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生1921年生于缅甸仰光市，祖籍福建。他1岁多随父母回国，因父亲求职无着，长期颠沛于北京和福建两地之间，直到1929年上小学后，才在北平（今北京）安定下来。高中毕业后，杨南生离开北平去上海，费尽周折取得了一份英国护照，才得以通过日军封锁，从海路到越南，再辗转进入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航空系就读。杨南生爱科学，尤迷航空，所以选择航空为志愿。但是，当他了解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腐败内幕，进而对当时那种只修不造的航空业有了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学成之后仍然报国无门，于是他痛苦地终止了对航空的迷恋，转入西南联大机械系学习。
1943年暑期，杨南生修完了机械系课程，受聘到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职。1945年，他又回母校任材料力学助教，逐渐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兴趣。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南生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为刚回国的钱伟长开设的现代应用力学问题新课程当助教，由此获益匪浅，坚定了他从事力学研究的志向。
1947年，杨南生考取公费留学，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出国前，他征询了钱伟长的意见，选定了塑性力学为研究方向。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于1950年获取博士学位。学业刚一结束，他便立即准备回国。经过斗争，他与妻子及同学数人，才得以持一份“无国籍人士”护照离英，几经周折，转经香港，于1950年10月回到祖国。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遵照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组建卫星研制机构，杨南生被委任为1001设计院负责人之一，负责运载火箭的设计。1964年7月19日，杨南生亲自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的发射。在火箭起飞前，由中科院生物所送去的一批可爱的大白鼠、小白鼠，以及装有各种生物的试管，被放入火箭头密封舱内。随着一声指令，火箭带着这批小生命，扶摇直上70公里高空后，又随着降落伞安全返回地面。这批巡天使者，连同它们搭乘的火箭，揭开了中国火箭生物试验的序幕。
1964年8月，杨南生珍藏起周恩来总理的任命书，挥别繁华的大都市，匆匆赶往位于四川的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任四分院副院长。当时，四分院的固体发动机被选为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没有入轨发动机，火箭第三级就当然地承担了入轨发动机的任务。为此，该院成立了工程领导小组，杨南生被任命为组长。为了解决药柱表面裂纹和发动机不稳定燃烧问题，杨南生带领技术人员，反复试验，经过多次试车及冲击、振动等试验，终于在1965年7～8月里，取得了6次飞行试验全部成功的佳绩。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有能力自行研制以固体复合推进剂为动力的火箭发动机，这是固体火箭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1965年冬，四院从泸州迁至内蒙古。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边陲上，新中国固体火箭的研制工作刚刚开始，“文革”的浊浪便疯狂袭来。研制工作遭到巨大干扰，基地近于瘫痪，连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车辆，也不再发动。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可怕的政治动乱，丝毫动摇和摧垮不了杨南生的意志。终于，沙原深处，试验站的高高试车台上，一个发动机，周身捆绑着几个助推火箭，待命点火。1968年1月26日，发动机第一次做旋转试车。30秒，15秒，没有能再往下数，发动机猛然爆燃，如脱缰的野马，吼叫着飞出了试车台……杨南生立即组织力量检查、分析。当他指导工作人员先后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后，之后的19次试车，均获成功。
1970年4月15日，杨南生起草的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的报告，与任新民起草的第一、二级报告和戚发轫起草的卫星部分的报告，被一起呈送到周恩来总理的案头。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份不寻常的报告。1970年4月24日，共和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由“长征一号”送上天宇，第三级发动机的最后一推，把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从此传遍全球。
杨南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卓越创业者。他为我国固体火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用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固体火箭之外，我国的第一枚可返回式卫星制动固体火箭以及第一枚用于水下发射的固体火箭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
航天“总总师”孙家栋
在中国的航天史上，他还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是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大容量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应用卫星大系统的总工程师，他还是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的航天工程技术专家——孙家栋。
孙家栋生于1929年，是辽宁省复县人。18岁那年，他带着憧憬从家乡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并且被选送到了苏联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1958年．孙家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还获得了斯大林金质奖章。就在他载誉而归的前一年，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载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两枚P—2近程导弹。回国后不久，孙家栋进入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从事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太空递上了一份战书：“苏联和美国把人造卫星抛上了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一份战书改变了孙家栋的命运。1967年，他被抽调改行搞卫星。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许多专家和研究人员就开始了中国第一颗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就在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候，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1965年10月，国家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实现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为了让卫星升空后能让地面“看得见”，孙家栋和同事们绞尽了脑汁。根据对卫星目视亮度的计算，卫星很暗，地面上根本看不见，于是他们就和搞火箭的同事商量，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借光”的办法。让末级火箭和卫星一起运行，并且在末级火箭上安上一圈增加亮度的观测裙。这样，卫星不就可以借光，让地面上看见了吗？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完成总装任务，达到了发射要求。历经12年风雨磨难，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了。这颗卫星虽然在世界上排名第五，但在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并且水平不低，着实令全世界吃了一惊。