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许多荒地得到开垦，残破的经济逐渐复苏。到洪武九年（1376年）时，户部报告说，国库积蓄的钱粮已够数年开销使用。朱元璋十分高兴，认为这些积蓄全赖天下百姓的供给，它取之于民，也理当用之于民，于是，诏令免除河南、北平、山西、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广等省区全年粮赋，对于未免粮赋的地区，则可以银、钱、钞、丝绢、棉、布等代输，这种办法称为“折色”，区别于以米麦输赋的“本色”。“折色”输赋，重量轻、损耗少，转运方便，也是一种惠民措施。总而言之，作为贫苦农民的儿子，朱元璋安民恤民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对恢复战后的社会经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截止洪武十三年（1380年），全国民间共垦荒地一亿八千多万亩，再加上军屯和商屯垦田，十多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国家的经济实力日渐雄厚，数十年战争造成的遍地疮痍，得到初步医治。
§§§第二节 居安思危，倡导“节用”
朱元璋崛起于草莽民间，出身寒微，他带着一班同样出身低微的农民兄弟出生入死，打下天下。随着明朝开国时间的临近，那些文臣武将们觉得荣华富贵的日子已然来临，一个个喜不自胜。可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却丝毫看不到这种暴发户迹象，相反，他始终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种冷静和警觉，时常“寝不安枕，忧悬于心”。这种忧患意识源自于他对“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语）之古训的深刻理解。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即朱元璋登基称帝的次日，他神情凝重地对身边的侍臣说：“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以为皇帝是劳忧于公务繁多，便劝请皇帝多加休息，保重龙体。朱元璋感叹道：“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初六，朱元璋针对一些功臣诸将所显露出来的骄奢淫逸之端倪，对他们提出严肃批评：“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忘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自此以后，“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便作为明初官员的政治指导思想被确立下来。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十三日，朱元璋宴请功臣时，他把这种“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观点说得更加透切和直白：“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宴安，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自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以此告诫臣下不要因人生得意而忘乎所以。
朱元璋对人性的认识可谓洞若观火，他深谙“上所有好，下必甚焉”及“己不正，则不能正人”的道理，为了垂范群臣和警戒自己，他令人将《尚书·无逸》篇章及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一诗，抄录于宫室的墙壁屏风上，以便“朝夕省阅”。《无逸》之篇文字较多，这里略去，现将《上元怀古》附下，以飨读者：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此外，朱元璋想出了更绝妙的招数，据明人董谷所撰的杂文集《碧里杂存》记载，明朝开国伊始，明太祖便令乐工每天傍晚在京师城门的谯楼之上吹响画角，高声吟唱：
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
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
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不仅说得雄辩，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也令人折服。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中，若论勤政，朱元璋当首屈一指。苍白的文字缺乏说服力，这里姑且以数据说话：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朱元璋共批阅奏章一千六百六十份，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下来每天批阅奏章二百多份，处理国事四百多件。要知道，当时朱元璋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年人，这样巨大的工作量实在超乎人们的想像！即使管中窥豹，我们也可以想见出他是多么勤政和辛劳。
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的一天，朱元璋对侍臣如是说道：“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阴？文王何以日旰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但能以此为勉，朕无忧矣。”
此言情真意切，处处以江山社稷和天下黎民为念，览后令人感慨万千！明代学者刘玉在其著作《已疟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佚事，说朱元璋曾经作诗自嘲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诚然如此！笔者在认同之余，亦为朱元璋的这种无奈感到鼻子发酸。
在自己勤政的同时，朱元璋对其皇室家人也同样要求严格，这里举两件小事。
其一，吴元年（1367年）八月，朱元璋率百官到城郊祭祀山川，仪式完毕，他对随行的朱标等几个儿子说：“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圣人所以戒盈满而谨怠荒。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至骄惰。”即令儿子们步行回宫，体验流汗劳累的滋味。
其二，仍旧是吴元年，朱元璋令世子朱标和次子朱樉前往老家临濠拜谒陵墓，临行前告诫道：“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穑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脩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今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有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俭，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
在教育诸皇子的问题上，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朱元璋时时不忘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以天下为忧，身勤政事，心存生民，做有作为的贤君，以使家国长治久安。
基于“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指导思想，朱元璋不仅把节俭看成一种美德，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以此来抚慰百姓，安定民生。他时常告诫群臣和诸皇子，再三强调“珠玉非宝，节俭是宝”这一朴素真理。
