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此案结束后，曾国藩因年老多病，于同治十年调回南京原任，不久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继任。八月十八日，曾国藩与李鸿联名上疏，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一项建议同治十一年实施。然而，就在学生起程出洋之前几日，曾国藩病逝，身后追赠“太傅”，谥“文正”。
书外人评：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两朝帝师翁同龢--翁同龢传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父心存，咸丰朝历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母许氏通《诗》《易》，长兄同书、三弟同爵均官至巡抚。同和六岁入塾时，《四书》、《五经》朗朗成诵。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人，27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光绪启蒙识字到翁同龢因支持维新变法削籍归里，师生相处达24年。在学习上，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在生活上是监护人，在政治上，他又是光绪最宠信的大臣。曾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等。他为官廉正，提携后进，在对内对外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李鸿藻、潘祖荫等大臣同属清廷中的清流派。
翁同龢在中状元前，曾在刑部当差七年，中状元后，又曾暂代刑部右侍郎。因此，他对刑部的内幕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余杭县刘锡彤刑道事毕氏，捏供杨乃武因奸谋杀葛品连。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秋审处重大案件的审办，执掌最高审判权。到任后，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于是，他又询阅了杨乃武姊姊的京控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呈词，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宫，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在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后，翁同龢对此案提出了驳议，并在蹲亲王和慈禧的同意下，由刑部对全案作复查，直至最后查明真相，全案得到平反。在刑部任上，翁同龢还推翻了两起量刑不当的案件：并针对狱囚多逃跑的情况，采取了改善狱囚生活待遇、严禁滥施刑罚等措施。在吏治腐败的封建统治下，翁同龢这种认真执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八年（1882），翁同龢第一次入军机，当时法国侵略者入侵越南，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法军连续进犯越南谅山，窥伺广西，海军以游历为名，驰入福建马尾军港。在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前翁同龢、李鸿藻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极力主张援越抗法，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放弃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恭亲王则更是安尊保荣，但求战争不打到国内，认为求和是唯一办法，于是清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问题上，翁同龢与主和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应越南政府邀请与法军作战的，曾多次挫败法国侵略军，在著名的纸桥战役中歼敌二百余，并击毙了法军头自李威利。翁同龢称赞是对法战争“第一捷音”。在军机会议上，他提出要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提供军饷和器械。而法国侵略者视黑旗军为眼中钉，把驱逐黑旗军作为停战条件。
对此，李鸿章曲意逢迎，认为不消灭黑旗军，将来由法军自行驱逐，则边患更大。翁同龢极力反对，气愤地指责李鸿章“直视刘团为眼中钉，不知安于何心！”但是，由于军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加上慈禧、奕犹豫不决，黑旗军终因孤军元援，节节败退。翁同龢十分忧沮，断言：“日后大局可危。”他在日记中一再表露他身居高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羞愧。
中法战争失败后，国内爱国人士纷纷上书参劾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主张“杀李鸿章”。慈禧下令罢免军机全班人马，翁同龢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教授光绪读书。光绪二十年（1894），载？已亲政，翁同龢再次入军机处。这年二月，日本出兵朝鲜，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后，光绪传谕翁同龢：“甲申办理失当，比番须整顿。”并连发迎战上谕，力主对日一战。翁同龢对此十分满意。当时朝臣中一批清流，包括新进的知名之士张謇、黄绍基、文廷式、吴大等，深恨中法战争中主和派所带来的后果，希望这次扬眉吐气，所以也是一片主战之声。但是，手握军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故技重演，主张静守勿动，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造成日军步步进逼，清军一战即溃的局面。甲午战争一开始，翁同龢电促李鸿章出兵援朝，李鸿章却以兵力不足拖延时间，仅以三千兵屯仁川、牙山一带，徘徊不进，以致失去战机。中日战争爆发后，翁同龢先后从全国调集数十万援军开往关外前线，他还以户部名义向外商银行借贷六百万英镑，充作军饷和用以购置器械，又与海军衙门筹商向英国、智利、阿根廷等国购买军舰，在督办军务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黄海战役中，北洋海军受到重创。主战派纷纷上书要严办李鸿章，光绪下旨严责其罪，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为了扭转危局，翁同龢提出陆军宜催援军速进；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而李鸿章却命令北洋海军躲进威海卫，结果导致坐守待毙、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也节节败退，终于丢掉了辽东。只有电传旨意而无直接指挥权的翁同龢至此只能唉声长叹：“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
中日议和时，日本提出割让台湾。李鸿章以日本索银为由，向户部施加压力，要求朝廷给他割地之权。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尽管他知道巨额赔款一时很难筹措，但他还是表示，户部当尽一切努力，而台湾万不可割。他向光绪力陈，如果台湾丢弃，“从此失天下人心，也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翁同龢还亲自去恭亲王府，想说服奕。在军机会议上，当主和派孙毓汶拿着和约稿本要光绪用印时，翁同龢力请展缓时日。
孙毓汶以“延误和议，贻误国邦”压翁同龢时，翁同龢严厉反驳，说：“苟且求和，丧权辱国，才是误国罪人”一番话说得孙毓汶无地自容。当慈禧下旨批准《马关条约》后，翁同龢与光绪相顾挥泪。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
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6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康有为为奇才。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得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11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比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进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见时，足足谈了二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日读变法书，和前判若两人。
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进康有为等人分不开。翁同龢在与康有为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之良，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和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唯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这对维新派和光绪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光绪听到慈禧的严谕后，“惊魂万状涕泪千行”竟日不食。翁同龢听完殊谕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入宫谢恩，遇见光绪御驾，光绪回顾无言，翁同龢则黯然神伤，师生作了最后的告别。为了免遭不测，翁同龢的学生张謇等人力劝他即速离京。于是，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京都，回到阔别数十载的家乡--常熟，开始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他在虞山鹁鸽峰祖茔旁筑瓶庐山庄，基庐前开凿了一口能容纳他肥大身躯的井，随时准备自裁之用。1904年7月3日，卒于常熟故居。临终前，他还口授遗疏，希望光绪励精图治，使中国逐渐富强。并口占绝笔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1910年即慈禧太后死后第二年江苏士绅上书朝廷，宣统元年（1909）诏复原职，恢复了翁同龢的生前全部官衔并谥“文恭”。其著作有《翁文恭公日记》和《瓶庐诗文稿》传世。
书外人评：翁同龢在清末政治生活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在其43年的仕宦生涯中，为维护满清封建统治作出了不小贡献，尤其是在对待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上，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革新富国的精神。但他毕竟是一位封建旧式的官僚知识分子，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所难免，故而其以遭开缺而终止政治生涯也是必然的。
守疆保土洋务首领--左宗棠传
一、自比诸葛其实副之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