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今晚看到罗冬勤同样不是有心底残存的那种非想，只是出于一种好感。有些女人对曾心底曾经闪念过的男人，这种好感都会一直余存，挥之不去，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异性相吸吧。不过，当她看到罗冬勤还带着另外一个男人来赴宴，她很感好奇。因为此人和肖家从没有任何接触和来往。这个男人她以前是见过的，那是她和前夫到镇政府办结婚证时，在办公室里见过。虽然结婚证不是他办理的，但由于他人长得高大和帅气，又讲一口与桃阳不同的外地口音，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乡村的女人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都有种与生俱来的羡慕。让肖曼凤没想到的是，这个男人每逢她上菜，都会用一双让她心跳的目光盯着她，这让她很感惊异。她忍不住，几次跑到卫生间在镜子里偷偷地瞄着自己，整整或梳梳自己的一头亮发，把衣领捡起，生怕是不是自己的衣着和打扮不齐整，才招来他的目光和注视。
当肖曼凤再次来到大厅时，妹妹肖曼美和招赘的新郎杜光庆，已经双双举着酒杯来到酒席向宴客敬酒献茶了。后面还跟着肖父和肖母。喜上眉梢的肖父提着一壶红酒；干净利落的肖母则提着一壶热茶，以备给新娘和新郎给宴客续酒续茶。这在肖山村的婚俗，这种敬酒献茶是宴席的最后一道礼节。宾客们纷纷从席位上站起，男人拿着酒杯，女人拿着茶杯，和客人相互道些吉利美好的贺语，然后干杯。这道礼数过去，客人就可离席散去。
肖曼美走到罗冬勤和郑其扬面前，敬道：“今晚你俩是远地来的贵客，我和新招的男人杜光庆，向你们致谢！来！我们再干一杯！”杜光庆也举起酒杯，说了声：“谢谢你们今晚光临！”然后一杯酒一干而尽。
罗郑俩人也举杯一饮而尽。宾客们齐声喝道：“痛快！你们再来一杯！”罗冬勤可是个老江湖了，说：“不能只我们俩痛快，要敬大家都一齐来。”宾客早已酒饱饭足，哪有谁还想再喝这种只是出于礼节的，傻瓜一个的“傻酒”，于是都笑着送走新娘和新郎，让他们到别的席位去辞客。
不久，肖家大院外响起了宴席的辞客鞭炮声。
客人逐渐离去。
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罗冬勤和郑其扬离席在院门口与肖家人道别。这时，肖曼凤也在大门口，她牵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望着牵着摩托车准备离开的罗冬勤和郑其扬，她忽然想到什么，上前对罗冬勤说，“你们要走村头柏油马路回去吧？我和两个小孩搭你们的摩托回去好吗？”肖曼凤说的要回去就是回双阳村的陶家，去桃阳镇双阳村是顺路。罗冬勤说：“好啊，我们是顺路。”又对郑其扬说，“她家就在柏油马路路旁，你载她，我载两个小孩。”郑其扬没有推辞，于是他载着肖曼凤，罗冬勤载两个小孩，一齐上路了。
郑其扬就是在这种场合，第一次和肖曼凤接触。从而与肖曼凤这个美女开始了一番不同寻常的来往，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既欢乐又悲伤，既离奇又惨烈的故事。
现在我们的故事就转到郑其扬身上。
郑其扬出生在离青佛县一百公里的海滨城市银洲。其父母都是青佛县郑龙乡人。父母早年从郑龙乡去银洲做缝纫手艺，自个在银洲市开有一家裁缝店。郑家有儿女仨人，在郑其扬身上是一哥一姐，郑其扬居尾。父母是手艺人，一家人在银洲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郑其扬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那时“四人帮”刚刚粉碎，城里的知青还得去上山下乡，只是政策已没以前那样强硬，可以由个人选择下乡地点，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行送到边远的山区。老家郑龙是乡下，郑父就选择让儿子回原籍郑龙公社当“回乡知识青年”。青佛县知青办同意了，就把郑其扬安排在郑龙公社知青点。可以说，郑其扬回郑龙公社，已属上山下乡最后一批知青了。他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知青政策已彻底拨乱反正就再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了。
