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局面，朱元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他先是提出“安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轻徭省役的农业政策，亲自带头“节用”惜民，并在全国各地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屯田制度，广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他对历史沿袭下来的匠户制度实行改革，鼓励广大工匠积极从事工业生产，并积极实行配套的商业政策和货币形式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建设发展，到洪武后期，长期的战争创伤得到医治，整个大明帝国“户口增，田野辟”，市场商品经济繁荣，城乡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府库充盈，这就是朱元璋所创造出的“洪武盛世”，它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是朱元璋的一项重大历史功绩。
再就是铁腕反腐，整治吏治，兴办教育，推行教化。中国有句老话：梁不正下梁歪。一个社会的民风，往往是自上而下潜移默化地逐渐渗透和带动。朱元璋在创建大明王朝之后，为了构建像上古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他带头从自己和所有皇室成员做起，励行节俭，勤政不辍。为了体恤百姓，尽量减轻全国人民的负担，他大力精减官府机构，压缩官员数量。
前文讲过，洪武年间，官民的比例约为一比一万，这种配置比例真是令人难以想像！不仅官吏数量少，而且俸禄待遇也很低，一个正七品的县令，每月俸禄仅有七石五斗米。别看官员人数紧，待遇低，但是朱元璋给他们分派的活儿却不少，他以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真可谓“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这桩难事竟让朱元璋给办成了，想想也是，饱食的鹭鸶不捕鱼，向来如此！
为了能够使各级官员奉公守法，朱元璋用心良苦地编辑了一本《醒贪简要录》颁发给各位官员，以算帐的方式向他们提示农民的辛苦，以期唤起他们的良知，不去盘剥压榨百姓。当善良的劝诫不再奏效时，他便毫不手软地祭出了法律之剑，对那些贪赃枉法之徒施以笞、杖、徒、流、死五刑，后来甚而规定：受赃四十贯即处流放，受赃一百贯即处绞罪，受赃六十两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洪武年间，仅“空印案”和“郭桓案”，牵连被处死的官吏就达数万人，这个数字等于把某一时期全国的官员杀了几遍。如此血雨腥风的残酷杀戮，确实收到了震慑贪腐的效果，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洪武一朝乃是吏治最清明的一个时期，这是不争的事实。
吏治清明了，百姓也就心气顺畅。朱元璋相应配套地在全国范围大办教育，推行教化，将办学视为与农桑同等重要的“王政之本”。当年，明朝中央开设国子学（国子监），在郡县开设儒学，在乡村里巷开设社学，在驻军卫、所开设卫学……其办学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唐宋时代，为普及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淳朴社会民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提高综合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明朝之所以能够享祚近三百年，成为当时首屈一指世界强国，“洪武之治”奠定的坚实基础功不可没。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开国帝王和封建家长，朱元璋在执政的三十一年间，废除和改革了历史王朝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陈规弊政，为其继任者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涉及方方面面，精细完备，不但影响了整个大明王朝，而且还对后来的大清王朝产生重大影响。按照《清史稿·职官志》序中的说法：“（清）世祖福临入关，因明遗制”，亦即所谓的“清承明制”。因而可以说，为后世创建完备的典章制度也是朱元璋的一项历史贡献。
盘点中国历史，在由农民起义推翻前代王朝的基础上而建立新的统一帝国的共有西汉、东汉、唐朝、明朝、清朝等五个朝代。笔者曾因写作《天命的真相·刘邦帝王之路》一书而认真研究了西汉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公道地说，不论是夺取江山的难易程度，还是建国之后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抑或个人的才华韬略远见气度，从这诸多方面来看，刘邦都要逊色朱元璋很多。如果说刘邦有胜朱元璋一筹的地方，那就是运气——朱元璋的江山是靠自己个人的真才实干打拚下来的；刘邦的天下当然也是打下来的，但运气占了很大的份额，他借靠了项羽的东风，嘻嘻哈哈、稀里糊涂就成为一代开国帝王，而且建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建树。故而可以说，无论是个人才干还是历史功绩，朱元璋都远迈刘邦。
