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君臣三位皆是饱读诗书的文人，而且年纪都不大，设若让他们作为配角，出出主意，提提意见，倒不失为一条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管道，然而，在朱元璋驾崩之后，他们三位却以主角的身份登上历史的舞台，去决策整个大明帝国的未来，这就悲剧了。君臣三位坐井观天，纸上谈兵，原本已犯政客兵家之忌，偏偏朱允炆的这两位肱股之臣还很自负，各自都觉得自己满腹韬略，智识过人。齐泰认为擒贼擒王，主张先从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下手，黄子澄则反驳道：“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这个理由一锤定音，削藩的顺序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七月，建文帝朱允炆突然派李景隆率军奔赴开封周王府，将周王朱橚全家押解到京城，以其犯有谋反罪为由，宣布废为庶人，全家迁徙至云南。十二月，朱允炆以“贪虐残暴”之罪，又将代王朱桂废为庶人，全家迁移到大同看管起来；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以“不法事”罪名，将岷王朱楩废为庶人。之后，齐王朱榑、湘王朱柏又相继被废，齐王全家被囚于京师，而湘王的结局更为悲惨——为了避免被囚受辱，他率全家在宫中举火自焚！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朱允炆显然并没有去遵行曾对爷爷朱元璋所作过的表态，以“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等相关步骤去应对诸王的不法和罪过，其残酷凌厉的削藩举措无法不使存余的那些藩王感到恐惶和胆寒。在紧张的削藩氛围中，燕王朱棣更是备受煎熬，他明白自己当下的处境，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放手一搏！
通过前文的介绍，读者知道，在朱元璋的二十多位皇子中，燕王朱棣算是其中较有才干、出类拔萃的一位。他自幼在父皇严格的督导教育之下长大，之后又随同几位皇兄在凤阳故乡呆了几年，这段时期，他广泛而深入地接触民间，“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二十岁那年，他之国就藩，开始担负起监督那些镇守北疆的功臣宿将以及协防边疆的重任。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他奉命出击北元，大获全胜，其声望盖过所有诸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之后，坐镇北疆的秦王、晋王先后病逝，燕王朱棣成为万里北疆的首席统帅，更为朝野所瞩目。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朱棣深谙此理。他原本就有觊觎皇位之心，如今又陷入与皇帝两不相容的势态，岂能不为自己打算？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位野心家——姚广孝，不时给他打气加油，推波助澜。
说来有意思，野心家姚广孝竟然是位僧人，他原藉长洲（今江苏吴县），生于后至元元年（1335年），仅比朱无璋小七岁，他十四岁削发出家，取佛教法名道衍，“姚广孝”是燕王朱棣登基当皇帝之后赐给他的名字，这里仍叫他道衍。
道衍虽然位列僧人，却不是什么正经和尚：身披袈裟，不去钻研佛学经典，诵唱阿弥陀佛，而热衷于四书五经，念读子云诗曰；更加与众不同的是，身为和尚，他却拜了一位名叫席应真的道士为师，学习阴阳术数，以图窥察天地万物之机某年他游历嵩山，偶遇当时的著名相士袁珙，后者大吃一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是元初时期的一名和尚，曾经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建功立业 ，道衍听袁珙把他比作刘秉忠，心中暗喜。他曾经写过一首咏叹秦始皇与刘邦的杂诗：“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由此可以看出道衍是一位胸怀大志并以建功立业为己任的异僧，然而，他蹉跎半生，并不得志。洪武中期，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挑选僧人随侍诸王，诵经荐福，年近五旬的道衍被分配给燕王朱棣，由此迎来人生的转机。朱棣素怀窥望皇位之野心，道衍恰有建功立业之大志，两人一拍即合，道衍时常“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不断地向朱棣灌输天命在燕观念，这还只是洪武时期的事情。
洪武三十一年（1398），老皇帝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立马展开削藩运动。随着周、代、岷等藩王的相继被废，燕王朱棣时时感到唇亡齿寒，道衍则趁机鼓动他举兵起事。起初，朱棣尚心怀担忧，说：“民心向彼，奈何？”意思是朱允炆是名正言顺的法定皇帝，为臣民所认可，造反恐怕难以成功。道衍回答：“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接着又介绍袁珙、金忠等术士给燕王看相卜卦，皆称他有帝王之命，朱棣这才下定决心。主意拿定，一干人“阴选将校，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日夜铸兵器”，做举兵造反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燕王朱棣私下磨刀霍霍，建文皇帝朱允炆那边也没闲着，君臣三人一直在为是否对燕王下手以及何时下手而讨论不休。在朝廷囚禁诸位藩王的过程中，朱棣曾经上表求情，亦曾触动朱允炆的恻隐之心，齐泰和黄子澄谏道：“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促使建文帝横下心来一口气废黜了五位藩王，尔后，矛头便直指燕王。他下诏撤换了北平的军政长官，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令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另以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屯驻开平，令都督徐凯练兵临清，耿瓛练兵山海关，用大军压境的形势控制燕王。
