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遭此变故，蓝玉一时头脑发懵，但很快就清醒过来，明白“勇略震主者身危”这句老话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验证，过往那些公侯被杀的先例使他十分清楚皇帝处理此类事件的意志，既然被杀已成定局，蓝玉索性横下心来，对所有指控一概否认。此间，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当负责审问的詹徽大声喝斥其招供同党时，蓝玉对他怒目而视，尔后高呼：詹徽乃我同党！朱允炆大吃一惊，随即令武士将詹徽拿下。这个场景令其他审讯官目瞪口呆，不敢张狂，审讯就此中断。朱元璋也不再要蓝玉的口供，第三天即以谋反罪将其剥皮处死，并夷灭三族。
蓝玉被诛，皇帝命令彻查蓝党，于是，一场针对勋臣老将及其子弟的大规模清洗活动正式拉开，套路一如“胡惟庸党案”，照样是刑讯逼供，株牵蔓连。与前次略有区别的是，此次行动迅捷异常，有条不紊：到三月间，京城的中高级将领几乎全部杀光；四月份，蓝党的审讯记录编篡完毕，五月一日，这部由朱元璋亲自写序的《逆臣录》公布于世。涉及万余人被杀的大案，竟然在两个多月内全部了断，如此神速可以从侧面证明朱元平事前的预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九月，为安定人心，朱元璋下诏宣布：“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整个“蓝玉党案”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朱元璋在这份诏书中说是“族诛者万五千人”，但是，《罪惟录》、《明世法录》、《国榷》等史料的记载是约二万余人。笔者认为后面的数据更加接近史实，因为赦免诏书颁布之后，零星的诛杀仍在继续。
有关所谓蓝玉谋反，明王朝给出的说法如下：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早在追论胡党期间，朝廷就曾发现“玉尝与其谋”，但朱元璋念及其姐夫开平王常遇春之功以及与自己是儿女姻亲的情分上，乃“以开平之功及亲亲之故，宥而不问”。几次大战之后，蓝玉自持功高，愈发骄纵不法，“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几次向皇帝建言未获采纳，他便怨恨在心，私下对亲信说：“上疑我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朱元璋染上“热症”病倒，蓝玉认为时机难得，于是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舶舻侯朱寿、鹤庆侯张翼、东莞伯何荣（故元降将何真之子）、前军都督府都督杨春、中军都督府同知汪信、后军都督府同知祝哲以及自己的一些心腹部下，前往自己的府第商量谋反，并决定于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城到正阳门外劝农之际动手。不料，这些密谋早被锦衣卫特务侦知，二月八日，蒋瓛出首，蓝党伏诛。
《逆臣录》里面收录了大量的所谓案犯的口供，笔者曾作细致辨析，发现这些所谓供词彼此牵强矛盾，漏洞百出，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引述。笔者认为，蓝、胡两案，性质不同。胡惟庸以文吏身份混至丞相，平生惯用心计，他在朱元璋的有意纵容下专恣弄权，违法犯罪，当其意识到危险之后，乃考虑串连武将，准备放手一搏，故而“胡惟庸谋反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冤案。蓝玉身为赳赳武夫，以战马铁血在疆场上搏得显赫功名，骄纵不法之事肯定存在，可是，说他图谋造反则纯属栽赃。然而，即便如此，蓝玉被杀也并不太冤，细数他的种种骄横不法之举，试问，有哪个皇帝能够容忍？更逞论洞察人性且雄才大略的朱元璋！
