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身为总制院使，不管佛教事务，但却喜欢利用主管全国佛教事条的职权，大肆贪赃纳贿，他的下属，西签佛教官员杨涟真伽，早在桑哥任西召译史时，二人就是好朋友。桑哥接受了杨涟真伽的大批钱物，马上为杨涟真伽谋得佛教总摄一官，并让杨涟真伽去主管江南一带的佛教事务。杨涟真伽是出自佛门的一个贪得无厌的和尚。他到达江南临安后，托底于桑哥的支持，借口修复寺庙，在江南大肆搜刮民财，而且为非作歹。杨涟真伽在杭州一带打着修庙的名义，盗掘宋朝皇陵及大臣墓穴101个，取其财宝无数；接受别人所献美女宝物无数；前后掠夺别人财物，计金1700两，白银8600两，玉带九条，玉器110件，杂宝152件，大珠50两，币钞16200锭；强夺民田23000亩；私下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2300户，租税皆占为己有；其他隐匿的财物更不计其数。
这位奉行“四大皆空”的佛教总摄官员，如此嗜财好色，不禁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有人因此而上书朝廷，但桑哥充耳不闻，把奏书压下不报，只求从中渔利，接受馈赠，后来杨涟真伽事情被忽必烈知道，桑哥赶紧在忽必烈面前为这个贪僧千方百计开脱庇护，杨涟真伽最终还是免受重罚，长期逍遥法外。
由于经常接触忽必烈，桑哥也渐渐地摸到忽必烈嗜财重利的特点，于是，便进陈了许多敛财之术，迎合忽必烈的需要，以求升官揽权，忽必烈不知道桑哥使奸和他的罪恶目的，竟事事放手让桑哥去办。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再次恢复尚书省，于是任命桑哥及铁木儿为平章政事，主持财计大事，成为显赫一时的重臣。桑哥上台不久，即别出心裁，提出更换币钞，颁布新钞至元宝钞，原来的“中统旧钞”仍然通用。但是，调整了钞值，确定新钞一贯，相当于旧钞五贯。桑哥曾奉旨清查、核检中书省事务，国库“校出亏欠秒四千七百七十万，错钞一千三百四十五万锭”。就此一项，就在发行新钞的戏法中，将五分之四的亏欠数目转嫁到社会上。至使社会“物价增踊，奸伪日萌，民用医乏”。桑哥采取贬值旧钞的伎俩，使官府得财，从而也使得忽必烈对其高度信任。下诏布告全国。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三月，再改确定钞法，向全国发行至元宝钞，中统宝钞仍旧流通。
桑哥曾奉圣旨检核行中书省的事务，共查出亏欠的钱钞四千七百七十锭、磨损破烂的钱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当即自己伏罪，参知政事杨居宽自我辩解说自己实际上只负责铨选，钱谷之事非由他专管，桑哥令手下用拳头打他的脸说：“你既然负责铨选，难道就没有提拔、贬退失当的事吗？”不久也伏罪了。参议伯降以下的官员，凡是检核有违反规定，损耗丢失等事，以及参议王巨济曾经说新钞不便而违背圣旨，都各自伏罪。派参政忻都奏报世祖，世祖令丞相安童与桑哥共同商议，并且诏谕：“不要让麦术丁等人以后以因胁迫逼问而自还作为口实，这些人本来就是狡黠之辈。”几天后，桑哥又奏报：“审问中书省参政郭佑，中书省欠员很多，他却失职不言，还以疾病作为理由，臣对他说：‘中书省的政务，如此败坏，你力不能及，为什么不告诉蒙古大臣。’所以殴打屈辱了他一顿，如今他已伏罪。”世祖令他对此事严加追查。后来，郭佑与杨居宽被处以弃市之刑，人们都认为他们冤屈。御史台官王良弼，曾和人谈论尚书省政务，又说：“尚书省查核中书省，不遗余力，以后我们若有机会揭发尚书省的奸邪、谋取私利之事，诛杀籍没他们也没有什么困难。”桑哥听说后，把王良弼抓了起来，与中书台院札鲁忽赤一起审问，王良弼伏罪。桑哥说这些人诽谤朝政，不处死罪无法惩戒后人，于是处死王良弼，籍没其家财。有个名叫吴德的人，曾任江宁县达鲁花赤，请求升官未成功，私下与他人非议朝政，又说：“尚书省如今纠正中书省的弊端，以后再被中书省纠核，唯独你们这些人不死？”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桑哥，立即把吴德拘捕来审问，处以死刑，将其老婆孩子没入官府。
桑哥曾上奏由沙不丁遥领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例负责泉府、市舶两司之事，拜降为福建行省平章。桑哥取得圣旨后，又对世祖说：“臣下先辈曾说过，凡是任用中书、尚书两省臣属改行省官员，都要与丞相安童共同商议。这次上奏请任用沙不丁、乌马儿等人，正巧丞相回到大都，来不及商议，臣恐怕有人会以臣先前的上奏作口实议论此事。”世祖说：“安童不在，我是你的主人；朕已推批实行，有人议论，让他到我面前来说。”当时江南行御史台和行省，并没有文件往来，事无巨细，必须征求朝廷御史台的意见呈报中书省上奏。桑哥认为上呈文件稽留误事，应该按照朝廷御史台的例子，文件分别呈送到行省。又进言说：“按察司的案子，应允许各路的民官检查，互相纠核检举。况且自从太祖时便有圣旨，凡是事务性官员都要互相审察，这是先代的惯例。”意见被采纳。
