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在政治上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废除了丞相制度，而废除丞相制度是通过处死现任丞相胡惟庸、副丞相汪广洋这一手段来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惟庸党案”。该案前后析连长达十四年之久，累计诛杀三万余人，共有二十二位公、侯级别的开国勋臣被连坐处死，其中包括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真正堪称骇人听闻！
不消说，朱元璋废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独揽国家大权，不过，相关案犯毕竟是有小辫子被皇帝抓住。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胡惟庸党案”乃是朱元璋利用人性的弱点而提前设置的一个巨大阴谋，是他有意纵容的结果。
§§§第一节 文臣之间的“窝内斗”
起于微末的朱元璋没有学历，但正如史书所说，他不仅天生圣智聪明，目光如炬，洞察秋毫，而且做起事来条理分明，善于提纲挈领。当他一旦决定巩固皇权、压制勋臣时，首选对象便是那些位高权重、手无兵权且喜欢搞“窝内斗”的高级文臣们。其中，首当其冲者又是李善长。
自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李善长投奔朱元璋始，由于多谋善断，一直以来都是辅弼朱元璋的重要助手。曾历任都元帅府都事、江南行省参政、右相国、吴国右相国、吴国左相国、大明帝国左丞相等职。吴元年（1367年）被封为宣国公，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进封为韩国公，赐给予丹书铁券，子孙世袭，免二死，子免一死，有“勋臣第一，六公之首”之称。后来，李善长又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真正是既贵且亲。
既贵且亲的李善长之所以最终引起朱元璋的不满，个中因素有很多。可以说，是一系列让朱元璋感到不爽的事情汇聚起来，最终让他产生了积怨。
这要从李善长的为人讲起。李善长虽说是高居相位的文臣，素有“明朝萧何”之称，但事实上，他的文化水平也就只是“粗持文墨”而已，缺乏封建礼制方面的系统教育。加之他长期生长乡里，宗族乡土观念很重，视界相对狭小。最初阶段，他尚能隐忍自持，及至位高权重，便逐渐松懈，不再注意约束自己，甚至转而改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稍受冒犯，便睚眦必报。《明史·李善长传》称其“外宽和，内多忮刻”。 这么一位屡屡制造政坛波澜的人物，他在雄主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讨生活，其结局可想而知。
第一个与李善长结怨的人是杨宪。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字希武，“少从父宦寓江南”。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下应天（今江苏南京），杨宪和夏煜、孙炎等十余名儒生前来投靠，被安置在幕府做参谋。由于他“美资仪，通经史，有才辨”又“裁决明敏，人称其能”，故一度得到朱元璋宠信，曾受命出使张士诚和方国珍，当过按察使、中书省参议、江西行省参政、司农卿、中书省参政等官，还曾做过监视臣僚的检校。前文曾讲过，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奉命招降朱元璋，反遭扣押留用，张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忘故主，私下奉表给元惠宗，最后事泄被杀。此事正是缘于杨宪告密。
杨宪检举张昶，卖友求荣，为时人所不齿。但是，他本人却自我感觉甚好，认为自己是为国除奸，功勋卓著，从此愈发以朱元璋的嫡系自居。由于皇帝的赏识，杨宪一路不断升迁，累官至御史台中丞。
洪武二年（1369年）杨宪又被调任中书省右丞。明朝建国伊始，中书省设置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职位，李善长任左丞相，徐达任右丞相。由于徐达长期统兵在外，其右相之职有名无实，平章政事一职从未曾经授人，左丞、右丞等职位也经常缺额，这么一来，杨宪实际上就是李善长的主要副手。
据从多史料记载，杨宪虽然仪表佳、有才干，“然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于己者，辄以计中伤之”。例如，他告发张昶，既是职责所在，同时，也有“忌昶才出己右”的成分。张昶被杀，杨宪居功自傲，“自是益无所惮，专恣日盛，下视僚辈，以为莫己及，又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门下”。
在进入中书省以后，杨宪的私心更加膨胀，“欲尽变易省中事，凡旧吏一切罢去，更用己所亲信，阴欲持权”。为此，他曾做过一件很出格的事：某天，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文为“一统山河”的篆印，并拿出来给下属僚吏观看，用以试探他们对自己的态度——“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逐去之”，绝大多数观者都装痴作傻，不予评价，却有一位名叫陈桱的翰林编修对这方篆印赞不绝口，还当场贺道：“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也。”杨宪听后大喜，数日之内即保奏陈桱做了翰林待制。诸如此类专恣不法的案例，不胜枚举。