郑其扬到郑龙公社知青点时，那儿已经没有多少知青了。老知青招工的招工，没招工的也都返城了。在郑龙知青点的，大都是像他这种刚从高中毕业来的知青，而且大都是县里来的干部子女。那时青佛县有个不成文的政策，或叫“内部规定”，只要上山下乡二年就可安排工作。换句话说，这些干部子女只要到乡下“镀金二年”，就能名正言顺安排到一个好工作。郑其扬和这些干部子女都在一个知青点，但他是回乡知青。虽然待遇相同，但还是有些差别。这差别在于这些干部子女都骄生惯养，经济条件好，他们平时都三五成群结伴一起，一起回县城，一起回知青点，一起下地干活，连吃饭都聚在一起。他们很少和郑其扬在一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的父母在县里都有一官半职，而你的父母是裁缝，又是回乡知青，他们的优越感不言而喻。郑其扬除了没像他们有随意可以乱花的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说的一口与他们不同口音的银洲话。所幸的是他从小在大都市长大，人并不土，骨子里仍透着大都市人的那种城里人的气质。这多少没让那些傲慢的干部子女看扁，多少弥补了他作为平民百姓子女身份低的不足。
郑龙知青点实质上是个果场。这个果场的建立全赖于一九七四年有个叫李庆霖的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信后，得到毛主席亲笔回信：“寄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事甚多，待统筹解决。”之后，各地对上山下乡政策开始加于改正。比如过去知青是插队，到农家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挣那一天几角钱的工分，生活十分艰苦。改正后的知青政策大都是设立知青点，并且派有专门的干部带队，对知青点进行管理。而知青点又大都设在林场、农场、茶场的场部里。只要知青出工，每天也能确保有一元钱的工资，确保他们不会有“无米之炊”。
郑其扬这个知青点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因为郑龙公社离银洲只有百来公里，所种植出产的香蕉、华李、菠萝、柑桔等水果大都可以运往银洲市去销售，经济收入不错。每个知青下地每天都有一元三角钱的工资。知青以出勤天数领工资，每月只要上满二十天，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虽然每月的收入是三十来元，但在一九七八年那个时候，收入算是不错的了。那时在城里上班的工人工资也才三十多元，所以温饱不成问题。
知青点的住房也不错，男的每人有一间，女知青是两个人合住一间。晚上，那些干部子女的知青聚在一起打牌、聊天，或自己做些好吃的夜宵喝酒，以消磨掉地处山乡那些无聊的夜晚。
郑其扬因不合群，就独自在房里看书。那时一些以前被列为禁书的书籍开始解禁，原来被视为毒蛇猛兽的中外名著已可在书店里买到。除了读书，郑其扬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练习书法。虽然他是出生在裁缝手艺人的家庭，但父亲却是个有点文化的人，尤其是写有一手人见人爱的毛笔字。父亲闲暇喜欢看那些书页都有些泛黄的老书，竖排的。诸如“封神演义”、“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说岳”，还有旧时称作十大才子之类的闲杂书。郑父看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看中国四大名著，认为《红楼梦》是好书不假，但是属才子佳人的书，还过于深奥，难于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通俗易懂，家喻户晓，平民百姓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而对《西游记》他父亲认为过于神幻，天神地仙，妖精鬼怪，飞天钻地，梦幻离奇，让人抓摸不定。因此，他最推崇《水浒传》这种忠奸对衬，侠风义骨、肝胆相照，又众人皆喜欢的书。他几乎能把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字，浑号都叫出来，甚至人物在哪一回出现都能说个子丑寅卯。他平日里常对他们三个小孩说，人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特别是像我们是在外谋生的手艺人，就更要讲道义，讲义气，讲信义，我们就是靠人们和朋友的帮衬，才能在银洲生活下来。也许是受父亲这种教育的耳濡目染和影响。郑其扬从小好交朋友，特别讲义气，与人交往肝胆相照，对朋友不耍奸，不干背信弃义的事。
