兴，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宝贝儿子托付给他，并提议将保儿改名叫朱文忠，嘱咐妻弟要将保儿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朱元璋满口答应了姐夫的请求。只是当时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这两个孩子的死亡都与他们的至亲长辈朱元璋有关，真可谓世事难料！
§§§第二节 成为威震一方的红巾军统帅
朱元璋独自率兵南下，攻城略地，春风得意，此间，其后方老巢则又是一番另外景象。
最初，濠州红巾军在鲁淮王彭大与永义王赵均用的带领下了攻下盱眙和泗州。事隔不久，彭、赵二人因当初解救郭子兴的宿怨而再次闹翻，赵均用因为有孙德崖等四位节制元帅的支持，人多势众。彭大失利，不久便忧愤而死，其子彭早继称鲁淮王，靠乖巧听话而在赵均用的势力范围下讨得一条活路。
前文说过，郭子兴与赵均用、孙德崖等人曾有宿怨，先前他靠彭大庇护，尚无大碍。如今，彭大死了，他的处境便立马显得岌岌可危。赵均用数次打定主意准备杀掉郭子兴，终因忌惮朱元璋在滁州的数万军队而作罢。后来，赵均用想出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以所谓的王令委派朱元璋移守盱眙，准备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寻机将他除掉。
朱元璋对形势看得十分透彻，不但借故推辞不去，而且反过来请求赵均用允许郭子兴移守滁州。在提出这一要求时，朱元璋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派说客当面敲打赵均用，说郭子兴当初对你有开城接纳之恩，你不能恩将仇报，大家都是起义红巾军，如果自相残杀，结果乃是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二是派人贿赂赵均用身边的亲信，让他们私下里帮忙说好话。赵均用本来就属于那种事无主见之人，经朱元璋如此这般一番运作，他最后竟然允许郭子兴带着自己麾下的万余兵马从容离去。
公道地说，青年时期的朱元璋真正是一位忠信正直之人。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立即将自己刚刚组建起来的这支三四万人马的部队悉数交出。阅兵场上，郭子兴兴致勃勃地检阅这支号令严明、军容整肃的生力军，喜不自胜。看到主帅如此高兴，朱元璋心中溢满了自豪和欣慰。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个月这后，翁婿之间便产生了龃龉。问题依旧出在郭子兴身上，此人豪强枭悍，却处世多疑。朱元璋英才过人，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妒忌，其中就包括郭子兴的两个儿子以及妻弟等人。在不断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之后，郭子兴便开始猜忌和防范朱元璋，其主要办法就是把他身边的幕僚和将校都调离开来，让他孤掌难鸣，甚至一度还将朱元璋监禁起来。聪明过人的朱元璋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他不怨恨，不分辩，只是侍奉郭子兴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毕恭毕敬，留待以后让事实出来说话。
正当郭子兴在滁州城里坐享朱元璋的胜利果实之际，周遭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当年十一月，元朝右丞相脱脱以百万大军围困张士诚于高邮，然后，分兵遣将包围六合。当时六合系被赵均用、孙德崖占据，眼见城池危急，他们星夜派人前往滁州求救。
郭子兴数次险些命丧赵、孙之手，心中怀恨，拒不发兵。朱元璋则从唇亡齿寒的角度，力劝郭子兴以大局为重，抛弃前嫌，出兵相救。郭子兴权衡再三，勉强答应下来，可是，诸将畏惧脱脱的百万大军，都借口“祷神不吉”，无人敢去。这个时候，朱元璋再次表现出一名真正英雄的担当，主动请缨挂帅。郭子兴建议他祷神占卜，问个吉凶。朱元璋自信地说道：“事之可否，当断之于心，何必祷也！”实乃大丈夫的气概！
朱元璋与另一名将领耿再成率救兵来到六合，在城外的瓦梁寨驻扎下来。元兵倚仗人多势众，进攻势态犹如排山倒海，几番鏖战，红巾军渐渐不支。危急关头，朱元璋以奇计将六合百姓悉数转移到滁州，然后在元军追击的中途设伏，缴获了许多物资和马匹。
元将闻报大怒，分兵将滁州也包围起来。红巾军虽然小胜一局，但朱元璋考虑到滁州乃孤城一座，倘若元兵继续增兵攻打，滁州将岌岌可危。于是，请示郭子兴之后，令城中父老携酒肉礼物，将所缴获的马匹全部送还给元军，并哀告元将，说城中皆是良民，之所以举兵守城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元将信以为真，引兵往高邮与脱脱大军会师去了。
元兵撤退，滁州危急方解，郭子兴也不禁萌生了称王之意。朱元璋从当前的局势与滁州的地理交通位置等角度一一分析，力劝郭子兴不要过早称王，以免树大招风，再度将元军引来。郭子兴权衡利害，觉得朱元璋言之有理，只好作罢。