东方红一号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在主持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不久，孙家栋又主持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1978年，孙家栋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对中国返回式卫星的研制经过作了专题发言。针对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多项科研成果，大会给予了隆重的表彰。中国成了除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参加并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但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星上蓄电池发生了预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这可能使蓄电池损坏甚至使整星失败。孙家栋大胆果断地作出大角度姿态调整和执行应急技术方案的决定。而实施这一方案，超过了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范围。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紧张而认真地工作，卫星故障终于得以克服。1984年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卫星上的设备工作正常。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为中国通信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1986年，孙家栋担任了“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87年，他又主持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工程和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一号”地球资源卫星工程，而每项航天工程都由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及卫星应用五大系统构成，五大系统中的每个系统均设有总师，由于孙家栋负责上面三项航天工程，所以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
作为“东方红一号”等多颗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是在发射现场见证中国卫星第一次发射和第一百次发射的唯一的航天人。2003年，已是74岁高龄的孙家栋被任命为我国探月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开始启动。
“火箭老总”黄纬禄
当德国的V—2火箭袭击英国伦敦时，有一位中国青年工程师在那里目睹了这个历史性事件，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航天技术创始人之一的黄纬禄。
黄纬禄于1916年12月出生在安徽芜湖市。20岁时，黄纬禄考进原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1940年，他从中央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山沟里的一个无线电器材厂工作。1943年，英国工业协会来中国招收一批“实习生”，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各项考试，来到英伦三岛。到了英国后，黄纬禄等人被安排到工厂去实习。不久，他又考上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的研究生，从此，他每天在工厂、学校、住所这三点之间往返，每天工作学习达14个小时之上。黄纬禄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在街头随便买个面包充饥。黄纬禄在英国实习之时，恰是二战酣战之际。在那里，他目睹了德国V—1、V—2导弹轰炸伦敦的一幕幕情景。所谓V—1导弹也就是无人驾驶飞机。其命中率较低，落到伦敦区就算命中了目标。其方位是用相当于指南针的陀螺来控制的，飞行距离由所带燃料多少来控制。发动机声音很大，很远便可听见。燃料燃尽时，发动机即刻停止工作，机体便俯冲下来，落地爆炸。黄纬禄学会听导弹声音来判断自身安全。即听见声音在很远处就不必慌张，若声音过了头顶就绝对安全了。怕就怕声音在正前方不远处骤然停止，导弹很可能会俯冲到自己身旁。
英国工厂有条明文规定：实习生可以晚到半小时，即八点半上班。一天，一枚V-1就在他晚来的半小时里落在了他实习区的窗外。他一到厂就见自己的办公室被炸得破损不堪，与他一起的五位英国人，当场死了四位，另一位在送往医院途中死去。当初，英国歼击机的速度没有V-1快，对付V-1很困难。英国为反击V-1，很快研制出了喷气机。喷气机伺机在海峡上打掉V-1。面对喷气机的威胁，德国纳粹又改用V-2导弹，它速度较V-1快得多，每小时飞上千公里。不久后，英国情报部门搞到一枚没有爆炸的V-2，放在皇家展览馆公开展出。黄纬禄围着导弹转悠了好多圈。这时，他心中萌发了一个愿望：回国后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来。
1947年，黄纬禄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任职上海无线电公司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黄纬禄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工业部电工研究所任研究员，50年代中期，奉调至北京通信兵部研究所任研究员，不久，中国第一枚火箭研究机构成立，黄纬禄旋即调入国防部和第五研究院专司火箭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逐渐成长为我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历任“东风一号”火箭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火箭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火箭老总”。
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政府作出研制潜地导弹的重大部署。1970年，黄纬禄由液体导弹控制系统总设计师转任潜地导弹总体设计师。潜地导弹是在水下核潜艇上发射的，这就有不同于陆地导弹发射的技术条件，有诸多陆地导弹没有的技术问题，比如克服水中阻力的水下弹道问题、弹体封密问题，因潜艇的晃动或行进又需解决发射点的位置、平台调平的基准等问题。众多技术难题都在黄纬禄与同事的通力合作中得到圆满解决。限于国力，当时又侧重研制液体导弹，另加“文革”的阻挠，起初多年的研制工作近于停滞，仅仅能做些初步的小型试验，可谓含辛茹苦、步履维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末才渐渐有了起色。起色有了，还得从节约经费出发。原计划在西部挖建一个大池子引黄河水做水下试验，且已开始动工。但多数人认为应该免修这项工程，直接拿到海上试验。黄纬禄支持大家的意见，如实把意见向上反映。最后在钱学森主持的研制单位和使用单位的协调会议上，才最终确定去海上试验。经地上和水下反复试验，潜地导弹已具备了发射的条件。
1982年春，在北京召开总师会议，为潜地导弹发射作最后的技术和组织准备。黄纬禄宛如快接近终点的长跑运动员，迈出了百米冲刺的步伐。为确保发射万无一失，他日日夜夜带着几度困扰他的胃溃疡病坚守在现场，对技术上的每个细小环节，都事必躬亲、仔细检查，对每份技术参数都详尽核实。一次某导弹总装测试时，有一个继电器偶尔出现了一次该吸合而不吸合的现象，后来大家又反复测试几十次，这个现象却再不复现。有的同志认为可能不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准备放过去。黄纬禄严肃地说：“我们搞科学的就要有科学态度，不能来‘大概’、‘可能’，一定要抓住这个‘偶尔’不放，查它个水落石出。”说着他就和大家一起测试、分析。结果发现是继电器衔铁上一个微小铁屑所致。后来，“抓住‘偶尔’不放”便成了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1982年10月12日这天，秋高气爽。我国渤海海域碧波万里，天空湛蓝无云，海面荡着细小的波浪，不似往日狂澜怒吼，显得温顺祥和。在下午的一个瞬间，潜地导弹如蛟龙腾跃出水面，打破了海面上宁静的画卷，喷吐着白色的云柱直刺高空，云柱如蚕吐丝，越吐越长，在海天之间绘出一幅壮丽的景观……
当我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的喜讯传遍全国的时候，神州大地万众欢腾。因为潜地导弹完全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生产出来的。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自行设计、自行发射潜地导弹的第4名成员。