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文讲过，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在平定甘陇之后，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因为急于请赏，竟在无皇帝诏令的情况下，擅自引兵回京。洪武初期，元朝虽然失去在中原的政权，但是，蒙古人的军事实力仍旧强大，他们在东自辽东、西迄甘陇漫长的边境线上，联合各种反明势力，不时发起反击，令朱元璋日夜悬心，为此，他令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征虏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率领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都督蓝玉等一大批侯爵勋臣镇守北疆。徐达是朱元璋的同乡故人，官拜中书右丞相；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官拜大都督府左都督；顾时、王志均官拜大都督府同知，两人都是最早一批跟随朱元璋起兵的元老；蓝玉则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在朱元璋看来，正是因为这些元勋猛将战功赫赫，既亲且贵，才把他们调到北疆以作金汤之固。可是，这些元老勋臣又是如何回报皇帝的呢？我们通过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写给徐达、李文忠的一份敕谕可知一二：“将军总兵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虏之情伪未尝知之，纵欲如此，朕何赖焉？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朕今夺其俸禄，冀其立功掩过，如犹不悛，当别遣将代还。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将绳之以法，大将军宜详察之。”被托以干城之寄的元老勋臣就这样以醉生梦死、敷衍塞责回报皇帝，从某个意义上讲，这件事可以折射出他们骨子里对皇帝的轻蔑和对国事的儿戏。朱元璋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帝国台柱级别的元老勋臣骄奢淫逸，各级军官也就上行下效。许多军官虐待士兵、私役军人、奸宿民女、为害百姓，甚至草菅人命。相关例子举不胜举，这里姑且引用朱元璋在御制《大诰武臣》序言中的话来概括：“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现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库里的米一般，以似庄稼人种的田一般。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啊，他那心也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若比草木也不如！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是自家打破锅子里要饭吃么道？却似露天里放着米，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吃米，他也无了。却如庄稼人种田，本是一百亩，足本家食用，内卖去十四五亩，荒了数亩，尚且要饱饭吃，得也不得？如今做总兵官，贪财杀降，科敛出征头目，守卫管军指挥、千百户、镇抚、旗首人等如此害军啊，却不似打破锅子，烂了米，荒了田，卖了田？似这等为总兵的，望有功封公、封王、封侯，这等名爵里想着要呵，得也不得？那内外指挥、千百户、镇抚、旗首害得军十分苦楚，望长远受用，如何能够？这等害人的人，这个不有天灾，必有人祸。且如在京的管军官吏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力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过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来怎的好？这文书，各家见了啊，叫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人心了行，却不好？”
《大诰武臣》颁布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它辑录武臣之罪，其目的在于警示武臣。这篇序言篇幅冗长，用语平白，毫无雕饰，个中包含了朱元璋太多的痛心和无奈。
元勋功臣和各级军政官僚骄奢淫逸、贪赃枉法，这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损最高统治者的声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站在朱元璋的立场来看，除上述不利因素之外，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读者知道，朱元璋出身于赤贫农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自己拉队伍起家，对外与蒙元统治者、张士诚、陈友谅等各派势力血腥角逐，于内曾遭遇过邵荣、赵继祖等人的叛乱，经历艰险才百战功成。寻常百姓开垦一畦之地尚且百般呵护以期收成，更何况朱元璋创建的是拥有朝中九鼎、万里河山的大明帝国！任何人设身处地都会希望自家能够永葆这个庞大无比的产业，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问题就在这里：朱元璋从乱世中崛起，亲眼目睹并亲自主导了血雨腥风的残酷和权力角逐的惨烈，他本人当然有充分的本钱去驾驭麾下的文臣武将，控制当下的局面，可是，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呢？那就很难说了。太子朱标忠厚善良，其他皇子和皇孙也都是在蜜糖罐中长大，让老朱家这些稚嫩的晚辈们去掌控那些连自己都感到十分棘手的元勋功臣，怎么想都让人觉得不甚靠谱！