朱元璋的分析确实十分富有见地，当时，从全国传来的消息显示，各地起义军在元廷官府组织的军队和地主武装的反扑之下，都相继遭受重大挫折，其中，对滁州威胁最大的当属脱脱丞相统帅的百万大军。脱脱数败张士诚于高邮，一旦拿下高邮，元军势必西顾，届时，滁州将在劫难逃。滁州当前虽然暂时偏安无虞，然而，百万元军拿下高邮仅是时间问题，故尔，朱元璋对此忧心如焚。
张士诚为何能够如此引起元廷的重视？他到底是何方英雄？此人原名张九四，乃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人，素来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等人靠驾船贩运私盐为生。由于他为人义气，轻财好施，身边聚集了一批兄弟。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天，张氏兄弟趁着天下大乱之际，伙同李伯昇、吕珍、潘原明等十八位壮士，抡着扁担杀死了平素与己有仇的当地豪强丘义等地主大户，接着索性发动一群贫苦盐工聚众起义。时间不长，即夺占了泰州的三十六个盐场，其间，张士义被地主刘子仁的“义兵”射死。三月，张士诚攻下泰州；五月，占领了高邮。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当年六月，张士诚又攻占扬州，彻底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
中国封建时代是以农立国，田赋、盐赋和纺织乃国家经济命脉最重要的三个来源，而富饶临海的江浙地区恰恰又是上述三方面经济来源的主要基地。据史料记载，元朝时期，江浙行省的财赋贡献竟然占到了全国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所谓“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而已！”张士诚斗胆称王，本身就树大招风，加之又占据了江苏的部分郡县，他掐断了大运河通道及海运通道，从某个意义上讲，就如同掐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便是令元惠宗感到震怒和恐慌，然后派右丞相脱脱亲统百万大军前来镇压张士诚的原因所在。
元军围困高邮月余，攻破外城，数次大败张士诚，张士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都在恐慌中度日。其实，早在张士诚起事之初，高邮知府李齐曾诱劝他投降朝廷，而张士诚当时也确实动过这个念头，他曾诚惶诚恐地向李齐曾大人表示“愿受民职自效”，只不过后来因为形势变化，才又重新反戈，攻州夺县，杀戮朝廷命官，甚至据地称王……事情越做越大！眼下朝廷大军再度压境，张士诚与文臣武将“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最后终于商定在城破之日，率部突围，逃亡于大海。
眼看高邮城旦夕不保，孰料元军竟然毫无征兆地自动撤围而去，张士诚十分幸运地逃过一劫。这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其实是源于元廷内部的政治倾轧。从某个意义上讲，也是因为脱脱丞相正派能干的结果。
脱脱丞相乃元朝老资格的中书省右丞相伯颜之侄。伯颜原是元朝大将，才略出众，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就已担任中书省右丞相之职。元惠宗即位之前，朝廷有很大的争议，元太史甚至公然他如是评价：“不可立，立则天下乱！”后来，在伯颜等重臣的全力拥戴之下，惠宗得以即位。惠宗登基之后，伯颜备受器重，但是同时，他也居功自傲。《元史》称他“虐害天下，渐有奸谋”，此外，又因他推行极端对立的民族政策而引发了汉人大规模的反抗，凡此种种，渐渐招致惠宗的不满。公元1340年，惠宗在脱脱、世杰班等大臣的支持下，顺利扳倒伯颜，脱脱由此取得惠宗的信任，一路升迁，官至中书省右丞相。
元朝末年，脱脱丞相与为人奸邪的中书右丞哈麻素来不睦，哈麻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在脱脱丞相领兵外出平叛之际，哈麻以歪门邪道来取悦惠宗，他私下给皇帝介绍了几位会房中运气之术的西藏僧人，来教授所谓的秘密佛法。该佛法也叫“大喜乐”、“多修法”，说白了就是男女多人聚众行淫秽之事。原本还算聪明的惠宗此时却犯起了糊涂，竟然对这种刺激的淫秽活动着了魔，不仅因此将哈麻视作亲信，还封授予几位藏僧“司徒”、“大元国师”等头衔。这些藏僧得到皇帝的褒奖，更加有恃无恐，竟然把皇帝的母舅和兄弟等十余人也发展进来，共修所谓佛法，同时，大肆搜罗年轻美貌女子参与其中，共同淫乐，以致充作美女宿舍的穆清阁连延多达数百间。这帮人男女混居，君臣同榻，夜夜笙歌，朝朝宴会，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中书右丞哈麻一则因为与脱脱丞相有宿怨，二则忌惮脱脱正派，担心他平叛回朝之后会惩治自己的荒淫，乃决定先下手为强，趁惠宗玩得高兴之际，整垮脱脱丞相。打定主意之后，哈麻游说拉拢皇后奇氏。受二人的指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接连呈递奏折，称脱脱丞相“出师三月，略无寸功”，请惠宗将其治罪。元惠宗色令智昏，贸然采信了这套说辞。于是，正当元军奋战前线、高邮城旦夕将破之际，皇帝的诏书送达于脱脱手中。朝廷以“劳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盗，恬不为意”之罪，将脱脱丞相革职，暂时安置于淮安路；与此同时，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尔也被革职安置于宁夏路。
