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各地少数民族的开明务实政策还表现在兴修水利、务农屯田、修筑道路、兴办教育、茶马贸易等方方面面。前面的几项事业读者容易理解，不需多讲，这里重点说说茶马贸易。
所谓茶马贸易的产生，个中有一个背景：一方面，藏族人民的食物以肉类和青稞为主，“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可是青藏高原又不产茶，茶叶需从内地购买；另一方面，封建时代的中原王朝，需要藏区出产的良马来装备自己军队，于是，汉藏之间以茶易马的交易便自然产生，这就是茶马贸易。
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早在宋代即已形成。明朝肇建以后，朱元璋针对藏族地区的统治策略，除了实施军政掌控、宗教思想引导之外，还在经济上大力发展茶马贸易。因为一方面，明帝国虽然已经成立，但是，针对北元的斗争尚未结束，明军“兵力有余，惟以马为急”，另一方面，若想彻底控制西藏，就得让藏族人民享受到实惠，使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谐起来。如此一来，茶马贸易便是首选办法。
因为地缘关系，明朝的汉藏茶马贸易主要集中于川陕地区，所以，朱元璋就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多个茶马司，专职负责管理茶马贸易。洪武时期的茶马贸易分为茶马互市和马赋差发两种形式，因为茶马互市是双方自愿性质的交易，双方各自以己之有易己之无，这种办法换得的马匹无法满足朝廷的需要，于是，朱元璋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藏民必须定期向朝廷交纳马匹，朝廷定额支付钞钱或茶叶补偿，这就是马赋差发。由于马赋差发具有征派性质，但同时朝廷又给予茶叶补偿，具有互市味道，因而它实际上是一种含有强制性质的征购行为。
为了确保国家能够得到大量马匹，朱元璋颁布多项法令政策，将茶叶的生产和流通等全部环节都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由于明朝官府在茶马贸易中对藏民实行“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的政策，把茶价抬得很高而把马价压得很低，如此一来，茶贵马贱形成商机，一些人，纷纷潜往边境私自从事茶马贸易，牟取巨额利润。朱元璋见国家专控专营的茶马贸易政策受到挑衅，十分震怒，数次下达“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之类的诏令，意在震慑走私分子，打击私茶贩卖活动。前面章节曾经讲过，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安庆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欧阳伦，因走私茶叶被岳父朱元璋赐死，乃是洪武年间查禁茶马走私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执法无私无情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朱元璋要求国家掌控茶马贸易的坚决意志。
有读者可能会对朱元璋仅以走私茶叶之罪而赐死驸马的做法不以为然，谓朱元璋重利胜于亲情，实则不然。朱元璋实施茶马贸易政策，固然有经济利益和马匹国防等方面的考量，然而，个中还另有一层令朱元璋难以言传的深层次意义，即“以茶制夷”。关于这一点，明朝成化年间督理茶马盐政的副都御史杨一清，曾在自己的文集中概括得很清楚：“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住札，授之官秩，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敢情茶马贸易主要是出于朱元璋的一个战略考量，难怪他如此认真！
总的来说，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创者，他之所以实施一系列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下的时势：当时，明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国基不稳，四面诸夷环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具有丰富历史知识且深谙人情世故的朱元璋，心中明知诸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为了整个王朝的稳固和发展，他明智地抛却了心中狭隘的个人情感，转而以恢弘的帝王气度，将诸夷纳入帝国的怀抱。他所提出的“华夷无间”、“抚字如一”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诸夷对中央政府的疑惧，加之诸如“恩威并施”、“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等众多具体措施的实施，使战后尖锐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从而为延续了二百六十余年的大明王朝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机变灵活的外交策略
洪武时代，朱元璋关于国内“夷狄”的政策和手段被实施得风生水起，成效卓著。在针对国外“夷狄”方面，朱元璋的外交斗争策略同样值得称道，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源自于他的冷静理智和灵活机变。