考虑到这些因素，被臣子们屡次辜负而日渐心寒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指望用苦口婆心的唠叨去打动那些冥顽不化的臣僚，而是决定改用残酷的杀戮去对付这帮桀骜不驯的家伙，以便让大明王朝的权杖能够在朱氏子孙手中顺利传递。
§§§第二节 牵连甚广的“蓝玉党案”
了解明初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凭借“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铲除了绝大多数勋臣宿将。两个大案的结果固然相似，不过，起因却不尽相同。胡案的起因是缘于相权和皇权的冲突，蓝案的发生却在于军权对皇权的威胁。
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出于对诸勋臣们骄横不法的痛恨和尾大不掉的担忧，曾借助“胡惟庸党案”大做文章，铲除了二十余位公侯级别的勋臣大将，并且还以“诸将老矣，令其还乡”的名义，诏令数十位公侯回到中都凤阳的公侯养地基地居住，另为每位公侯配备一百名“铁册军”，名曰侍卫，实则监视，期望以此手段来实现防范勋臣宿将的目的。
这些办法颇有成效，虽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开国勋臣们违法乱纪，但他们的举动皆在朱元璋的了解和掌控之中，可以随时对其酌情处置。这些已被妥善安置的剩余公侯，原本有望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和皇室相安无事，彼此共存。孰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个突发事件使得朱元璋原拟与勋臣宿将和平共处的思路急转而下。
原因在于皇帝的接班人问题。尽管朱元璋儿孙众多，可是，按照封建时代嫡长制继承原则，只有皇太子朱标的长子合适继承皇位。为了避免日后皇室内部的争斗，当年九月，朱元璋按照传统诏立朱标的次子朱允炆（朱标长子夭折）为皇太孙。朱允炆时年虚岁十六，其性格仁柔宽厚，酷似乃父。朱元璋此时已年届六十五岁高龄，他本能地想到，一旦自己撒手人寰，那些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骁帅武将，谁肯在年轻的皇帝脚下股栗匍匐？倘若他们萌生不臣之心，则后果不堪设想。正当朱元璋为此忧心忡忡之际，大将蓝玉的骄纵不法恰为其提拱了口实，于是，他再兴大狱，这就是有名的“蓝玉党案”。
蓝玉在本书前文已曾多次出现，他是常遇春的妻弟，安徽定远人，生得高大威武，面如重枣，浓眉怒目，一脸络腮胡须，绰号“蓝大胡子”。蓝玉早年跟随常遇春南征北战，勇猛无敌，颇得常遇春奖爱，朱元璋“亦以遇春故，特宠擢之”。吴元年（1367年），被授武德卫指挥使一职；洪武三年（1370年），升任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年），蓝玉任职征虏前将军傅友德麾下，入川征讨夏国；洪武五年（1372年），随征虏大将军徐达北伐，任中路军先锋，打败王保保；洪武七年（1374年），独自率兵出兴和，将王保保之弟脱因帖木儿打得狼狈逃窜；洪武十一年（1378年），与西平侯沐英一同率军赴洮州平叛；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战功进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左副将军之职随同征南将军傅友德征伐云南，位列沐英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年），先以右副将军之职出征辽东，迫降元朝开元王纳哈出，后又接替冯胜，代理大将军之职；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征虏大将军之职率十五万大军挺进漠北，在捕鱼儿海重创北元政权的大本营，朱元璋因此将其“比之卫青、李靖”，并进封其为凉国公……这些非同寻常的军旅履历显示，蓝玉是一位凭借赫赫战功成就英名的骁勇虎将。
公道地说，蓝玉并非一介武夫，他为将不仅有勇略，而且最初阶段也能做到奉公律己。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元朝镇守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留守昆明的云南行省右丞观音保献城投降，蓝玉率大军入城，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云南平定，蓝玉功居榜首，朱元璋为其加年禄五百石。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聘其女为十一子蜀王朱椿妃，如此一来，蓝玉又成了皇帝的儿女亲家。
照理来说，位尊权重又是皇室姻亲的蓝玉，更应当以身作则，维护皇室利益。可是，自恃劳苦功高的蓝玉却辜负了朱元璋的期望，他“专恣暴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民讼之，御史按问，玉捶逐御史”。尤其过分的是那次扫荡捕鱼儿海北征归来，蓝玉不仅“私其驼马、珍宝无算”；晚上大军经过喜峰关时，关吏因为有宵禁的规定，开门稍有迟缓，他便勃然大怒，“纵兵毁关而入”；此外，在回军途中，他还利用自己身为主帅的威势，私自奸污元主之妃，致其羞愤自缢而死。
回到京师之后，朱元璋召集群臣为这次北伐行动庆功，宴会上，朱元璋表彰了将士们的功劳，并特别称赞蓝玉，说“大将军犁庭扫穴，一战告捷，功垂永久，虽汉之卫青、唐之李靖不能过也”，并提议为蓝大将军的凯旋干杯。皇帝如此的恩宠，一般而言，做臣子的应当做出诚惶诚恐和感激涕零的样子，并说一些“蒙托皇帝洪福”、“仰仗圣上成算”之类的话，可是，蓝玉却一脸自得，不揖不拜，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而后大剌剌地说道：蓝某扫平这帮丑类如探囊取物，何足挂齿！