权力野心的日渐膨胀，使得杨宪对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既羡慕又忌恨。据明朝开国的亲历者刘辰所著的《国初事迹》记载，为了扳倒李善长，杨宪曾私下联络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唆使他们不断地向朱元璋进馋言，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请求皇帝将其废黜。由于此间朱元璋还不准备对刘善长下手，便态度坚定地说：“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杨宪苦心孤诣策划的这个阴谋，就此宣告破产。
杨宪专恣阴刻如此，恰巧他的顶头上司李善长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窥测到杨宪欲取代自己的勃勃野心，也无时不伺机朝其反戈一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机会还终于被李善长等到了。
原来，朱元璋曾经看中了宣使熊义的妹妹，便托礼部员外郎张来硕为媒，通言于熊义之母，送上聘礼财物，相商择日纳娶。没料到张来硕回报说，熊氏女已许参政杨宪之弟杨希圣很久了，若纳之入宫，于理不妥。朱元璋听后感到很难堪，怒斥道：“汝既为媒，令臣民知我之过！”当即令武士将张来硕押到内桥，斫成肉泥。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朱元璋不仅对熊氏的欲望荡然无存，而且下意识地有些迁怒杨希圣。
此事发生之后，李善长赶紧抓住这个时机，从容对皇帝举报中书省参议杨希圣弄权不法的几件事情。为了使朱元璋不会怀疑自己是别有用心，李善长在举报时还顺便将另一位参议李饮冰搭拉进去。
这位李饮冰在本书前面曾经出现过，他曾经检举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而最终导致后者伏法。朱文正固然该死，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亲侄，平心而论，朱元璋心中是无法真正对这位检举人产生好感的。此间丞相说到的这两位弄权不法之臣，均是皇帝心存芥蒂之人，朱元璋听罢，恨从心头生，当即决定给他们以污辱性的惩罚：先在二人面部分别刺上“奸狡百端，谲计万状”八字，李饮冰被割掉乳头，杨希圣被削掉鼻子，两人均被废为庶人。做完这些，朱元璋方感觉出了一口恶气。
尔后，朱元璋把杨宪唤到跟前，对他说，你弟弟弄权不法，朕将他处以黥、劓之刑，已算是宽大开恩了。听说熊氏曾许配于他，既如此，朕不夺他所爱！杨宪一听，吓得连连叩头，说臣弟犯法，罪当万死，哪里敢再纳熊氏！朱元璋沉下脸道：一定要他纳娶！说完拂袖而去，留下杨宪状若木鸡地跪在那里，半晌都没缓过神来。这是李善长第一次整治杨宪。
洪武三年（1370年）初，朱元璋调陕西行省参政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职位列于右丞杨宪之前。此前，杨宪长期与汪广洋共事，官阶职位一直都比汪广洋高。如今，汪广洋突然空降到自己之上，杨宪心中自然老大不爽，遇事每每不相谦让，甚至于寻衅顶撞。汪广洋生性柔弱，每每退避三舍，不予计较。杨宪却步步进逼，他唆使侍御史刘炳、鄯某等人弹劾汪广洋“奉母不如礼，以为不孝”，汪广洋因此被贬谪回老家高邮奉母思过。杨宪尚不罢休，他得寸进尺，再次唆使刘炳奏请皇帝，欲将汪广洋谪徙海南，却遭到朱元璋的否决。
看着杨宪上窜下跳，另一个野心家——李善长的亲信胡惟庸开始沉不住气，他向李善长挑拨说，假如杨宪为相，我们这些淮人的前景将十分不利，宜未雨绸缪，早做对策！此间，恰逢杨宪又再次教唆刘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多行不法。由于所奏理由牵强，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李善长看准这个时机，再次对杨宪出手，向皇帝指控杨宪等人朋党为私，“排陷大臣，放肆为奸”。时任太史令的刘基也站出来弹劾杨宪，“并发其奸状及诸阴事”。
两位朝廷重臣同时指控另一位朝臣，朱元璋下令将御史刘炳逮捕下狱。一番严酷审讯之后，刘炳“尽吐其实”。朱元璋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将杨宪、刘炳处死，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也先后被杀。汪广洋因祸得福，不仅官复原职，还被进封为“忠勤伯”。
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臣集团在铲除杨宪之后，又开始寻找新的对手，这一次，其矛头指向江南文臣集团的领头羊刘基。
浙东文臣集团主要是指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胡深、王祎等归附朱元璋较早的一批浙东籍文人儒士，也包括开国前后征召的其他一些江南籍文人。这些文人“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深得朱元璋的器重。在明朝开国之前，朱元璋从马背上夺取天下，主要依赖淮西籍武将，及至明朝建国，皇帝改而要以文臣治理天下。如此一来，淮西武将与浙东文臣两个集团之间就产生了权力分配的冲突，这便引起了淮西勋臣集团的忌恨和恐慌，他们唯恐这些满腹经纶、惯于摇唇鼓舌的儒士会位列于自己之上，于是，抱起团来设法对其进行打压和遏制。
李善长乃淮西勋臣集团的领头羊，身为丞相，他位于文臣之列，照理来说，他应该以丞相的职责来和身份来积极调合双方之间的矛盾，为朝廷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政治环境。可是，由于中书省文臣汇集，李善长独处于江南籍文人的包围之中，不时又有诸如杨宪之类的野心家跳出来兴风作浪，觊觎相位。时间一长，李善长难免感到孤独乏力，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于是，他本能地站到淮西勋臣集团一方，并将其作为后盾，用以对付江南籍文臣。