东汉的缔造者光武帝刘秀，他在王莽改朝换代之后，以高祖后裔的名分随兄长刘寅在家乡舂陵（今湖北枣阳）发动起义，以恢复汉家制度相号召，通过一些官僚和地主的支持，势力逐渐壮大，最终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他的江山得来固然也不容易，但因为有块“高祖后裔”的招牌挂着，终究比朱元璋轻松许多。建国之后，刘秀基本上是承袭西汉典章制度，所实行的“度田”改革，不仅因地主豪强的反对半途而废，而且使得地主豪强势力在日久之后空前膨胀，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看待封建时代国家的兴衰，人口是一个硬性指标，光武末年，全国共有四百二十七万户，暨二千一百万人，这个数字仅及西汉极盛时期的一半，历史所谓的“光武中兴”，成就委实有限。拿刘秀和朱元璋相比，二者孰优，读者自有分晓。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本系北朝关陇贵族，乃隋炀帝杨广的亲表兄弟，七岁时袭封为唐国公。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他以太原留守的身份起兵攻占长安，扶立隋炀帝杨广之孙杨侑为帝。杨广于江都被杀之后，遂逼杨侑禅位，建立唐朝。开国之后，他一面削平各地割据势力，一面也在制度上做些改革，不过，他在位期间，国家大体上还是沿用隋朝的典章制度，并且社会经济恢复得也委实有限，还是以户口为例：李渊执政期间，全国载籍户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李渊死后，其继任者唐太宗李世民在隋制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备典章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父子两代人接力，才实现了“贞观之治”。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开拓者李渊的创业起点远远高于朱元璋，而他的功业建树却又远远逊色于后者。
至于后世清朝的开国皇帝清太宗皇太极，他从父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羽翼庇护下开始其军事政治生涯，他的一生虽然为满族的发展及大清王朝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客观地说，彼时的满清王朝还只不过是局促东北一隅而与大明王朝相对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而已，他的功勋业绩自然无法同朱元璋相比。满清入主中原的皇帝是清世祖福临，此人虽然趁着中原农民起义的内乱定鼎北京并靖平了宇内的各个割据政权，但是他所推行的民族征服和压迫政策地严重
激化了汉人与满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造成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以至于全国许多地方田地荒芜，人烟绝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圣祖玄烨执政时期，才逐渐得以扭转和改观。至于大清帝国的典章制度，前面刚刚说过，是“清承明制”，乏善可陈。不言而喻，无论是清太宗皇太极抑或清世祖福临，他们的功勋业绩都和明太祖朱元璋不在一个档次上。
上述言论并不偏颇，论及朱元璋，古往今来有许多与笔者所见略同之人。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世祖福临曾经极其敬仰地称颂朱元璋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度详，朕所以谓历代诸君不及洪武也。”福临的儿子清圣祖玄烨也如是赞叹：“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这二位仅仅只是对朱元璋建国之后文治方面的功绩所作的客观评价，如果再结合其削平对手的武略来论，朱元璋真正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一代伟大帝王。
写到这里，这本书也行将完稿。综上所述，读者想必已经清楚：朱元璋从一介贫民通过打拚而成为一个伟大王朝的开国帝王，个中既有天赋使命的客观因素存在，同时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勤苦努力和奋斗。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早年的苦难生涯反倒成为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资产。
在长期的漂泊流浪中，朱元璋广泛地接触了世态人情，无比清沏地洞察了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斗争生涯中，哪怕与对手相隔万里，也能够做到对其洞若观火，然后精准地做出判断。加之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兵法韬略，无不涉猎，因而常常可以做到未卜先知、未雨绸缪，将所有对手都执玩于掌股之中。
位登九五之后，朱元璋没有忘本腐化，而是继续以农民式的辛勤和节俭治理他的国家，为子孙后代的江山社稷操劳，以致于为后世历史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这种性格特质是历代所有帝王都无法具备的，它独属于朱元璋，他因它而成为一个不朽的传奇，同时也是天命的注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