皇帝面前如此傲慢的作派，这在封建时代属于典型的无人臣之礼，朱元璋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蓝玉立下不世之功，朱元璋原本打算进封他为梁国公的，由于他沿途的种种不法行为，改封他为凉国公，并且将其过失镌刻于颁赐给他的铁券上，以示警戒。假若蓝玉够聪明，他就应该以此为戒，痛改前非，遗憾的是，这位攻城略池如探囊取物的虎将，在政治方面似乎缺乏悟性，他依然故我，我行我素。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二月，朱元璋令蓝玉督修四川的城池；次年六月，又令他率兵镇压施南（今湖北宣恩）宣抚司、忠建（今湖北来凤）宣抚司和都匀（今贵州都匀）安抚司的少数民族叛乱。此间，有人检举他“擅升降将校，黥刺军士，甚至违诏出师，恣作威福，以胁制其下”，但是，因为蓝玉圆满完成了任务，朱元璋下诏增其年禄五百石，以示嘉奖。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胡党案”高潮已经过去，考虑到西方、北方边境尚未完全靖平，朱元璋不得不将那些已被放回凤阳中都养老的公侯大将诸如冯胜、傅友德、蓝玉、徐辉祖、李景隆等，重新请出来到陕西备边练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初，朱元璋又将诸将召回京师，分别安排防区。其中，蓝玉以总兵官的身份被安排在兰州、凉州、西宁、甘州、肃州这一片防区，此地与北元残部的根据地罕东毗邻，形势最为紧要。蓝玉受命之后立即赶赴前线，向罕东发动猛烈攻击，将其一举平定。此间，元朝降将——现任建昌卫（今四川西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发动叛乱。因建昌卫地区川、滇、黔、藏交界之地，夷狄杂居，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朱元璋闻报，在令当地驻军紧急应对的同时，急调蓝玉的部队前往增援，为稳妥起见，他让蓝玉快马回京，面授机宜。
此次陛见，朱元璋算是亲眼见识了蓝玉的威势。原来，蓝玉此番带了几员部将回京，大家一同听过皇帝训示之后，朱元璋想留蓝玉单独交待一些事情，便让其他将领回避，他连说三遍，这些人一动不动。这时，只见蓝玉举起衣袖一挥，他们立马乖乖退出。这个细节留给朱元璋的印象实在深刻，作为好猜的雄主，他无法不对臣下的这种焰焰威势感到疑忌和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讲，蓝玉又向危险走近了一步。
恰在此间，太子朱标病逝，朝廷的政局被打乱。深谙人情世故的朱元璋从悲伤中冷静下来，思前想后，觉得铲除剩余勋臣骁将的策略势在必行！于是，他调整与公侯共富贵的决策，再度祭起“剿灭胡党”的大旗。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以“交通胡惟庸”的罪名被处死。叶昇虽系坐“胡党”之罪被诛，但却是皇帝铲除“蓝党”的序幕。
亲家叶昇被杀之际，蓝玉正在西部边疆平叛。消息传来，蓝玉心中那种兔死狐悲的感受不难想像。照理来说，凭着蓝玉在军中的权威和声势以及所能调动的兵马，完全可以和朝廷周旋一番，最多不过是鱼死网破，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悉心平叛，并很快活捉了月鲁帖木儿父子，械送京师斩首。建昌平定之后，蓝玉奏请皇帝“籍民丁为兵”，乘胜讨伐朵甘、百夷。朱元璋否决了这一建议，并命令蓝玉将所统大军一部分留守防御，一部分交回各卫所，其本人立即回京。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蓝玉回到京师，此时朝廷的空气已有几分紧张，一向大大咧咧的蓝玉却对此浑然不觉。时隔不久，他的一句牢骚话则彻底了葬送了自己的一切。
当时，朱标之子朱允炆已经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孙，按照惯例，皇帝安排几位朝廷重臣作为这位皇位继承人的辅佐官：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为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为太子太傅，开国公常昇、全宁侯孙恪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詹徽、兵部尚书茹瑺为太子少保。这本是一次十分正常的人事任命，没有多少另类含义，既使论资排辈，这个安排也非常公道。蓝玉大概确实被近年来的功劳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已经超过了冯胜、傅友德这两位前辈，俨然以当代第一武臣自居，这次任命令他备感羞辱，《明太祖实录》如是记载：“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当为太师，乃以我为太傅！’”《明史·蓝玉传》也描述了他的牢骚：“我不堪太师耶！”不论哪个说法，无疑都包含了蓝玉对皇帝的强烈不满情绪。
蓝玉的牢骚话传进朱元璋的耳朵，其心情可想而知。此间，北元政权已经彻底溃败，其残余势力已处于苟延残喘地步，全国的边防形势进一步得到巩固，他不必再对这些骁将武夫继续保持隐忍，于是决定拿蓝玉祭刀。
为确保行动的万无一失，朱元璋在行动之前，提前将在山西、河南等地驻防练兵的冯胜、傅友德、常昇、孙恪、王弼等大将召回京师，以便掌控。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早朝将罢，锦衣卫指挥蒋瓛突然出班参奏蓝玉谋反，蓝玉被当场逮捕，朱元璋下令皇太孙朱允炆和吏部尚书詹徽立即组织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