其实，此间建文帝若果欲图燕王，其情形就如探囊取物，远不必如此麻烦。因为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燕王朱棣曾按礼制亲赴京师朝觐新君，入殿之际，朱棣“行皇道入，登陛不拜”，这种嚣张无礼之举引起群臣公愤。时任户部侍郎的明初才子卓敬愤而上奏，请求皇帝趁机将燕王拿下，然后徒徙于南昌。没想到朱允炆以燕王和自己系叔侄之亲为由，坚决拒绝采纳卓敬的这一计策。四月，朱棣安然回到北平。这期间，平素不断鼓动皇帝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却始终毫无作为，书生谋臣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五月，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直觉告诉朱棣，自己这次是再不能冒险进京的，但是，按照礼制，父皇的忌日也不能不去，思来想去，最后他以自己身染重病为由，派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和三子朱高燧三人代替自己前往京师祭拜，然后，“称病笃，乞三子归”。兵部尚书齐泰这次倒有主张，他建议将燕王的三个儿子扣留下来作为人质，此间，魏国公徐辉祖也坚决主张不能将此三人放归燕地。值得一提的是，徐祖辉是徐达之子，从个人关系来论，朱棣的这三个儿子是其亲外甥，他大义灭亲是为了国家利益。孰料黄子澄却提出不同意见，他建议“不若遣归，示彼不疑，乃可袭而取也。”建文帝朱允炆几经犹豫，最终还是将朱棣的三个儿子遣归北平，白白丧失了以人质要挟控制燕王的大好条件。
三个儿子毫发未损地回到燕地，朱棣仍旧装病，而且愈演愈烈，出现精神病的症状：他时常像流浪汉一样混迹北平街头，时而蒙头昏睡，时而痴语傻笑，甚至争抢市民手中的食物。朱允炆闻报，密令张昺、谢贵前往燕王府查看究竟——大热的夏天，朱棣竟然披着棉被紧挨着火炉烤火，嘴里仍不住地喊着“冷”。目睹此景，张、谢二人一商量，觉得燕王确实病得很重，便如实奏报给皇帝。
六月，齐泰逮捕了朱棣派到京城的使者邓庸，经过审讯，邓庸将燕王招纳士兵、私铸兵器和装病以俟时机造反等情况一一招供。建文帝见燕王反迹已露，令张昺、谢贵等人加强对燕王及其亲属的监视，保持高度戒备，同时密诏北平都指挥使张信立即逮捕朱棣。张信长期驻防燕地，与朱棣私交不错，接到皇帝的命令，他一时犹豫不决，其母得知原委，大吃一惊，赶紧制止道：“不可！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 张信听了母亲的话，转而决定向燕王朱棣告密。大明王朝的未来的走向，就这样被一位家庭妇女给改变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诡谲。
七月，朱棣用计擒杀了前来执行逮捕燕王官属任务的张昺、谢贵等人，并命令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取北平九门，占据了北平。紧接着，朱棣从朱元璋留下的《祖训条章》暨“如朝元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这一条款中找到依据，遂以尊祖训、清君侧、诛奸臣、靖国难为名，举兵反抗朝廷。朱棣自然没有什么“天子密诏”，为了师出有名，他在誓师大会上义愤填膺地表示：“予已上书陈情，请诛奸臣，今少主为奸臣所蔽，恐不见答，则惟应以尔等往清君侧之恶，扶国家于既坏，安宗社于垂亡 ！”一番巧言令色，虽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但总算把自己谋逆造反的动机给遮掩起来。
所谓的“靖难之役”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正式开打：建文帝朱允炆起初是派洪武朝遗留的老将耿炳文率三十万大军前往平叛，然而，军事才能平平的耿炳文并不是朱棣的对手，他的军队在河北真定遭受败绩；接着，黄子澄保荐李文忠之子曹国公李景隆为征北大将军，率五十万大军北上平叛，两军在白沟河决战时，本来胜券在握的李景隆，却因怪风吹折了帅旗而使军心动摇，意外遭受惨败；朱允炆撤掉李景隆，任命极富军事才能的盛庸为统帅，在取得东昌之战的胜利之后，不久之后的夹河之战，却又因为怪风捣乱的缘故莫名其妙地输给了朱棣……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在经过无数次命悬一线的艰险之后，最终出人意料地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顺利登基，即历史上颇有建树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在朱棣攻入南京之后，举火焚烧了皇宫，其人却不知所终。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则被朱棣凌迟处死。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就这样以朱棣的完胜告终。
仅仅一场削藩运动，竟然闹得自己皇位不保，这是朱允炆万万不曾料到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其一，齐泰、黄子澄等人系科班进士出身，这类人的显著特征是缺乏人情世故的历练，专擅笔墨文章，坐谈立议无人能及，临机应变则百无一能，建文帝以这些学院派人物做参谋，乃是他败亡的首要原因；其二，由于朱元璋将能征惯战的勋臣宿将诛杀殆尽，造成朝廷在处置燕王反叛事件时没有名将可派，是第二个原因；其三，纵观“靖难之役”中数次凭空诡异出现的大风助阵，不由得你不相信朱棣有天命在身。