为了确保国家的权杖能够在朱氏子孙手中顺利传递，朱元璋以“蓝玉党案”为纲，冷酷血腥地捕杀从“胡党案”网中漏掉的勋臣宿将。据笔者统计，以“蓝党案”被诛杀的有凉国公蓝玉、开国公常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普定侯陈桓、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定远侯王弼、宣宁侯曹泰（曹良臣之子）、西凉侯濮玙（濮英之子）、东平侯韩勋（韩政之子）、全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纳哈出之子，由海西侯改封）、东莞伯何荣、徽先伯桑敬（桑世杰之子）等，共计二公、十二侯、二伯。此外，另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两位文臣和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等一大批高级武官同时被杀。整个“蓝党案”对当时的朝廷高层官员而言，堪称是另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
§§§第三节 零散陨落的将星
朱元璋前者为了打击淮西功臣集团的势力，设局制造了“胡惟庸党案”，后者为了给皇太孙朱允炆接班铺路，不惜大兴“蓝玉党案”冤狱。终洪武一朝，朱元璋先后共封九公和五十四侯，其中，胡、蓝两案所诛杀的公侯占到半数以上。那么，剩下的那些公侯，他们的命运如何呢？这里拣重点的给读者介绍几位。
第一个来说魏国公徐达。徐达是濠州钟离人氏，与朱元璋是正宗老乡，徐达年少四岁，许多写朱元璋传记的作者，据此便宣称两人是自幼便在一起割草放牛的伙伴。这个说法很荒唐，就读史不详的结果，《明太祖实录》如是记载了君臣二人初次相遇的情景——“上起义兵于濠梁，达来谒，上与语，奇之，留置麾下。久之，察其志虑材略皆非众人所及，上益喜曰：‘此大器也！’”明摆着是成年之后才相识，何来少年伙伴一说？
论战功而言，徐达当之无愧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虽名曰“勋臣第一”，但他的所谓功劳总是多少给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徐达则不然，他所有的功劳都证据确凿，可以量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这与他的能力、德性以及朱元璋的信任都有很大关系。口说无凭，且看史料的原始记录：“达为人言简虑精，令出不二，诸将敬若神明而小心慎密，在上前谦谨若不能言。及受命征讨，奉行成算，如恐不及，所至之处，攻城略地，不妄杀戮。兵法严明，军民不扰，得壮士辄释不杀，率而徂征，与士卒同甘苦，士卒不饱不食饮，不营定不就帐，伤残疾病者亲慰问，给医药，至有违令扰民，必戮以徇。不贪女色，不好货利，功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这么一位文韬武略、又谨慎奉公的帅才，相信每一位雄主都会引为股肱，朱元璋曾如此评价他道：“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将军一人而已！”推重和仰仗之情充溢字里行间。
洪武九年（1376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将徐达召至便殿，对他说：朕与卿是同乡同里的布衣之交，朕对卿的依赖又非一般人可比。自古君臣之交深厚者常常互为婚姻，朕想为四子棣求卿之女为配，贤卿肯答应吗？徐达诚惶诚恐地叩头道：小女不才，能够侍奉四皇子是她的福份，一切全凭皇上主张！就这样，徐达的长女嫁给了燕王朱棣，她就是后来明成祖朱棣的正宫娘娘仁孝皇后。
这样一对同乡加战友加姻亲的创业君臣，照理来说应当是十分令人羡慕的。然而，由于朱元璋诛杀功臣的诸多前科，后世人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多有妄测，甚至有很多人公然结论，称徐达系被朱元璋谋害致死。通常流传的版本大致是这样的：徐达功高盖世，威望崇高，朱元璋忌惮他功高震主，便设计谋害。徐达于提心吊胆之中气郁所积，后背生疮，朱元璋乃将其从北平驻地调回京师养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病情得到缓解。洪武十八年（1385年）元宵节刚过，朱元璋打听到徐达之病忌食发物，便偏偏赐予一只蒸鹅。徐达明白皇帝的用意，含泪吃下，结果背疮复发，于二月二十日死去，时年五十四岁。另据《翦胜野闻》记载，说朱元璋赐给徐达的食物不是蒸鹅，而是马肉。总之，是说徐达系被朱元璋蓄意谋杀。