十月，乙酉，世祖给翰林院诸臣发布谕旨：“以丞相负责尚书省政务，汉、唐两代有没有这种体制？”都回答说：“有过。”次日，左丞叶李把翰林、集贤院诸臣的回答上奏，并且说：“先前的中书省官不能推行的事，平章桑哥能够做到，应拜为右丞相。”世祖发布制书说：“可以。”于是任命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兼任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升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桑哥又上奏，请求以平章铁木儿代替自己先前的位置，右丞阿剌浑撒里升为平章政事，叶李迁升为右丞，参知政事马绍迁升为左丞。
十一月，桑哥进言：“臣先前因各道宣慰司以及路、府、州、县官吏，行动迟缓误事，奉行圣旨派人遍加鞭笞斥责；现有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都是有功勋的元老旧臣之子，应听凭圣上裁决。”敕令罢免二人的职务。次年正月，因甘肃行尚书省参知政事铁木哥无心处理政务，又不与桑哥同心，桑哥奏报由乞牙带代替。不久，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不称职，上奏请求罢免。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勉任职，桑哥令人殴打之后上奏，世祖说：“这些人不被罢免，你的事怎么能推行。”
狡黠的桑哥又打着推行新制的名义，重新调整任用一批官员，他借此机会买官纳贿，中饱私囊。同时也乘机起用了一批他的狐朋狗党；他的昆弟、故旧、妻族皆得到安插。“桑哥委弟”吉由任为燕南宽慰化，另一妻党“要束木任为湖广行省平章”，“江浙省臣乌马儿、篾列、忻都、王济”等皆为桑哥“姻党”。被桑哥新任的一批死党及其一大批以路得官的贪徒，上任以后，即拼命搜刮，公开收取贿赂，此时官场贪污成风，浊乱无比。
桑哥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班朋党，也为了防止自己的劣迹暴露，又做出一条规定：凡百司百官收受贿赂，不须台宪官员审问，只需本行了断。当时，各部衙门，官官相护。对于部下属员犯事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为当时的贪官污吏肆行贪赃不法的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桑哥及其属下的贪赃行为，仍然不断地受到大臣的奏劾。监察御史周祚劾桑党忙兀带、纳速刺丁来里等奸害百姓、贪赃不法。然而由于桑哥党人已经布满朝野，周祚的奏疏被桑党知道以后，桑哥马上组织材料，诬陷周祚，奏请忽必烈流放了周祚，并把他妻子家财皆没入官府。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未曾巡查沿河的各处仓库，致使粮谷被盗、腐烂的很多，桑哥建议以兵部侍郎塔察儿取代他。自从设立尚书省，所有的仓库诸司，无不检查考核，先是委派六部负责，后又认为职责不专，于是设立征理司，以惩治应被追回财物、粮谷的人。当时桑哥以清理核算粮谷、钱财为主要任务，条分缕析，管理仓库的人无不破产；及至应该更换替代时，人们抛弃家小四处逃避。中书参政杨居宽、郭佑、台吏王良说等皆因同样情况或被诛，或被弃。在桑哥的疯狂迫害下，使得朝中上下再也无人敢与桑哥作对，无人敢轻易奏劾桑哥及其同党。
桑哥占有了大量财赋，他又以财赋不断地向忽必烈邀功恃宠，以求继续加官晋爵，当时，总制院所统属的西乐各个宣慰司，主要掌管当地的军民钱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桑哥向忽必烈提出，应将宣慰司改为宣政院，级品提高为从一品，并且用三台银印。忽必烈问：“谁能肩此重任？”桑哥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臣最合适。”忽必烈一生“黩武嗜利”，谁能为他聚敛财富，他就可以慷慨封官，他马上满足了桑哥的要求，命他兼任宣政院使，并赐给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就这样，宣政司级别的提高，又为桑哥谋得一个更高级的职位。
桑哥每窃取一份权力都设法以权谋私，谋私取利。此时，他又利用新的权力来卖官纳贿，或者安插亲属。西蕃有一个巩昌府，原来是驻扎地方军队的一个区域，桑哥利用新得的职权，把巩昌府“特升为宣慰司”，从属于宣政院，这样一来巩昌府就与行省平级。然后他安排其弟答麻剌答思为使，掌管巩昌府宣慰司。通过这一环节，桑哥不仅安插了自己的亲属，并且进一步控制了陇西一带财谷大权。
罗甸，本是西南边陲一个小邑，原名普里，桑哥征滇时归附蒙古，隶属云南行省，设为普定府辖管的一个县。至元二十七年，普定府的斡罗思、吕国瑞听说桑哥兼任宣政院使，便向桑哥及桑哥的妻党要来木等朝中要员送去大量礼物，请求增设罗甸宣慰司，桑哥收到贿赂以后，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将罗甸小已连升数级，置为罗甸宣慰司与行省平级，斡罗思、吕国瑞二人同被任为宣慰使。
桑哥的权力欲远远没有止境，他的贪婪之。远没有满足。至元十七年年底，他又在忽必烈手中窃取了一部分封赏大权。他假惺惺地上奏说：“有封地的大臣，都以土地贫瘠为理由，请求增加赏赐，但是财物并非是天地自然生出的，都取自于人民，假如征取不慎，恐怕国家的财用就不够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说“自今尔后，不该赏赐者由你划去，应当赏赐者由你奏报，最后我才来裁定。”这样，谁要得到赏赐，必须通过桑哥这一关，桑哥也因此也“广开财路”了。