当皇帝的诏书送达前线尚未拆封之际，脱脱及诸将已经嗅到某种反常气息，参议龚伯璲谏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此，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大家劝说脱脱暂缓接旨，等攻下高邮平定叛乱再说。脱脱说道：“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坚持当众受诏。元军将士眼见百战艰辛而功败垂成，不禁愤恨大哭。据《元史》记载，“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如元所附者，多从红巾军”。朝廷派来接替脱脱帅印的泰不花、月阔察儿及雪雪等人，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被久困城中的张士诚恰如久旱逢甘霖，乘机率兵杀出。围城元军无心恋战，仓皇溃退，高邮之围就此得解。
奸臣哈麻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成功扳到了对手，却致使元军耗费钱粮围剿张士诚的军事行动功败垂成。在粉脂堆中纵情淫乐的元惠宗，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即将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哈麻的挑唆下，他又下诏将脱脱改为流放云南。在徒徙云南的途中，脱脱被哈麻派人毒死。此事过后不久，惠宗下诏提升哈麻为中书左丞相，代行中书右丞相之权；哈麻之弟雪雪也由知枢密院事升任御史大夫。脱脱的丞相之职被哈麻替代，其状犹如朽木替换栋梁，帝国的大厦更加岌岌可危。元惠宗如此昏庸，元朝岂有不亡之理？自此以后，“元兵不复振矣”！
元军围困高邮失利，这对近在咫尺的滁州红巾军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郭子兴、朱元璋一时半会儿再也不用担心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是，四五万大军坐吃山空，军粮是个问题。朱元璋向郭子兴建议南取和州（今安徽和县）解决给养，并献出相关攻城计策。郭子兴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妻弟张天祐为前锋，朱元璋为后援，一举拿下和州。朱元璋在这次战斗中再度建立战功，被郭子兴任命为统率和州兵马的总兵官。
与上次在定远、滁州亲自发展起来的那支队伍不同，和州诸将如张天祐等人，他们大多都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年龄资历都比朱元璋老深，眼见朱元璋年纪轻轻却已位居一方军政首脑，心中颇不服气，对其很是怠慢。每每召开军事会议，他们毫不客气地从右至左（元朝以右为尊）依次坐下，把最左边的那个座位留给朱元璋。可是等到议决军政之事，这些平素只会冲杀打斗的将领们却又静默无语，一个个宛若木偶，独有朱元璋“剖决如流，咸得其宜”，只有这种时候，众将才略微心服。
一次，和州守将召开会议，议定修葺城防事宜。诸将分段包干，限三日完成。期限到时，朱元璋会同诸将逐段验收，除他本人的那段以外，其余诸将皆未按期完成。回到议事厅，朱元璋一改常态，理直气壮地面南而坐，拿出郭子兴授予的委任状，板起脸来正色训诫道：“总兵，主帅命也，非我擅专！且总兵大事，不可无约束。今甓城皆不如约，事由何济？自今违令者，即以军法从事！”诸将理亏，皆唯唯诺诺。朱元璋趁势立威，接着宣布：在攻破和州城时，凡被诸位将校所抢夺的民间女子，除了无夫及未出嫁者可以留下之外，有夫之妇必须悉数放还！一时间，城中许多破碎的家庭得以重圆，百姓奔走相告，皆夸朱元璋的部队是仁义之师。
朱元璋在和州刚刚立稳脚，濠州的孙德崖因为城中缺粮，率领人马前来和州觅食。他将大部队分散驻扎于郊外民家，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要求入城居住。朱元璋清楚孙德崖与郭子兴有仇，知道这是一位惹事的主儿，但见其人多势众，自度难以阻止，只好勉强答应。
坐镇滁州的郭子兴闻听朱元璋与孙德崖搅和到了一起，不禁怒气冲天，带着亲兵星夜赶到和州问罪。翁婿见面，朱元璋跪地不语，态度十分谦恭。郭子兴喝问朱元璋：“汝罪何逃？”朱元璋压低声音说：“诚有罪，然家事缓急，皆可理；外事当速谋！”郭子兴问：“何谓外事？”朱元璋起身凑近郭子兴说：“孙德崖在此。昔公困辱濠梁，某实破其家以出。公今相见，宁无宿憾，此为可忧！”郭子兴听后默然无语，心中对朱元璋的怀疑却消除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