上述说法均系民间野史之言，而正史《明太祖实录》却如此记载：“是年，太阴数犯上将，上忧之，诏达还朝。十二月，有疾，上遣使四召名医治之。及祷于山川城隍之神曰：‘曩者，天下有乱，朕命将偃兵息民，大将军徐达之功为多，今疾勿瘳，朕特告神，愿全生数载，固宁万姓，朕他日与达同往，惟神鉴之。’”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很重要：一方面，朱元璋为徐达之病而祷求于神之事绝对存在，因为《明太祖实录》是编年史，而皇帝的公务活动是重大事件，众目睽睽，史书不敢公然造假；另一方面，朱元璋以真命天子自居，骨子里极其信仰昊天上帝及诸神。对于这么一位尚继续有求于上帝诸神保佑其子孙江山永固的人，若说他胆大到竟然敢对上天诸神口是心非乃至做秀造假，笔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和情理。
徐达的死因虽然富有争议，但他死后的哀荣却是被人一致公认：他被“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其上三世皆封王爵，妣皆封王夫人”，并且“赐葬钟山之阴，仍命诸王遣官致祭，又塑像，岁时祭于功臣庙”，朱元璋亲自为其书写碑文“偃兵息民，混一区夏，奠安神人之功”，立碑墓道。此外，徐达的后代也都得到皇帝特别的恩遇：长子徐辉祖袭封魏国公，次子徐添福早夭，三子徐增寿被提拔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四子徐膺绪任职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四个女儿中有三个都嫁给了皇帝的儿子——除长女嫁给燕王外，次女嫁给代王，三女嫁给安王。和其他被诛公侯动辄遭受灭族的下场相比，朱元璋对徐家如此的殊遇隆恩，多少也可以从侧面佐证一下徐达的真实死因。
徐达之死，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请读者自去揣摸，笔者不宜妄下结论，同时也奉劝大家不要人云亦云。
第二个来说曹国公李文忠。本书前面讲过，李文忠是朱元璋二姐的儿子，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母亲染疫去世，父亲李贞便带着年仅四岁的李文忠四处逃荒流浪。十四岁那年，他在滁州与舅舅朱元璋重逢，一度改名朱文忠，成为舅舅诸多义子之一，命运从此发生转机。
舅舅朱元璋对文忠“自幼抚育，视同己子，教以文艺，习以弓马”，两人乃“以分则君臣也，以亲则甥舅也，以恩则父子也”这种非同寻常的亲人关系，加之文忠又聪慧英勇，故升迁很快。
至正十八年（1358年），年仅十八岁的李文忠便以帐前总制亲军左副指挥兼元帅的身份，率军与邓愈、胡大海等人，攻略浙东，旋即以浙江行省右丞身份镇守严州，统一指挥浙西一线的防务，牵制张士诚达数年之久，从而使朱元璋能够安心与陈友谅单打独斗。在朱元璋与张士诚决战时，李文忠又自南向北攻下杭州和绍兴，使苏州失去屏障，加速了张士诚的败亡。洪武二年（1369年），李文忠以偏将军的身份配合徐达、常遇春北伐追击元惠宗，在凯旋回师的路上，常遇春暴亡，李文忠又受命接替常遇春的征虏副将军之职。洪武三年（1370年）正，明军再次大举北征，徐达任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任征虏左副将军，位列冯胜、邓愈、汤和等名将之上。这次北伐，李文忠攻克北元的首都开平，俘虏元惠宗之孙买的里八敕、惠宗的后妃宫人和大批诸王、达官以及宋元玉玺等宝物，立下不世之功。同年十一月，朝廷大封功臣，李文忠被册封为曹国公，并同时出任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左都督。这一年，李文忠年仅三十岁。