中国幅员辽阔，素与中国保持藩宗关系的大抵有高丽国（今朝鲜半岛）、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暹罗国（今泰国）、苏门答腊国、爪哇国、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缅甸国等等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向中国称臣纳贡，但却拥有各自的君主和完整的国家建制。历史上也曾有一些雄才大略的帝王，如隋炀帝杨广、元世祖忽必烈，他们曾多次发兵征讨高丽、日本、安南、缅甸、占城、爪哇等国，但是，因为天意等诸多原因，这些军事行动最后均告失败。劳师远征的结果是对外无开疆拓土的尺寸之功，对内却损失人力物力，弄得民怨沸腾。
初掌九鼎的朱元璋，一来是总结和汲取了上述历史教训，二来考虑到帝国刚刚肇建，大明王朝的根基尚不够巩固，尤其是北疆的蒙古尚未臣服，根本不具备主动兴兵侵略其它小国的条件，于是，朱元璋审时度势，决定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回击”的外交政策。关于这一政策，他于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对群臣们解释得很明白：“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既然不无故兴兵四夷开疆拓土，就索性按照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德怀远，与之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故建国伊始，朱元璋就陆续遣使致书高丽、安南、占城、日本、大小琉球（今琉球群岛）、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琐里（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暹罗、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百花（今印尼爪哇岛西部）、真腊、苏门答腊（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渤泥（今文莱）、缅甸、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西洋等诸藩各国，通报中国已经改朝换代，申明“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的外交政策，并赐《大统历》，以使列国“知正朔所在”。此外，他还积极设法与远在中亚的帖木儿汗国及地中海东部的拂菻等国家建立联系，致以善意。
中国新王朝的外交努力，得到上述国家的热烈响应。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派遣其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人前来朝贡方物，并请中国皇帝予以封爵。朱元璋遂诏令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和典簿牛谅二人往使其国，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同时赐以驼纽涂金银印和《大统历》一本。同年八月，高丽国王王颛派遣其礼部尚书洪尚载等人，前来朝贡方物，并请予以封爵，朱元璋照例满足其愿望。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派遣大臣蒲旦麻都等人前来入贡方物。接下来，日本、暹罗、真腊、吕宋、大小琉球、爪哇、渤泥、琐里、览邦、苏门答腊、百花、彭亨、柯枝等国，纷纷遣使朝贡，就连远在中亚的帖木儿汗国和远在地中海东部的拂菻等国，也对崭新的大明王朝称臣纳贡，进献方物。
作为宗主国的帝王，朱元璋在与各藩属国交往的过程中，非常讲究原则和方式，一般情况下，他只对藩属国的国王在名义上进行册封，并不干涉各国内政，最多也就是提提建议而已，对方是否采纳，却不计较。举个例子，据明人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艺文考》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底，安南国王陈日煃病逝，王位由其世子陈日熞继承，朱元璋特地派遣吏部主事林唐臣赍诏前往册封。可是不久，陈日熞却被自己的伯父陈叔明逼死，王位也被篡夺。陈叔明唯恐明朝兴兵问罪，多番遣使前来进贡方物。朱元璋虽然对陈叔明弑主篡位的行径感到不满，起初“却其贡不受”，后来，考虑到全局战略，他还是克制下来，在复诏中明确表态：“今朕统天下，惟愿安民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安南使者前来报丧，称陈叔明卒，朱元璋特地交待礼部大臣道：“叔明怀奸挟诈，残灭其王，自图富贵，不义如此，庸可与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抚乱臣而与贼子也，异日四夷闻之，岂不效尤？狂谋踵发，亦非中国怀抚外夷之道也。尔礼部咨其国知之。”纵然心中对此人的厌恶和恼恨之甚，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朱元璋以最大限度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干涉他国内政，妄加兴师，这种冷静和理智，实在难能可贵。