所幸的是，朱棣到底还是朱元璋的儿子，他虽然靠武力夺取了皇位，但是朱明江山并没有改名易姓，也没有出现朱元璋所担忧的“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之类情况。若朱元璋地下有知，他在怜惜自己爱孙的同时，也当会感到一些安慰。
§§§第三节 一代雄主盖棺定论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当之无愧是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甚至靠乞讨叫化苟活于世，真正是一穷二白，然而，一旦风云际会，天下大乱，为了活命，他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从最基层的士兵做起，仅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就削平群雄，赶走蒙元统治者，创建大明王朝，尔后，他又励精图治，孜孜不倦，用其余生的三十一年时间，不仅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洪武盛世”，而且还亲自制定了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以致对明、清两个封建王朝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笔者就朱元璋的人生成败及历史功过做一番公正客观的评论。
古往今来，人们谈起朱元璋，往往说他是“天纵圣明”。此话虽是溢美之辞，但从事实来看，却也不谬。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造物主提前导演好的一场大戏，那么，朱元璋就是被安排的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主角。纵观朱元璋与群雄逐鹿天下的每一次战役，他或亲冒石矢，临阵督战，或坐镇后方，遥控指挥，皆如有神助，胜券在握。以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大战为例，陈友谅以六十万汉军对决朱元璋的二十万吴军，汉军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悉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吴舟小，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几殆！”危在旦夕之际，郭兴建议采用火攻，可是火攻必须有东北风相助，当时正值七月的晴朗天气，鄱阳湖水域无纹丝之风，更逞论冬天才有的东北风！朱元璋仰望蓝天，默默祈祷，下午申时许，湖面上果然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趁势以七条引火小船冲入陈友谅的连锁巨舟阵中，将其水军焚烧得七零八落，一举扭转了战场局面。这突兀而来的东北风，说它是源自神灵相助也未尝不可。
古人相信神祇和天命，他们在修编年史时，凡有日月星辰、风云雷雹以及虹霓地震等重大天象，无不一一按时记录在册，以供后人检索时势和天象的关系。如果阅读《续资治通鉴》、《明太祖实录》等涉及朱元璋的编年史，读者就会发现，神秘的天象与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并在冥冥中神奇地指导他建功立业。自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亲征武昌、俘虏陈友谅之子陈理之后，朱元璋就再也不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而是坐镇应天（南京），夜晚坐在皇城之内的观星台上，通过参悟天象的变化对前线将领发出各种指令，其判断每每应验，令诸将心悦诚服。
建国之后，朱元璋依旧通过参考天象示警来处理国家事务，这个习惯终生不改。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朱元璋曾如是对侍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
综合朱元璋平生的所作所为来看，“天命”显然不是朱元璋拿来做秀的东西，而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信仰，他以参悟天象等形式与上天沟通，从而获得处事治国的灵感。纵观朱元璋一生的际遇，“天命”的影子确实无处不在，或许朱元璋真的承载着某种“天命”，见仁见智，读者自己评判吧。
尽管有天赋使命，也还是离不开其个人的勤奋。朱元璋出身贫贱，幼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家里无钱供他上学读书，他曾在《高皇帝御制文集》中回忆说：“朕于幼时，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学业，故兄弟力田于畎亩之间，更入缁流，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数年的乞讨游历生活，使他眼界开阔并树立了志向，回到皇觉寺后，他“始知立志勤学”。融入红巾大起义的洪流之后，随着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等诸多读多人的加盟，他耳闻目染，愈发感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于是“时乃寻儒问道”，“日攻询访，博采志人”。每到一地，总是“令有司访求古书籍，藏之秘府”，在儒臣的讲解下早晚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