李文忠的辉煌成功，个中或许会有一些朱元璋的亲戚因素，但是，纵观他的军事生涯，更多部分则源于他自身的能力，他以过人的勇略才干为自己挣得了赫赫功名！然而，这么一位堪称人杰的优秀外甥，却和舅舅朱元璋之间有着至死也难以解开的尴尬之结。
这个所谓的尴尬之结出自刘辰《国初事迹》的记载，说文忠当年镇守严州之际，将妓女韩氏接到府中住宿，被检校杨宪暗中报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派人杀死韩氏，并将文忠带回应天，准备严加问罪。后经马夫人劝解，朱元璋将文忠严厉斥责警告一顿，然后放回严州。
文忠死里逃生，回到严州后一直惊惧忐忑，此间，他手下的儒士赵伯宗、宋汝章便乘机劝他投降张士诚，说将军此次能够回来，下次再去，则很可能一去不归，不如及早打算。文忠听信馋言，就派赵伯宗前去联系张士诚之弟——杭州守将张士信，双方谈好条件，文忠决定叛降。
正当他与郎中侯原善等人商议草拟投降书之际，正巧朱元璋遣使来召文忠回应天。文忠见是舅舅的亲笔家书，使者又亲热和善，虽心中忐忑，也只好随之回去。到了应天，朱元璋高兴地询问前线防务，又面授攻防机宜，舅娘马夫人也将他召去，殷切关怀，谆谆叮嘱。
文忠既感动，又惭愧，返回严州后把侯原善找来商议，说我几乎被你等所误，此事当如何处置？若事泄露，我有何脸面去见父帅？侯原善便献出一条杀人灭口之计。文忠依计而行，将赵伯宗、宋汝章等其他知情者扔进江中溺杀，此事暂告一个段落。
一晃十多年过去，胡惟庸案发，在对“胡党”的追查中，这桩尘封已久的秘事被暴露出来。读者不妨设想一下朱元璋的心情，他的亲侄朱文正因谋叛被他鞭死，现在又抖露出亲外甥的这档子往事，让他情何以堪？两位至亲晚辈都是他一手拉扯，培养长大，关系恩同父子，可是，一俟风吹草动，皆离心离德，谋叛投敌，亲情信义，荡然无存。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都会觉得伤感和悲凉，好在只是陈年往事，朱元璋不便对文忠发作，但是对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冷淡下来。
李文忠素有向舅舅提建议的习惯，朱元璋一向也都认真听取。此事暴露之后，文忠一直蒙在鼓里，只是日渐发现舅舅对自己的态度变了。一次李文忠委婉建议舅舅不要滥杀大臣，说人才难得，不像路边青草割而复生，请陛下多给人自新机会。朱元璋沉下脸来冷冷回了一声“朕知道了”，弄得李文忠一头雾水。
不久，李文忠又就裁减宦官之事劝谏舅舅，说宫中冗员过多，有悖于“天子不近刑人”的古训，请陛下宜更加裁省！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道：这话是谁教给你的？李文忠慌忙回答：是臣愚昧，胡乱说的。事后，朱元璋想到当年文忠谋叛便是因为儒士挑唆之故，而眼下文忠仍旧“多招缙绅士人于门下”，怀疑文忠之语又是出自这些儒士的点子，不由得十分恼恨，便派武士闯进李府，将那些幕僚儒士全部抓走杀掉。李文忠惊惧之余蓦然想到，许是当年谋叛之事已在舅舅面前暴露！心病一生，很快就病倒了。
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李文忠病情加重，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前去探望，并责成淮安侯华中督理医生诊治。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亲自前往探望，病入膏肓的李文忠见舅舅驾临，病色沉沉的脸上闪现出喜悦和光彩，强打精神让人把自己扶起，被朱元璋止住。李文忠喘息着说：舅舅，孩儿恐怕不能够在您面前尽忠尽孝了！说毕，眼角渗出两行浊泪，朱元璋闻言，一时也有些心酸。李文忠嘴角抽搐几下，接着又嗫嚅地说道：蒙舅舅信任，孩儿在严州十年，却有一事藏于心中，觉得愧对舅舅……重病之中的外甥那满脸的痛苦和虔诚，勾引起朱元璋的骨肉之情，急摆手止住李文忠，安慰道：以前之事不必再提，若舅舅把凡事都记在心上，也就成就不了今天的大业，你不要多想，安心养病吧！说完，便匆匆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