除了不干涉他国内政之外，朱元璋还时时以宗主国帝王的角色，客观公正地调解藩国彼此之间的矛盾，从不偏袒一方，从中渔利。此间举一案例：洪武末期，百夷国（其国疆域自今云南以西南数千里，地方万里），恃强凌弱，多次侵略缅甸，缅甸国王也多次遣使来向朱元璋投诉此事。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春，朱元璋派遣使者李思聪、钱古训执诏书前往缅甸和百夷，劝解两国国王以和为贵，永修边好。其中，尤以给百夷国王思伦发的诏书用心良苦——诏书中，朱元璋悉数罗列天朝中国自古以来的“九伐之法”，指出思伦发已合“九伐之法”的“凭弱犯寡”之罪，况且，百夷“蚕食邻邦，意在扩土地而擅有其众，又将为我西南之役”……朱元璋历数百夷之罪，最后给思伦发指明出路：“朕今戒尔守全，设或不守全而动，若不全亏，是为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图绵长，不亦羙乎？”思伦发听完诏书，惊惧惭愧之余，赶忙“俯伏谢罪”，从此罢兵与缅甸修好。
大明帝国与高丽王国曲折坎坷的建交历程也值得一提。早在13世纪30年代，高丽便蒙元统治者以武力征服，元朝曾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外加王室联姻的方式对高丽进行掌控，使之成为元朝的附属国。元朝末年，天下大乱，高丽王朝乘蒙元势衰之际，一度停用元朝至正年号，恢复原来的官制，并与吴王张士诚通使往来，力图摆脱蒙元的控制。
朱元璋登基即位以后，曾派各路使臣分赴诸藩各国，通报大明帝国成立事宜。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高丽国王王颛遣使奉表来朝，进贡方物并请封王爵。是月，朱元璋令符宝郎偰斯携带诏书、诰文、金印出使高丽，册封王颛为高丽国王，并赐《大统历》一本，其他礼物若干，两国正式确定为宗藩关系。不过，此间的高丽仍与退守漠北的北元朝廷保持往来，直到次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
其后不久，明朝与高丽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摩擦，原因在于高丽继续与北元纠缠不清。据《高丽史》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北元国主爱猷识理达腊遣使要求高丽助其“复正天下”，王颛原拟执杀使者，后因臣属建议，不仅将北元使者放归，而且还“以宁（宁字加草头）布附献”。次年九月，王颛暴薨，其年仅十岁的私生子辛禑被左侍中李仁任扶立为王，开始明目张胆地执行依附北元的政策。
洪武十年（1377年）二月，高丽停用明朝洪武年号，改用北元宣光年号。爱猷识理达腊死后，北元更加势微，高丽方又改用洪武年号，并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继续入贡。朱元璋恼恨高丽反复无常，便欲以索取高额岁贡的方式迫使对方绝交。没料到此时的辛禑十分乖巧，悉数满足朱元璋的要求，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分四次共向明朝进贡良马九千匹。出于回报，朱元璋于次年七月遣使册封辛禑为高丽国王，并为王颛赐谥号为恭愍王。
洪武二十年（1387年）夏天，冯胜大军迫降了北元辽阳行省左丞纳哈，辽东地区悉入明朝版图，次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在铁岭置卫驻军。没料到辛禑竟然遣使上表，称“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属”。朱元璋理所当然地断绝了辛禑的非分念想，他对礼部尚书李原名指示道：“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果如朱元璋所料，辛禑见自己的领土要求被拒绝，遂停用洪武年号，并“征诸道兵作浮桥于鸭绿江”，“又发中外僧徒为兵”，入侵辽东，公然和明朝叫板。
高丽国王辛禑的玩火之举遭到其右军都统使李成桂的反对，见劝阻无效，发动兵变，废黜辛禑而立王昌为王。不久，李成桂又以“国王王昌非王氏后，实辛肫子禑之子，国中人民多不信服”为由，废黜王昌另立高丽王氏家族的王瑶为王，他自任左侍中，把持朝政，并复用明朝洪武年号。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干脆废掉王瑶， 并把都城由开城迁至汉城，自立为王，他就是“朝鲜太祖”。
作为宗主国帝王的朱元璋，他对高丽王朝这一系列的政变从不干预，只是坐观其变。李成桂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便是遣使请求大明皇帝给予册封，并请更改国号——提出“朝鲜”、“和宁”两个名称，请皇帝定夺。由于李成桂是由权臣而篡位为王，故朱元璋迟迟不愿意对他进行册封。但是，考虑到睦邻友好的大局，又不宜得罪李成桂太深，踌躇再三，朱元璋决以帮其定国号的方式来表示对李成桂即位的承认，便对高丽使者说：“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这就是今日朝鲜名称的由来。
李成桂以臣子身份上位为朝鲜国王，他之所以能成为后来的“朝鲜太祖”，原因在于他的政治远见。他摄取王位之后，在与明朝交往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吾且卑辞谨事之”这种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和修复同明朝的关系。朝鲜的这种付出终于得到回报，建文三年（1401年）六月，朱元璋的继任者朱允炆为李成桂的继任者李芳远颁赐了诰、印，双方重新确立宗藩关系。另据《明史·朝鲜传》记载，明成祖朱棣上台之后，中朝关系更加密切和巩固，朝鲜每年数次遣使朝贡，明帝国同样也“待以加礼”，其礼遇“他国不敢望也”。
以上列举了朱元璋在实施对外政策时的几个案例，由于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比较复杂，故放在下一节中单独讲述，这里继续讲解洪武时期大明帝国对外交流的情况。
新生的大明帝国在诸藩之中重新得到“宗主国”地位的认同，接下来，贡赐便成为宗藩之间往来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