他小时，父亲还教育他们三个子女，不管你书读得怎么样，首先要把字写好、写工整、写娟秀。父亲的座右铭是“字是文章皮”。所以在读小学时，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把三个子女都送到市文化宫学习书法。受这个教育，郑其扬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都写着一手好字。魏碑啊、狂草啊、行书啊、王体啊、赵体啊都能来一手，连硬笔书法，他都练。不过，郑其扬最喜欢的还是颜体和柳体的楷书。在郑龙果场，郑其扬每晚都会继续这种操练。
不久，有知青发现郑其扬的这种书法爱好。这种发现的结果是传到那个管知青的何原坚干部那里。何原坚干部特意几次夜袭郑其扬的宿舍，都看到郑其扬真在夜间泼墨挥毫练书法习字，并且惊奇郑其扬的书法字写得娟秀、端庄、好看，像书帖上的字。何干部惊讶之余是从中选出三幅抄写李白、杜甫和王维诗词的书幅，代表郑龙知青点去参加一九七八年的青佛县书法展览，其中那幅李诗仙的《望庐山瀑布》的书法作品被县文化馆评选为一等奖。之后，又送到市里参加书法比赛又获得二等奖。一时间，郑其扬名声大噪。这时，就引起了时任郑龙公社党委书记杨浩达的关注。杨浩达书记亲临郑龙知青点，到郑其扬宿舍，看了郑其扬一大堆的书法字，果真字字珠圆玉润，幅幅清丽俊逸。杨书记要求郑其扬当场泼墨挥毫写给他看。郑其扬写了一幅王维的《竹里馆》，用的是魏碑体，只见他浓墨笔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照人。”二十个字落在宣纸上，安静、怡适、优雅、美仑美奂，与当晚山乡果场的自然环境仿佛融合在一起。杨浩达赞叹不已。何原坚又向杨书记说，“郑其扬不仅毛笔字书法写得漂亮，硬笔书法也好生了得。”杨书记于是又让郑其扬把硬笔写一幅让他看看。郑其扬又当场铺上硬笔空格纸，选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只见硬笔在空格纸上沙沙作响，当写到最末的“微斯人，吾谁与归！”几个字时，杨浩达已被郑其扬的硬笔字的秀拔、雄健、端庄所折服，他禁不住叫道：“太漂亮了，完全可以作帖了，打从我任书记这么些年还没看到有人硬笔字写得这么漂亮的！真是个人才……”连连赞叹之后，当场索走了那两幅书字，与何原坚干部兴致勃勃而归。
之后半个月，一纸招干郑其扬为郑龙公社文秘办的通知书发到郑其扬的手上。因为杨浩达书记回去后向县知青办打了报告，指名道姓要这个获得过市书法比赛二等奖的知青，到他手下任文秘干事。那时的公社机关还没有打印机，更不要说有后来的电脑了，所有的报告、汇报总结、文件等文书全赖于人工来写。这种抄抄写写的文案工作尤其讲究书写字体。一个党委书记的一份上报的汇报、工作总结，更讲究字体的工整、端庄和秀丽。杨书记太需要这种关乎颜面的人才了！这也正应了郑父那句“字是文章皮”的座佑铭了。
就这样，郑其扬靠自己的真才实干，调离了郑龙知青点，结束了知青下乡生涯，正式成为公社文秘办的一名干部。这在当时的知青眼中可是一份人见人羡的工作。这时是一九七九年，郑其扬下乡仅一年九个月，下乡二年还不到。他当然是被破格招干了。
到了郑龙公社文秘办当干事，杨浩达书记只要遇上和文字打交道的，一律交由郑其扬来完成。公社开会要布置会场，要作宣传活动的和迎来送往的标语、文件简报等等，也都由郑其扬大笔操刀。那些左撇右捺，龙飞凤舞、或雄浑苍劲、或古朴厚重的书字不断地在郑龙公社的墙壁，大街小巷的宣传栏上出现，博得大家的一致赞美，给杨书记和郑龙公社都争得一份好评。有的还称赞杨书记识才、惜才和能用才。县府和县文化馆几次曾动了要调郑其扬去县里任职的念头，但都被杨浩达挡回了。杨浩达说：“要调，就连我也一齐调！他可是我的手脚，谁要斩断我的手脚，我跟谁没完！”于是上边就断了这种念头。
1983年，公社一级改名为乡镇政府，杨浩达被对平调桃阳镇任党委书记，他同时也把郑其扬调到镇政府办公室。这时的郑其扬已从人秘干事升任政府办主任，职别是副科级，仍然负责杨浩达的文案工作。由此可见，杨浩达对郑其扬的器重，甚至可以说，杨浩达已离不开郑其扬，郑其扬几乎成了杨浩达的贴身棉袄。
杨浩达在桃阳镇任书记一任就是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里，郑其扬的书法作品也曾几次在省、市获奖，县里书协还给他挂了个副会长的名誉。期间，他有好几次可以升迁更高更好的职位，但到了杨浩达这儿就被一一打住了。郑其扬虽然有意见，但一想到杨浩达对他的知遇之恩和多年来对自己的器重，他只能摇头兴叹，自慰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