吴元年（1367年），即陈友谅刚被灭亡不久，江西行省把陈友谅的一张镂金床送到应天。朱元璋看罢，对左右的侍臣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一名侍臣趁机溜须说：“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朱元璋不以为然，反问道：“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厌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当场令人将这件镂金床捣毁，旨在以此为例，警戒臣僚。
就像勤谨理政一样，在简朴节用方面，朱元璋照旧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打下集庆（应天）开始，直到吴元年（1367年）称吴王时为止，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他一直住在故元朝的南台御史衙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修建皇宫，朱元璋否决了精雕细琢的设计方案，命令所有宫殿尽量不施彩绘。皇帝处理国事的殿堂中悬挂前文所讲过的那些格言警句，目的旨在警醒自己；太子的东宫绘画其父的身世经历图，意在提醒这位帝国储君时时牢记江山的来之不易；后妃们的宫室墙壁上所画的则是耕织图，用意是让这些女眷们知道稼穑之艰难。
明朝开国，朱元璋登基称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理论，偌大的中国皆是朱家的私产，但是，在财物方面，朱元璋却不这么认为。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底，他视察内府仓库，曾十分感慨地对侍臣说：“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朱元璋不仅说得好听，而且做得十分到位，贵为皇帝，他的生活极其俭朴，其车舆照礼制本该用金银装饰，却一律改为用铜；他的御床除了金龙纹饰之外，与百姓家的床榻基本无异；一日三餐，他以蔬菜为主，加少许肉菜，很少享用山珍海味，也很少饮酒。建国之初，湖广进贡竹席、金华进贡香米、山西潞州进贡人参、西番酋长进贡葡萄酒、西域回回商人进贡阿剌吉（即蔷薇露）……他一概拒绝接受。宫城之内尚余空地，朱元璋命令宦官宫人将其开垦出来，种上稻米和蔬菜，供皇室食用，同时也成为后妃和皇子们熟悉农业生产的学习实践基地。洪武元年（1368年）年底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后带着太子朱标及诸王到这块庄稼地散步，温情脉脉之际，他忽然若有若思，转而用严肃的态度对孩子们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元年（1369年），全国大面积遭受旱灾，灾情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开国伊始，出现这等事情，朱元璋认为不是好兆头，自省之余赶紧祭告父母在天之灵，把罪责归咎于自己，并表示将率妻妾吃粗粗粮野菜十天，以示代民受过，接受上天的惩罚。祭文中说：“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时若此，咎实在儿，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粝饭，与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艰，以答天谴，敢告知之。”
这篇祭文之所以如此情真意切，与朱元璋的身世出生有关：早年贫穷生活的痛苦、父母一生的凄惨遭遇，一直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痛，并且，这种痛还随着他的身份的转变而更加放大。作为贫民出身的皇帝，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的成功源于祖宗之灵的佑护，而忘记过去的贫苦就是背叛祖宗，定会招来天谴。因此，他除了按照传统礼制在宫城之外修建供奉祖宗的太庙之外，还在皇宫之内创建了供奉四代祖先的奉先殿，每天早晚两次亲率太子诸王朝拜，马皇后率嫔妃按时为先人进膳，犹如侍奉生者。
另外，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的生日名曰“万寿节”，是全国性节日，按照惯例，要接受臣民的朝贺。可是，每到阴历九月十八日朱元璋生日这一天，他总会因思念可怜的父母而倍感痛苦，坚决要求取消自己的诞辰庆典活动。百官多次请求，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才答应接受群臣朝贺。
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和封建帝王，朱元璋也近女色。不过，虽然后宫嫔妃无数，但他却颇有节制，时时注意检束自己。早在亲征婺州期间，曾有人给朱元璋送来一位会写诗的妙龄美女，他却勃然大怒，说：“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下令将此人杀掉，以绝进献。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更是谨言饬行，少近女色，正如他对皇太子和诸王说的那样：“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平日无优伶暬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脩饬，无有妒忌。”此言确实不虚。一天，他回后宫时，见地上撒落着一些零碎丝绸，便立即将嫔妃女官们召来，当面给她们算了一笔百姓养蚕织丝和应役纳赋的辛苦账，最后警告道，再有如此泼洒浪费者，严加惩处！
贤明的马皇后也夫唱妇随，以身作则为后宫嫔妃做出榜样：贵为皇后，除参加礼仪活动之外，她常年穿着那些已经反复浆洗、颜色褪落、缝补多次的破旧衣服；自己带领嫔妃宫人将杂丝余棉织成被褥赐给京城那些老弱孤独之人，而将剩下的丝绢布头缝成衣服赐给王妃公主，意在令她们知道桑麻的艰难。
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朱元璋既然能够做到以身作则，那么，他对待臣下自然更加严格要求，多次以元朝亡国的教训为例，教育官僚们要以俭朴为荣，以奢华为耻。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河南蒿县一刘姓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着破旧，十分高兴，当场表扬了他的贫寒和清廉，并赐予布帛，以资奖励。
这年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后，看到二个内使穿着干靴在雨中行走，不禁勃然大怒，下令将二人处以杖刑，并痛斥道：“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事后，他对侍臣感叹道：“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对人性的洞见可谓深刻。
朱元璋的这种节俭政策，从始到终，贯彻了整个洪武一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即朱元璋逝世的前一年，一天，他在奉天门外见到一名衣着鲜丽的散骑舍人，便把他叫到近前，问置办这身衣服要花多少钱，散骑舍人据实回答，说花费五百贯。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斥责道：“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绩寸成，其劳既已甚矣，及登场下机，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为己有，食惟粗粝，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梁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看在此人父兄创业有功的份上，朱元璋未治其罪，但也给予了严厉的警告。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唐朝诗人李商隐《咏史》一诗中的名句，在朱元璋四十余年的执政生涯中，他一直是以此警句来警醒自己的。
§§§第三节 尊孔崇儒，扶植宗教
朱元璋是一个聪明睿智之人，他清楚自己于马上取得天下，却不能继续在马上治理天下，因此，在大明王朝建立以后，他便开始着手构建一整套社会道德和思想信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