接着，桑哥又把手伸向中书省，企图摘取中书省向外颁发和宣布皇帝“敕”“诏”的大权，桑哥向忽必烈密商此事，果然如愿以偿，忽必烈下令：“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即一切颁发命令的大权都由桑哥主管。至此桑哥不仅控制了财政大权，也控制了封赏大权和控制了官吏进退、黜杀大权，“凡控调内外官，皆由于己”，同时又控制了宣诏大权，几乎控制全部朝政，不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且也驾空了忽必烈。桑哥窃取上述大权以后，即“刑爵为货而贩之”，当时，凡是贪徒败类，“成走其门，人贵价以买所欲，贵价人，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三、横征暴敛官逼民反
桑哥竭尽全力地敛财，但毕竟财有限而敛无度，地方仓库可征者甚微，其效果亦一年不如一年。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桑哥又想出一个敛财新招：增值钞引，增加盐、茶赋税。此外，桑哥又上奏，加征迁移户的赋税。这些都迎合忽必烈的胃口，忽必烈自然开心，一切都按桑哥所说施行。
桑哥每次推行一项新的敛财之术，都故技重演，出卖一批官职，网罗一批贪官污吏，让这些贪官污吏镇使四方。这些贪官污吏的贪赃不法，推行桑哥的敛财措施极为用心。当时增值钞引，增加赋税，他们也十分卖力地督办，借机从中勒索，大饱私囊。然而重重的苛捐杂税，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一些正直官员也冒死上书揭露桑党的不法行为。京师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桑党的贪酷行为很快被忽必烈知道，忽必烈为平息民愤，决定给负责在京师地区催征的官员萧仪重罚。但又念其多年聚敛有功，贷其不死，让他徙边淘金，桑哥不忍物伤其类。在桑哥的要求下，贪官萧仪被忽必烈宽释。
桑哥不遗余力保护同类，而对于违忤他的人则给予残酷打击与排斥。早在钩考钱谷之初，就有少数御史曾冒死奏报朝廷，可是桑丹倚仗威势，鞭挞御史，压服大臣。同时，他又安插亲信赵国辅为御史中丞，控制台政，压抑下属，严禁揭露和奏劾桑哥及其党人。但是，桑哥越是想一手遮天，越是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御大台有一老臣赵世延曾率领同班御史五人，共同劾奏桑哥敛财乱政、奸贪不法的罪状，并当面质问赵国辅，要求赵国辅必须奏报忽必烈。赵国辅见众人气势汹汹，只好表面上答应了。但他实际上却扣压奏报，并把赵世延等人情况密报桑哥。桑哥先发制人，罗织罪名参奏赵世延等五人，把他们全部黜至外地。当时，集资院学士兼传御史程巨大深受忽必烈赏识，眼看“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便亲自向忽必烈参奏：“今权奸用事，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香邀利之人……”强烈要求忽必烈制止、惩治桑党。桑哥听说这事愤恨万分，六奏忽必烈诛杀程巨大。忽必烈没有准奏。忽必烈虽然没有诛杀程巨大，但是，他也并不重视程巨大的意见，更没有处治桑哥。
桑哥贪赃不法，残暴聚敛的各种倒行逆施，虽然受到大部分大臣的参奏弹劾，但由于忽必烈视若无睹，放任自流，致使桑哥越发有恃无恐。在残暴聚敛的政策统治下，各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官逼民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举行了反元大起义。至元十六年，全国起义多达百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贫民钟明亮起义。此外，广东的黄贤举，福建的立老大、漳州的陈机察、建昌的丘元、泉州南安的陈师七、兴化的朱三十五、浙东台州的杨镇龙，基州、处州的吕重仁、杨元六等，都先后举起反抗压迫的大旗。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四、身首分离罪恶下场
严酷的事实迫使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策，不得不对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进行思索。也先帖木儿等相继参奏桑哥专术黜货、奸贪不法的种种罪恶勾当，语言皆无比犀利。忽必烈受到震动，数次遣召定信的大臣不忽木询问症结，不忽本也奏曰：“桑哥欺上罔下，壅塞圣听，贪赃枉法，紊乱朝政，忠良受辱，小人见用……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祸乱旦夕。桑哥不诛，贻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