浙东文臣集团中的那些文臣，叶琛、胡深、王祎等人先后死难，宋濂则埋头学问，与世无争，因此，杨宪被杀之后，摆在李善长面前的头号劲敌就是刘基。
其实，李善长和刘基早在开国之初就已产生矛盾。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朱元璋巡视开封并布置北伐事宜，令留守应天的李善长和刘基共同负责处理京师的政务。当时，刘基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朱元璋临行之前特意召见刘基，让他督察奸恶，整肃官吏。按照皇帝的嘱咐，刘基恪尽职守。此间，恰好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之事暴露，作为御史中丞，刘基负责此事，决定依法严办。李善长亲自说情，希望暂缓处理。刘基坚决不允，并派人急驰开封，奏请朱元璋将李彬正法。当时正值京师大旱，李善长等人正拟安排祷神祈雨，皇帝关于斩杀李彬的批文恰好传回京师。李善长就此质问刘基：“今欲祷雨，可杀人乎？”刘基义愤地说：“杀李彬，天必雨！”遂将李彬斩首，“由是与善长忤”。
当年八月，朱元璋回到京师应天，李善长等大臣纷纷向皇帝进馋言，合力攻击刘基，称其专恣跋扈。朱元璋虽未采信，但毕竟众口铄金，心中多少对刘基产生一些不良看法。时值旱情仍在持续，朱元璋便令大臣上书言事，分析究竟是朝廷中的哪些政事得罪了上天。
刘基言事三件：其一，数万名阵亡士卒的妻子安置在寡妇集中营里，她们既不能改嫁，又不能与父母家人团聚，造成阴气郁结；其二，各个工地死亡工匠的尸骸未得安葬，暴露于野；其三，张士诚手下的降将降官皆沦为军户。这三件事情都有失和谐，有伤天意。朱元璋闻奏，便根据这个意见迅速作出批示：寡妇听从改嫁，不愿改嫁者送还乡里依亲；死亡工匠由官府代为埋葬，所有服役人员一律罢役回家；张士诚手下的投降头目免于充军。
孰料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旱魔依旧肆虐。焦虑烦躁的朱元璋便把怨气发泄在刘基身上，责问他说，上天示警，殃及百姓，你狂瞽胡言，该当何责？刘基见势不妙，适逢其老妻亡故的音讯传来，便请求返乡料理丧事。朱元璋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刘基因此回浙江老家小住数月，于当年十一月返京，被朱元璋改任弘文馆学士。
刚才讲过，由于中书省的主官之间矛盾重重，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等江南藉官员屡屡在皇帝面前进言，称李善长无丞相之才。朱元璋便就此事征询刘基的看法，刘基表示，李善长心胸狭隘，才干有限，但他乃开国元老，又能调和诸将，眼下丞相一职数他最为合适。
朱元璋听后，故意激将刘基，说李善长数次进言害你，你还替他美言，你人品好，又颇有功劳，倒是一块做丞相的材料啊！刘基急忙推辞，说撤换丞相犹如拆换大厦的梁柱，非大木不可用。如若用几根细小木条捆在一起代替，大厦将会倾覆。臣这种驽钝之人就好比小木条，绝对无法胜任丞相之职。朱元璋听后，觉得刘基似乎不像是在故作矫情，也就将此事暂时搁置一边。
易相不成，李善长在文武大臣中的人气更加高涨，这令朱元璋感到不爽。洪武三年（1370年）初，汪广洋调任中书省左丞之后，朱元璋再次萌生易相念头，并考虑了三个人选：中书省左丞汪广洋、中书省右丞杨宪和中书省参政胡惟庸。朱元璋就这三位人选再次征询刘基的看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同样是个偏狭浅薄之人；至于胡惟庸，他就像一头小牛犊，若用来驾辕耕地，非折辕破犁不可！朱元璋听后，沉思片刻说，如此说来，丞相之职实非先生您莫属！刘基诚恳地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事务，若勉强为之，既无益于国家，又辜负陛下厚恩。天下何患无才？陛下圣明，只要悉心寻找，定有合适人选。只是眼前这几位，确实不堪此大任。朱元璋见刘基这番话发自肺腑，也就不再勉强。
刘基此番与皇帝对话又得罪了胡惟庸。胡惟庸与李善长是地道老乡，也是安徽定远人。他早年为元朝做事，至正十六年（1356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先任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仰仗李善长的荐举，他于吴元年（1367年）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年）初又被擢为中书省参政，此人“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是李善长的铁杆心腹。刘基得罪胡惟庸就等于开罪李善长，因而受到淮西勋臣集团更大范围的排挤，以至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时，他仅被封为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与岁禄四千石的韩国公李善长相比，简直堪称天壤之别。
伴随着愈传愈紧的易相风声，各种不利言论尽入李善长之耳，他羞愤交加，抑郁成疾。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二，朱元璋下诏罢免李善长，诏书如此说道：“天下已定，有功尽封。大将收戈解甲于武备之库，息马家庭，从善乐游，功名两全，古何过哉！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事朕十八年，寅至戍归，勤劳多矣，汉之（萧）何、（曹）参无以尚也。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